奇石

奇石

作者：彼得-赫斯勒

原载：《纽约客》2009年1月12日

译者：北客

1.

    在110 国道沿线，我们一直看见奇石的广告牌，这些牌子最先出现在河北省，那里土地荒芜，唯一的色彩就是这些立在路边的红色招牌了，牌子上大字写着颇为诱人的“奇石”，在风吹雨打之下撕扯得残破。我们开车往西北而去，一出发就遇到春季的暴风雪。此刻，只是下着雨，我们的眼前就是气象预报，对面开来的车顶上都冻着冰雪，大多数是解放牌大卡从内蒙古向南运货，重叠的箱子笼子上覆盖着冰霜，顶着风在大平原上行驶，装载的货物向右边倾斜，就像在怒海上行驶的船只。

     这是2002年，我开着租来的切洛基吉普，麦克-戈迪和我同行，如果不出差错，我们最后会一直开到西藏高原。我们是几年前在和平队里认识的，在结束了志愿者的工作后，我们各自找到不同的方式继续留在中国：我作为专栏作家，戈迪在西南开了个酒吧。但是每过一阵子，我们会在路上碰面，算是为了过去的好时光吧。开过了六七个奇石的牌子，我们俩都没说话。

   “这是干嘛的？”戈迪终于说。

   “我不知道，我以前没开过这条路。”

   在这些混凝土白瓷砖的小店前立着的店招，变得愈来愈执着。在汉语里，奇石指的是那些形状酷似其它什么东西的石头，在全国各地的景点，它总是挥之不去的旅游纪念品；在黄山，你可以找得到名为仙人下棋或犀牛观月的浑然天成的山岩。收藏家们购入小块石头，有的还雕刻成某种形状，有的可能含有某种矿物质而形似某种超自然的具象，但是为什么在河北省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它还如此兴旺？这确实叫我不解。到底谁要买这些东西呢？过了大约二十个招牌，我终于停下来。

   这个店内部的布置有点奇怪，展示桌环绕着屋子，只留下狭小的入口，店主笑着站在入口边上，我走在戈迪前面，挨着身挤过桌子间的入口，接着就听到一声轰然巨响。

   我转回身，戈迪站住不动，水泥地上到处散落着绿色的碎片。“怎么啦？”我问。

  “他碰倒它了！”店主说，他抓着戈迪的衣角，“你的外衣扫到的。”

   戈迪和我盯着满地的碎片发愣，末了，我问，“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玉，”那人说，“是一艘玉船。”

   我这才看出那些碎片，破碎的桅杆的一角，断裂的一段帆绳，是一艘那种中国生意人在办公室里陈列的取意吉祥的模型船，材料看去像廉价的工厂出来的假玉石， 船是完全碎掉了，五十几个碎片都不止。

   “别担心，”店主爽朗地说，“先看看，可能你们要买其它什么东西。”

我们站在屋子的中央，桌子围成一圈，我们就像圈着的动物。戈迪的手在颤抖，我觉得血液在我的颞角搏动，“你真的碰倒它了吗？”我用英语问。

   “我不知道，” 他说，“我没感觉到什么，但我也不确定，它是在我背后倒下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中国老板会在货物破碎时，反应得如此沉着。另一个人从边上一个屋子里出来，拿着扫把，他把沉船扫成了整齐的一堆，但却把它留在地上。毫无声息地出现了其他人，最后有三个人站在门口的地方。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有意的布局，我听到过古董店的店主故意摔破花瓶却嫁祸于顾客的事儿，但我们现在离北京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我甚至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县。科迪变得出奇的沉默，每次闯祸时他都这样。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挑选奇石。

   我和戈迪都是1996年参加和平队的；去当一个志愿者，听起来有点时光倒错的感觉。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建立了和平队，那时候它真的是极度的风光，它吸引了许多关心着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角色的、有理想的年轻人。到了越战以后，国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反思的浪潮，和平队也因而受到影响。911袭击之后，和平队的重要性又变得有所不同，现在再没有人是因为郑重地思考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而参加它的了。

   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并没有什么国家大事要劳动和平队，所以很难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会促使一个人去国外呆上两年的。 我们的理由常常千奇百怪，我所认识的志愿者们都还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是通常都很低调，常常不愿意多说这些。戈迪告诉我，当他进和平队面谈时，招募者请他按1到5分来评估自己“对社区的奉献心”，戈迪给自己打了三分。停了好一阵子，招募者开始提问说，你在戒毒中心工作过，对不？你现在还在教书，不是吗？最后，招募者说，“我来帮你写4分。”戈迪后来告诉我，他参加和平队的一个原因是，那时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友对他们的关系认真起来了。从其他几个志愿者那里，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东西，你所热衷的最艰难的活儿，倒也是结束关系的最好办法。

   那时我也没有对招募者说我自己的真实动机，我很想有点时间写作，但再不想回学校读书了，而且无法想象去做某种固定的工作。我想学一门外语，教上两年书。我觉得和平队的生活比较没有结构，这一点吸引了我，而且还被称为志愿者精神呢，我父母一定会很高兴。在密苏里州的父母亲是天主教徒，还真切地记得肯尼迪。我后来听说和平队一直吸引着高比例的天主教徒。但真不知什么原因，它在中西部特别流行。在我的和平队小组里的十三个人中，有六个就是从中西部出来的，这该和中部牢固的自由派信念有关吧，但是也有一种逃避的因素。我的同伴中，有的人从来没有出过国，有个密西西比州来的志愿者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呢。

   我们当中没人以前做过去中国的准备，除了些基本常识，没有人学过汉语，更没有人到过中国；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实际上是完全无知的。我们学到的头几件东西里，有一点就是，共产党对我们的存在是很怀疑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国政府还指控和平队和CIA 有关。这些东西虽然已经不再公开地讲了，但是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还是对接受美国和平队心有余忌，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出现在中国，而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是被密切地监控着，我常常想知道中国的那些安全官员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的毫无破绽会使他们迷惑呢，还是使他们更加怀疑。他们一定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弄清这些个人都有什么共性，而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送他们来中国。当然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在我来中国的前一年，有一个老人从美国海岸防卫队退役后参加了和平队，每个人都叫他船长，他可是个拉什-林勃的热心支持者。上训练课时，他穿着里根的T恤，在他所身处的中国大学校园里这太引人注目了。我听说，有一次和平队官员就说，“你或许应该换件T恤穿穿。”船长回答说，“你或许应该再读一遍你的宪法。”（那可是在成都市呀。）有一天，在给一班中国年轻人上课时，船长在黑板上划了一条线，在线的一边写“亚当-斯密”，另一边写“卡尔-马克思”。“好了，全班同学，今天的课很短，”他宣布说，“这，行得通；那，行不通。”最后，和平队以他在成都街头的争吵中打碎出租车的旁视镜为由，驱逐了他，（这个风波正好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在中国的安全档案中，这个细节可能被忽略了。）

   然而过不久，大家可能又把谁派你来和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来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我们大多数人在边远城市的大学里教书，平时与和平队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偶尔有些课程要求会从高层一级一级传下来。有一个全球的规划，和平队要求教育志愿者们把环保的主题结合在教学中。我有个同伴很谦虚地开始做，讨论乱扔垃圾好还是不好。这使得整个班级一分为二，许多学生激动地辩称，许多中国人以捡垃圾为业，如果没有垃圾，他们岂不要失业，那他们吃什么？除了有效地结束绿色英语课之外，辩论没能得出清晰地结论。

   这些经验会改变人，却常常不是所预期的。对于死硬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不是好工作，他们大多数最后很沮丧、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生存，这些聪明人每天订些小目标，诸如，每天学一个中文成语，或是每天为班上热切的学生们教一首诗，长期目标多半被抛弃了。灵活性很重要，幽默感也一样，和平队手册从来不有趣，每国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看法也绝对古板：有许多国家需要拯救，有许多国家真的很可怕。这些话放在共产主义者那里也一样，他们的宣传一点也不幽默。中国老百姓倒是轻松得让人惊讶，他们笑我的一切：我的鼻子，我穿衣服的样子，笑我使用他们的语言。 对于那些抱着僵硬自尊的美国人，这是个槽糕透顶的所在。有时我觉得和平队是一个逆向的难民组织，安置着所有那些迷惘失落的中西部人。它可能也是唯一的放弃了关键性国家特征的美国政府机构，自豪，雄心，耐性，控制的直觉，积蓄的欲望，和传播的冲动，所有这些，全都不见了。

(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