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 之三

3.

当我们从乌鲁喀布旅馆签出时，一个孤独的保龄球手还在撞击着球瓶。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树立了一个牌子，上面有可以更换的数字，好像球场上的记分牌：

本月这个路段已发生：

事故65次   死亡31人

昨天的风雪已经过去，但是气温依然只有华氏十几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高速公路穿过覆盖着冰雪的旷野上的小山丘，我们超越了那些熄火的解放牌，它们的燃料管冻僵了，可能因为油箱里进了水了。开了十五哩，我们到了小山顶，看见数百部车辆形成的长龙一直排向天边，卡车，轿车，和吉普。大家都无法移动，都在按喇叭，喇叭声的交响随风飘得很远，绝对想象不到交通阻塞竟会发生在这样荒凉的地方。

我们停了车，徒步向塞车的交汇点走去，司机们在解释着情况。事情是由几部冻结了油管的卡车引起的，其它车辆开始在这条两车道的公路上超车，有时会遇到对面过来的无礼司机，于是就互不相让，就乱按喇叭，使得后续车辆越来越长，以至于两个方向都无法动弹。有的车子试图从路边绕过，一般没开几十米就动不了了，一些人穿着便鞋踩在雪里，赤手空拳地要把车子从雪里挖出来。看不见警察或交管。有些卡车司机爬到车底，燃起紧急警示火棒，来给油管加热。 这个图景倒也有几分美感：冰雪覆盖的荒原上，一条无始无终的漫长的车队，橘红色的火焰在蓝色的解放牌卡车下跃动着。

“你应该过去给那些卡车司机拍张照片，”戈迪说。

“该你去拍照，”我说。“我可不到那些人边上去。”

终于,在蒙古平原上这个无名的所在，我们越过了奇怪和愚蠢的阴影似的分隔线，观赏了一阵子火焰，我们从小路奔呼和浩特而去。就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切洛基的启动马达坏了，我们推着车发动了马达，总算到了修车厂。技工在修理马达时，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国宾牌香烟，但是，在110 国道上的那一幕之后，这和七月四号的焰火一样无伤大雅。

有人说，和平队里最叫人难受的是回家。 在我们两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发下来如何寻找工作的材料，讲到回到美国，人们会说诸如“没想到和平队还在啊！”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 一些志愿者参加了外交人员考试，他们当中有一个考了一半，就不再把它当一回事儿了，因为在写作部分，他写了电影“空军一号”如何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另一个通过了笔试，面谈却没有过关。这些年来，我认识了更多参加过这个考试的志愿者，他们全都对这个程序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在实地所学到的东西完全是毫不相干的。

和平队已开始代表的是一种对外援助，但另外一个目标是，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个组织从1958 年的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的书中得到启发，那本书把美国的外交事务批评得体无完肤。在某种层面，当我离去时，我对和平队的转化人的力量深信不疑：这段经历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些改变总的说来，使得这些人更加不可能为政府工作。志愿者们差不多是以个人主义者开始，很少人会像传统意义上的雄心勃勃。 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学会了与某种程度的紊乱相处，这使得很难对根本的改革产生信心。

我在中国的伙伴中有许多最后都成为教师，部分原因是我们曾经是教育志愿者，但也和我们学会的技巧有关，灵活性，幽默感，以及愿意招架初中生使出的各种花招。有些人成了作家和记者，一些人读研去了，其他人则继续游荡。 戈迪在中国逗留了几年。夏天里，他为和平队工作，帮助训练新志愿者； 其余的时间里，他捡些奇怪的事儿干：为报纸专栏写点故事，当临时翻译和研究人员。他每过一阵就会路过北京，在我的沙发上睡一个星期。 对于宾客，和平队的服务期就是终身的。有时我会有三四个前志愿者呆在我的公寓里，他们全都是中西部的老大，喝着燕京啤酒，笑谈着过去的时光。

戈迪在西南的昆明市，和一个中国合伙人一起，开了个酒吧，他们在旧防空洞里找到了场所，租约上清楚地写明，如果中国进入战争，他们就得放弃店铺。他们有两个台球桌，和一个乐队舞台。开张不久，发生了一次动刀的打斗，一个调酒师被捅了好几刀，肺有部分被切除。酒吧没有什么生意，戈迪和他的合伙人勉强凑够了钱来付医疗帐单。戈迪把那地方取名“谈易”。

我们开车穿越中国北方的第二年，戈迪终于回到美国，他三十岁，几乎是穷光蛋，他回到米尼苏达去，无法想象可以重新在那里生活。过了一个月，他坐灰狗巴士去了南部。有些其他志愿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达维尔，他们让戈迪在家里暂住，为他在密西西比州大找了个给外国学生教英语的工作，一学年赚两万四千美元。戈迪了解到教师执照的课程，差不多和法学院的课程一样长，他就买了几本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书自学，按着图表，一步步学下去。到了下一次我看见他时，他住在河滨车道，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书了。业余时间里，他为人权观察做些中文研究，最后他成为哥大亚洲法律学刊的主编，我认出他脸上的某种表情是源于中国的：稍微有点震惊，有点沉重的样子，完全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发展，但是这样一路过来很开心。

开到后来，我们沿着215国道去西藏高原， 双车道的公路两旁是高原沙漠的沙土和岩石的景观，偶尔有高速公路的安全宣传，有一段路的沿途，政府在路边的十呎高的柱子顶端，放着撞毁的汽车，车子被撞得不成样子：前端被撞得稀巴烂，一个车门也摇摇欲坠， 车子后面用油漆写着“四人死亡。” 它像是一种儿童玩具悬吊车的令人恶心的版本。另一个广告牌像菜单那样展示着速度限制：

40 公里/小时    安全

80公里/小时    危险

100公里/小时   进医院

在青海省的边界，公路坡度陡然上升，我们超越了缓慢行驶的解放牌卡车，它们的引擎在稀薄的空气中悲鸣 ，高度表上显示差不多要到一万两千呎了。有一段一百五十哩的路程，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人烟，也没有加油站或餐馆或小店，我们经过的第一个小镇像是不久前刚被摧毁了，断壁残垣，如失落的帝国遗迹，黯然站立在高原上。

在青海，戈迪的左眼开始生事儿， 先是流泪，以后疼痛；他坐在乘客座上，用拳头摩擦着脸。我们穿过了另一个一万两千呎的关卡，然后下到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水体，是个周长大于两百哩的盐水湖泊，像蓝宝石一样碧蓝。我们在岸边找了一处手指状的陆地露营，这是我在中国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但是，那时的戈迪差不多已经无法看见东西了。

第二天他躺在帐篷里，呻吟着。“痛死我了，”他说，“不停地痛啊！”他取出了角膜接触镜，眼睛还是痛，他问还有几小时可以到省会西宁。 “也许我们能在西宁找个眼科医生，”他说。 我突然想到，这可是六千哩的旅程中，我所听到的最不祥的一句话了。眼睛最终痊愈了，他后来意识到，问题是出于他的角膜接触镜片。在昆明的时候，一位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正在以半价促销娇生牌镜片，很合算，戈迪就一下买了很多。结果证明，那些镜片是假货。 这后来变成了一条常规：在昆明，不卖促销的角膜镜片。 中国充满了教训，我们每天依然在学习中，不要在新疆徒步远足，不要在河北的鬼地方买奇石，别跟抛锚的卡车下点示警火棒的人们呆在一起。沿着湖边开车，我们又经过一辆悬吊车，然而戈迪的眼睛泪如雨下，无法看见它。他一路啜泣地穿过青海，他在盐湖荒瘠的岸边啜泣，他在成串的悬吊车旁啜泣，他在从世界屋脊下来的长坡上啜泣。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