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兄弟刚下飞机”

作者：倪乐雄 2010年01月18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学问可以浅薄、预测可以瞎说、书可以不看、文章可以狗屁，但出国不可不出，只要操得一口西洋鸟语且经常出国，就是有学问、有造诣，于是乎开学术会议时，除了经常看到“大腕”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外，还常常遇见迟到者行色匆匆闯入会场，煞有介事连连向众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下飞机，刚从国外赶来”云云，早退者的口头禅是：“对不起、对不起，先走一步，另一个会等着我。”  

    在学术圈的人都想出国交流，以致个别人那怕做三流老外学者的徒弟也心甘情愿。十年前被邀请去美国作学术交流，临行前管外事的某副校长作例行外事注意事项谈话，告诫道：“在美国看到先进的东西千万别露出惊讶的神色，要视若无睹，泰然自若，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他却刚批准一位社会工作系的副教授去美国一所不入流的什么什么河谷大学读硕士。所以“中国人的尊严”一下刺激了我，便毫无顾忌地向他指出：“讲到尊严问题，我认为我校不应派出副教授去读美国的硕士学位，这不仅丢学校脸，也丢国家的脸，这等于承认中国的副教授学术水准等于美国的本科生。这才是涉及中国尊严的大问题，比看到先进的东西表示惊讶严重多了。”他立马王顾左右而言它，从此我们之间感觉都不好。他显然认为我是个不给领导面子的人，因而不可重用。我则认为他这种素质的校长根本不值得为之效力。    

    搞国际政治的若长期不出国交流，似乎是学问不长进的标示，所以以国际关系为营生的学者中，形成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学问可以浅薄、预测可以瞎说、书可以不看、文章可以狗屁，但出国不可不出，只要操得一口西洋鸟语且经常出国，就是有学问、有造诣，于是乎开学术会议时，除了经常看到“大腕”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外，还常常遇见迟到者行色匆匆闯入会场，煞有介事连连向众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下飞机，刚从国外赶来”云云，早退者的口头禅是：“对不起、对不起，先走一步，另一个会等着我。”这几句话果然灵验，立马标出出席者的身价高低，那些善始善终有“会德”却出不了国，又没有下一个会议恭候的人一下矮去三分，而“刚下飞机”者和“还有会议”者身价立马“辩证地”螺旋型上升。

    近几年参加了一些会议，多少也看出点门道，此等人物在学术界可归诸“学术演技派”，往往名头很大，身兼数职、每天左右开弓、两个电话一起接，俨然双枪老太婆，每天有几桌饭局恭候，山珍海味灌其肠，靡靡之音淫其耳，各种会议连轴转，奔走折腾于官不官、学不学的阴阳二界而乐不思蜀。这些“刚下飞机”的人物，学术上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除了早年“出道”时有几篇勉强过得去的文字外，现已基本不学无术，但各种“演技”却已炉火纯青，“对不起”这招只是“小技”耳，更有“空麻袋背米”、“招官为徒”等圈利谋益的绝招让人瞠目，加之硕士、博士前呼后拥、起而仿效，到头来，师徒皆未识学术正径，而俱误入歪门邪道，以致学风日邪。个别名校竟培养出倡彻底销毁自己的核武器来博得美国信任的博士，创一流大学培养一流蠢才的奇闻，据说此灵感来源近年引进的、风靡时下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番“策论”固不能见于庙堂，当归于“馊主意”之类，但博导、博士师徒却于浑然不觉之际皆成南郭先生，且与“卧槽泥马”博导、博士师徒形成南北呼应之“学术奇观”，各自“称雄”于京沪。

    在学风不正的情形下，文人开会多半属无聊生事，自我炒作，其性质与市井之辈聚会搓麻将相差无几，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是一、二学术同仁，找个幽静的说话去处，闲聊之际渐入话题，兴之所至，思之所归，思随兴起，兴随意行，此时此刻，交流者彼此平等、放松、置身于追求真理的阳光下，不掺合一丝世俗功利的杂质，这是学术交流的最高境界。到了学术座谈的形式，人分主讲者和讨论者、权威和非权威、大胆者和怯场者，干扰因素已悄然渗入，学术交流开始打折扣。若是开纯粹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就把上述几个干扰因素放大数倍，学术交流的效果大打折扣了。等到学术研讨会成为行政体制内工作的组成部分、领导致辞、专家致谢、主席台上官员“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主席台下大小书生“排排坐、吃果果”等等，此时学术已入末流，学术交流彻底变了味，因为学术此时已经成为官场运作的一部分，所有学术规则都被官场运作规则所取代。开幕式肯定属于官场仪式，权力人士按官职大小鱼贯登场，大话套话空话废话一串接一串，直把会场忽悠到睡眠状态。等学术程序开始时，大人、官人、要人早已扬长而去，剩下的平头学者却还没有从权力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等到回过神来，已找不到学术感觉，只觉得自己从神父变成了游走和尚。此种学术环境下，要求学术创新，不是忽悠天下，就是用讽刺来凑热闹，或是痴人说梦。

    学术交流到这种地步，产生的功能之一就是学术的毁灭，它强烈地暗示：权力是学术的主人！这也就是学术圈内“演技派”所以滋生的原因。不知从那年起，中国学术圈出现了“阶层分化”和分工，“刚下飞机”者们大都是攀上权力或权力衍生品（如研究会会长、秘书长、理事长、院长、所长、中心主任等等）的“学术贵族”，他们是大学、研究院等学术王国中的“肉食者”。而真正的“板凳要做十年冷”的纯粹学术苦活、累活、脏活分派给了学术圈的“布衣阶层”。“刚下飞机”者的声明，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为了显示其“学术贵族”的地位，有别于“学术布衣”并不屑与其为伍。如果说“学术贵族”在成为学术贵族之前还有点学术，那么之后便开始不学无术，他们在大学里负责制定各种工作指标、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等，总之对“学术布衣阶层”行使各种权力，他们的学术职称和学术权威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官职大小来决定。他们凭借权力和资金，雇“学术布衣”拼凑“学术包工队”，某正处级博导曾夸耀：“我们可以接国家任何部门的项目，博士出提纲、硕士捉刀、本科生打杂，我们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把任何部门忽悠得东西不清、南北不辨。”豆腐渣工程害人有形，学术豆腐渣工程误国误民无形，所谓书生杀人不见血。

    学术界阶层分化造成三个严重后果：一是将社会生产和政治运动中惯用的“指标管理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学术布衣阶层”在“学术官僚”瞎指挥下，前所未有地创造着学术垃圾和学术半成品，像轰轰烈烈冲进杯子的啤酒，尽是泡沫。这种泡沫曾出现在大跃进年代的经济建设中，不长记性的“学术贵族”把它移植到科学研究领域。二是真正的科研成果、“细活”、“精活”几乎全都出自学术布衣阶层，学术贵族尽出“粗活”、“烂活”，而学术权威被撕裂成形式和内容两部分，学术贵族夺去形式，学术布衣占有内容，学术贵族成了锦绣饭囊、绣花草包。三是“角色失踪”问题。一部分学术贵族出现人格分裂和角色冲突状态，他们又搞学术又搞行政，说官是官又不是官，说学者是学者又不是学者，言行举止、与人交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困境中挣扎。别人不知他到底是何角色，连他自己也不知自己究竟是谁？故曰处于角色失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