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风云之际必有风云人物也！林彪者，中共之战功无出其右者也，中共之奸贼无出其右者也，中共之悬案亦无出其右者也！自古帝王将相，盛衰无常，事业功名，盈虚有数，而集英雄、奸贼、悬案于一身者亦不多矣。其本旷代逸才，胸中能负百万甲兵，横扫千军致敌寇胆寒，位至储君使万民仰看。及至月黑高飞，大漠折戟，神州瞠目，天下惋叹，距今已四十年矣。
章实斋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论古必须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文史通义·文德》）。此言虽为论文，亦可推之而论人物也。论古人难，论近世人更难，论官之“盖棺定论”者难上加难。古人之世固难知也，近世之人可知而不易论，而“盖棺论定”惑于知而不敢论也。林处身之乱世，去今不远，睹其辞也，造作而多隐本意；观其行也，静拙而富藏玄机，奈何部籍高束，官册深锁，后世考之殊难。林昔日之恶名，虽日渐平削，无奈太祖难非，神祗未替，后人辨之无由。况乎言及于人之褒贬、辨乎事者，虽辨详辞切，而信之难矣。而今不揣才陋，惶言谬谈，征引巫史，潜夸图纬，设身以求平论，推己而及古人，惟冀后世抑尚知鉴焉。呜呼！一国之兴遂用匹夫之才，一朝之隳卒陷高士之丧，而以一时之力欲杜悠悠万世之口，不亦难哉！
（一）“业务干部”
最接近林彪本质的定位会是什么？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野心家……窃以为，林彪首先是个“业务干部”，然后才能谈别的。“业务干部”的定义抽象提升一些是“专家”，而林彪是搞打仗的“专家”。打仗是他的事业基础，没有战争，他什么也不会是。
有无数当年接触林的人留下了回忆，从他青年到老年都有点评，而最一致的印象就是林的沉默寡言以及对打仗的专注。如当年林在东北是党政军的一把手，但据回忆者言，林只管打仗，别的基本上委托别人管，这很能体现林的风格。“术业有专攻”，自古以来，能在一方领域有超人之成就者，一则其天赋绝卓，二则能心无旁骛。盖因一个人再聪明，精力毕竟有限，若过于分身分神于旁道，自身所擅之业务必受影响。胡适是大学者，青年卒成一代学宗，但成名之后，社会活动过多，精力不够，自己的业务就停滞不前了，晚年他想考证《水经注》，收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最终还是流产，可见这“专攻”二字的至要。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一位学者取得一些成绩后，被提拔为领导，管理的工作多了，业务却逐渐荒废，现在不也常有这样的现象吗？而林彪却避免了这一现象，这是因为他一生都在打仗----解放前是真打，而解放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劣要准备打，使他几乎没有脱离业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性格，能自觉自愿地投入到业务中，不愿改弦更张。
林彪的性格天下皆知：内向而沉稳，好静而寡言，有城府，含心计，不善交际更不爱交际，不喜俗物更懒于周旋。具体而言，一是他不善于和别人说客套话，缺乏亲和力。吴法宪说“见林，除了工作，没什么别的话”，邱会作则说林偶尔开个玩笑是“难得的调侃”，这是他的亲信，尚且如此，遑论他人？陈士榘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虽然陈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担任115师师长时，陈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从来没有找过陈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到也没有交流（陈士榘之子的口述回忆）。陈不是林派系内的人，说林彪这个特点应该比较公道。
二是不会拉关系，不懂利益交换。在延安时，因为物资紧张，老婆叶群让他给小孩搞点奶粉，并说比你小的官都能搞到，而林却忿忿地回答：我就是不能。这既有林清介的一面，也有因性格导致的不爱“求人”的孤僻。放到现在，他会是个清官----当然首先他得能当上。
三，若论纯粹的组织管理才干，林并不十分出色。这条会有许多人质疑笔者：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怎么能不会组织管理？然而管理组织才干，有不少内容是针对人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重要，而林彪在这方面的确平平。“文革”中曾有这样一件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是林四野的老部下，战争时名气就很大，但林在文革时才认识丁本人，更匪夷所思的是，林见面以后在一次布置任务时又认错了丁（《丁盛口述回忆录》），这对于周恩来是不可想象的事，仅从“记人”这个本事，也可以看出林与周实有霄壤之别。即使林是在战争时期，这种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多半推给政委去做，他自知不擅此道。而他的威望完全是建立在“业务能力”超人之上的，他并不需要过于在人情笼络上下功夫，部下对他的感觉，就像一个教书匠当然要服从学校领导，但更崇拜学术大师。
四是除了自己的“业务”，几乎不问世事，处理日常生活的水平极低。过去流传着“林彪不识人民币”的故事，这个应该是真的，吴法宪的地位比林差得很远，他出了监狱也要感叹“自己长期过集体生活，什么活都不会干，烧开水都要学”，林彪肯定比他更夸张。
最后还要说一下，上述林的性格特征因他的受伤被放大了，他的神经系统被破坏，生活习惯更与常人不同，人也变得更加难以交往了。
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里，林彪这种性格是容易被边缘化的。如果他生在现在的和平时期，或许一样能考上军校，但在部队极有可能是第一批被“转业”的军官，有再大的才也没地施展去。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比较靠谱，有一定的环境，各种才能的人才会冒出来，如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社会，出头的只能是善于琢磨和摆弄人情的，永远轮不到林总这样的人。
然而这个“业务干部”与人打交道能力差些，但水平可不低。林彪平日沉默寡言，不会客套，但对着几千人作报告却滔滔不绝，讲话逻辑性强，车轱辘似的废话极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从不念稿子，只是“拉条子”列提纲，这种本事，如今的那些精通“人情”干部又有几人能做到？（与林相似的还有邓小平、刘少奇，都是平时很严肃、话不多的人，但一到正式场合就气吞万里）我想，后来的人质疑林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恐怕有一大原因是这种反差：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病夫，怎么一到会场上就这么能说？
他遇事极沉稳，每临大事有静气。在东北时，他的警卫员在屋里擦枪走火，子弹破窗而出，而在屋外散步的林居然无所表示。1970年在庐山上，毛对他的集团开始发难，涉及到林的老婆、亲信，而林始终淡定自若（邱会作语），看不出有任何异常。这既是性格所然，也是一种难得的修养。
他看似不通事务，但头脑和政治嗅觉比党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要灵敏，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比如对毛泽东的认识，他和周恩来是最深刻的。实际上他对毛的“韬光养晦”和“步步紧跟”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只是他后来成了“接班人”，没有政治缓冲的余地，最后不得不被搞下去。他对人情世故也很明白，但在这方面他更愿意当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周旋人情要花许多精力，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或许他认为即使真要“违心”，用在这里也不划算。而他一旦想去处理一件事，从来都是“很快找出问题，很快处理问题”（李作鹏语），与下属谈话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其效果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工作者。
当然，他的水平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努力。李作鹏回忆林彪在东北，平日里是“手不释卷”，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好学勤思才是水平的根源。解放初的十年，他赋闲养病，期间更是读书无算。他的讲话无论内容如何，大都能引经据典，如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谈“文革”，能从“文艺复兴”角度来梳理历史，以当时中共干部的知识结构，这是不多见的。话说回来，一个干部如果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的算计，又会有什么时间去读书呢？而其水平又能高在哪里呢？
但林彪这种有意或无意地避世的性格，最终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毕竟他不是一介草民，是元帅，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之一，他不可能不和政局发生关系，也不可能不去应付那些他讨厌的人事。于是，他委托给他的老婆----一位口才很好又极善应酬的女人，让她去与外界周旋，并处理一些家庭琐事。在某些方面，女人是天生的交际者，林似乎很认同这点。1962年，林彪的父亲林明卿在北京去世，由叶群主理丧事，事毕，林对亲朋好友大致说了这样的话“这个家如果不是叶群，还不知会怎样”，言下之意，自己不善应酬和操办杂事的弱点，叶群得以很好的弥补。随着林政治地位的升高，叶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他的“参谋长”。但叶群毕竟是个女人，缺乏林彪那种对大局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如果林立果“反毛”的行动是确实的，那么从现在公布的史料，叶群事先是比林彪知道的多的，而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叶没有提前和林通气，或者她对信息有所保留，最终导致“九一三”全家的仓促出走，这是林当初所意料不到的。
我们不知道在“叛逃”飞机上的林彪会深思什么，是检讨自己的性格？还是反思自己一生从事的“业务”？他的本色是个“业务干部”，“业务”是他名望的基石，也是他性情的归宿。即使他真要搞政变，他的“业务”也会派上用场。而在这事关家族存亡的关头，他的“业务”却无用武之地，卒为妻儿所累。可惜在那一夜，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思了，温都尔汗地面的烈火向他涌过来，瞬时，他的生命与“业务”皆化为灰烬，而腾起在戈壁上空的烟雾似乎至今仍未散尽……
（二）“整人之道”
一部毛泽东主导时期的中共史，半部对外革命史，半部内部整人史。林彪是毛时代的核心之一，自然不会干净，整过人，也挨过整。但由于林的崇高地位，历史上基本是他整别人，政治生涯中唯一的挨整，不意竟成了“绝命散”，永无翻身的机会，这大概是老天和他开玩笑吧！
整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出击冲锋陷阵，一种是被动迎合而不免落井下石。毛时代的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两种方式的检验。如果说一个人还不错，“不整人”，那不过是褒奖他“不主动整人”，如中共的“圣贤”周恩来就是如此，但周公也要迎合一切整人的结果，在此政治文化之下，不止是个表态的问题，更是“保身”的问题，朱德那种资格，不过是在批彭德怀表露同情，自此被打入另册，旁人又何足道哉！既是被动表态，那么态度之缓疾，言辞之深浅，绝非当事者所能把握。缓之则整人者怒，疾之则被整者怨，深则似落井下石，浅又近隔靴搔痒。对于被整者，“事先没想到、事后再算账”自是常情，而一旦自己翻了身，对手又倒了台，那谁不借现有的地位去“痛打落水狗”？总之，胡适说“大陆是没有不说话权利的制度”，所以如果以这种“被动表态”来论那一代人的政治品质，周公尚如此，又何以苛求一个林彪？
然而林彪与周公还是不同的，是有些“主动”的帐。在党史中，至少有三个大人物的挨整与之有关---陈光、罗瑞卿和杨成武----即便他是不是“始作俑者”尚有争论，至少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光是建国初即被整肃，罗是“文革”前，杨是“文革”中。陈性情激烈，早早自杀，影响不大，而罗和杨后来都翻了身，不乏对林的怨言，一定程度也迎合了官方对林彪的历史定位。
稍加分析，发现陈、罗、杨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双一”（一方面军、一军团）出身，与林私人感情甚笃。陈光一军团的老人，据他自己说，在苏区时还救过林的命，长征时一直是林手下最得力的部队红二师的师长；罗和林的关系更深，红军时期就经常一起骑着马形影不离，彭德怀倒台后，他当总参谋长是林亲自点将；杨成武用邱会作的话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林派大将”，“为团结和稳定林彪这个山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邱会作回忆录》）。而林彪是个重“山头“的人，用人是非“双一”而不用，平时不整人则已，但一整即拿自己的股肱开刀，的确是有些奇怪。
林之所以整肃自己人，恐怕与他的价值观有关。在林的处世之道，旧道德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林不善言辞，不习应酬，但却看重朋友间的情谊，颇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尤其重视患难之交。刘亚楼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抗战初，刘将赴苏联，林送他一封信，里面有“共患难的朋友林彪”之语（《吴法宪回忆录》）；王秉璋“文革”时挨整，林要去救他，叶群阻拦，林生气地说“我们是战友，我受伤时是他救的我”（《邱会作回忆录》）。这些事情吴、邱没理由杜撰，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林彪的交友之道。而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林对背信弃义无疑是反感的，尤其是朋友间的背叛。而陈光、罗瑞卿、杨成武在此点上不约而同地犯了林的忌讳。陈和林的疏离是在中共刚刚进入东北时，在林最需要他支持时，扣住电台不给，这导致林在后来战争中将之打入冷宫；罗是在林生病期间，疏远之，并亲近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杨是在文革中“脚踏两只船”，亲近林所讨厌的江青。或许陈、罗、杨皆认为是林误会他们，以人际关系的复杂，或许真有误会，但在关键时期，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林的绝对忠诚，被扫地出门也是必然的了。类似的还有邓华，也是“双一”的，大概是去了趟朝鲜，和彭德怀太近了，后来林也不再为他说话。而谭政是个例外，他从总政主任位上被赶下来，倒没有直接得罪林彪的证据，是林不满意他的能力的因素更多还是别的原因呢？有待于更清晰的史料来解释。而邓和谭被整，林后来参与的力度不大，比不了陈、罗、杨的影响力。
对彭德怀与贺龙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他们的地位是不亚于林的，林没有绝对的权力去整，只能起辅助作用。现在说“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林的发言（说彭有野心）为其定了调子的，其实也不尽然，当时林是毛泽东请来的“救兵”（类似的救兵还有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黄永胜上山），发言肯定贯彻了毛的意图，而当毛提出“会理事件”时，林居然为彭澄清，承认是自己的事，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彭实际上也明白林彪的发言是毛的意思，后来也从未埋怨过林，反而对会理的事充满感激，“九一三”传达到彭时，他还认为林是被陷害的。贺是另一山头的“头领”，历史上和林彪关系平平，据说两个人的老婆在延安时还有矛盾。但真正产生矛盾还是“文革”前林生病、贺龙代理主持军委工作时，颇有借机扩张自己势力的行为。贺与林是截然不同的人，贺的“打仗业务”能力平平，但他是“胡子”出身，性格开朗，善交往，重义气，能用与林相反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罗瑞卿出事以后，贺的地位下降不少，但拥有他该有的体面。“文革”时他的倒台，不能说林没有责任，林肯定是向毛泽东报告过贺的一些情况，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要置其于死地。林在“文革”时看似很风光，其实权力有限，毛泽东的猜忌心理让他如履薄冰，不敢有所作为。他和陶铸那么深的关系，陶倒台时写信求救，他见信只能“默默无语”（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在那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想做点让别人日后“感恩“式的投机买卖，也的确不容易啊！
总之，林的交友之道谈不上虚伪，不会和人客气应酬，也不善于拉帮结派。他在意“山头”，也经营“山头”。但由于受性格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他的精力大多用在保护自己的“山头”不受侵削上，“文革”时，他对忠于他的亲信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但如果萧墙内生变，令他有辜负的感觉，他也毫不留情去“清理门户”。而对于其它“山头”的人，他无从关心，恐怕也无精力关心，这使他失去了不少笼络人心的机会，而在他倒台之后，那些没受过他关照的人回到台上并成为大多数时，对他的评价自然不善。他对“文革”中一些倒台的元老也显得很冷漠，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倒霉的元老们或能理解他的一些迎合领袖意图的表态，但总会对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有所期望，至少期望他关心、甚至改善一下倒台后的生活处境。但林始终无所作为，也难怪他出事后许多元老都幸灾乐祸，
他不是性情宽厚那种人，古人云“性深阻有若城府，多不能宽绰以容纳”，这恐怕是由他性格决定的。依旁人看来，像陈光、罗瑞卿、杨成武等和他有多年情谊的人，即使一时得罪他，也不至于彻底绝交，连改正的机会都不给人家。而且像罗在“文革”受大罪时，林是有能力使之好受一些的，但他始终没有干涉，这是他刻薄的一面。
他也未必是落井下石的小人，在历次政治斗争的表态中，他的调子比那些后来定义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并不为高，只是由于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由于他是个平时不爱言谈的病夫，一出场自然是“语惊四座”。更多时候，他是奉命行事，如对朱德，公开场合为贯彻毛的意图近似羞辱，而私下则年年上门拜访这位失势的老长官，一直持续到他“叛逃”前夕，这也算是一种对“患难见真情”的身体力行吧。
但他注定是不能干净的，这是因为在那种的政治文化中，“整人”是斗争哲学，更是生存哲学，当你涉猎其中，就不可能置身于外。而青史无情，任何一个时代的公德沦丧，就不可能私德无暇。
（三）“忠与不忠”
毛泽东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患难见真情”的意思。看他晚年对党外章士钊的投桃报李，对邓小平的网开一面，都是这种情结的流露。章有解厄之济，邓有患难之情，而林彪对毛在困境时的支持，更远过于此二人。毛泽东平生有两大挫折，一是江西苏区的挨整，二是长征时与张国焘的分裂，林都鼎力关怀并支持，因此毛一向将林视为亲信中的亲信，两人的关系在中共党内是人尽皆知的“特殊关系”。林彪对毛的忠诚是无疑，最后二人的分裂可谓石破惊天。由此也衍生出对林最负面的评价：一是出事前林的忠诚表达方式过于露骨，像个阿谀的小人，且有借此“向上爬”的味道；二是如果毛治国算是倒行逆施，那么林颇有“助纣为虐”之嫌；三是未能忠于到底，“叛逃”导致林以前的所为过于虚伪，人品颇受质疑。今天，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专制的文化，具体到上下级的关系上是一种效忠的文化，没有人能特立独行；而专制又是一种除了皇帝而人人自危的文化，首先要保全自己，然后才能谈别的。如果一个领导很信任你，有时比不信任你更麻烦。因为不信任你至少可以靠边站，和他“不过事”，想得罪都没有机会；但信任就意味着你必须去迎合他，如果不迎合就是“辜负”的问题，很有可能和“背叛”联系上，这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在这种环境下，想要干事业，首先不能让上面怀疑自己的忠诚，否则什么也干不了。彭德怀倒台后，林出山主管军队，毛的用意很明显---把军队交给一个最可靠的人，不许别人染指。在这个前提下，林无论是出于个人情感还是政治责任，都必须满足毛这个要求，满足不了他就是第二个彭德怀。而彭的下场历历在目，要说资历与功劳，彭德怀不比林彪差哪去，但一封信的事就可以让他身败名裂，“伴君如伴虎”，哪个不晓得？既然毛是好大喜功，那只有投其所好，既然毛满腹狐疑，那只能无限奉承，除非你不干这个活。而gcd的文化，又岂是一个想不干就不干所能容的？
拍马屁也有两种，一种是不计后果地拍，另一种是利用“拍”可以做事，至少在治军上，林是后一种。后人极力批评林在军队“突出政治”的举措，导致神化了毛泽东，最终成就了“文革”。窃以为，这个问题应该客观地看。论及古今中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最应该具备什么？武器固然重要，而“为何而战”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装备不太好的军队，信仰和精神力就显得更重要了。二战的日军如此彪悍顽强，最重要的是他们信奉“天皇”到了迷信的地步。林彪经历过抗战，了解日军的作风，又在苏联呆过，见过苏军“为斯大林而战”的狂热，而当时的中国对外四面树敌，内部民不聊生，科技与生产水平和美苏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如果要御敌，或让敌人知难而退，不靠那种类似“武士道”的精神靠什么？既然要提倡精神，不靠神化毛泽东思想靠什么？既能提高部队的精神力，又能讨好毛泽东，使之放心，可谓一箭双雕，他林彪为什么搞？实际上，在林彪主管军队期间，解放军的战斗力并未因“突出政治”而削弱，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是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打得最漂亮的战争，这里面肯定有林的功劳。
但无论林出于何处目的，过于神化毛泽东的后果是严重的，是要被历史谴责的，谁叫毛制造出了中国历史的最大灾难？但这种谴责只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纵向地评价，而横向则无从比较。最先神化毛的是少奇同志，对毛始终亦步亦趋的是周总理，在这个集体里，每个人都要为提高地位或保全自己去讨好毛，无非是各人表达的方式不同，而获得的收获也不同。当彭德怀为民请愿而遭厄运之时，所有的革命家们都在落井下石以讨好领袖，却没人真正关心路有饿殍；而在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再表现出的良心无疑太晚了，也难怪毛不屑一顾。
“忠与不忠”到了毛的晚年已经失去了意义。林的真正悲剧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一个因对权力的垄断而心理不太健全的dc者。这类人的通病，越是大权独揽，越担心失去，从而不信任任何人，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尤其是到了晚年，雄才大略反而会产生副作用，生理的衰退更加导致对丧失权力的恐惧，中国历史上最雄才大略的皇帝---汉武帝、唐太宗、康熙都不约而同地废掉过接班人，林彪的出事是早晚的问题。但更悲剧的是林大概是看出了这个规律，但又无能为力。他是读了不少书的人，自然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也深谙“侍君不易”，所以解放后称病不出，是打算“潜而勿用”的。不得以出山之后，已是骑虎难下之势，一方面要谨小慎微的服从，以打消毛的疑虑，另一方面则要步步紧跟，“搞不过你，就和你同流合污”，让你即便想翻脸，也要考虑成本。我们必须承认，从“保身”的角度出发，未必有比林更高明的方法。但这种“保身”的成本自己也要支付，那就是历史的评判。东晋的陆喜谈在极端专制下国士的分品，第五等（最下等）是“温恭修慎，不为谄者”，林“温恭修慎”是够了，但“不为谄者”差得太多。即使从“没有不说话的权利”的角度来辩护，其实谀辞也可以说得少一些，后人的诟病也会轻一些。
然而，他也未必是高华先生所批评的“丧失了爱国军人立场”的民族败类。“内战英雄”的问题姑且不论，他在中共“九大”时流露出“结束文革、搞经济建设”的观点，在庐山上，亲自对毛所宠信的江青集团发出挑战，仅用“争权夺利”来解释这一切是不公允的。同样是接班人，其实他同刘少奇差不多，都是顺从了多年后，最终无法忍受毛的治国方法。他们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最终被自己曾极力效忠过的主人搞得粉身碎骨；而他们的结局又不同，一个已被重新请回了神龛，一个仍未揭下那个特定时代的替罪标签。
（四）“性格悲剧”
关于林彪的倒台，官方的说法是“个人野心膨胀”，现在看来说服力不够，客观些的说法是源于“与毛泽东对文革看法产生分裂”，而个人的看法是性格的问题。
不错，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起于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还有以林为主的军队势力在党内的膨胀，但仅凭这两点还不足以废掉林的政治生命，与林长期的合作关系、党内外舆论的投鼠忌器，都会使毛在处理林的问题慎而慎之。即使真要拿掉林，未必非要像刘少奇那样置其于死地，打入冷宫足矣，毛能容邓小平，为何不能容一林彪？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为“国家主席”问题向林发难，未必是洞察到林的“野心”。毛固然有了消弱或剪除林彪“党羽”的决心，但对于林个人而言，他还要观察林的态度再做决定。或许他是借此机会向林表明，只有他毛泽东才是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有他才能让任何人“贵之”或“贱之”，你“永远健康”的林彪我想打倒也能打倒。直到他一年后的“南巡”前，他也没有置林彪于死地的决心，毕竟此事影响太大。毛的举动更多地是在展示威望的同时，等待林的彻底臣服。那是毛所期待的古代政治那种“雷霆雨露，皆是春风”式的臣服，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臣服，嫁接到中共文化，就是让林彪学会周恩来擅长的那种不停地检讨自己的乖巧，或许还有邓小平那种“远谪在外，而心在朝阙”的顺从。但林彪始终没有满足毛的期望，最终激化了矛盾，这是因为他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用在林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通常而言，性格内向的人一般都内心世界丰富，较难受外界的影响，常常会认死理，不通融，而林彪无疑是这样的人。林性格孤僻，而此类人一旦身负绝技，又常常将“孤僻”转化为“孤傲”。林在党内“自视甚高”（吴法宪语），难得对人青眼有加，身体不好和不善交际，成了他孤傲性情的最好掩护。他与历史上的韩信相似，才能和功绩使之有资格睥睨当世，而一旦有所挫折，他绝对是“羞与绛、灌等列”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无疑是“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从远的说，他自认为对毛泽东的忠诚是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上几次在毛逆势之时挺身支持，是符合他“板荡识忠臣”的做人原则的；从近的说，庐山上的发言，之前他曾征求过毛的意见，毛首肯，他才谈，不想反遭清算，无论如何他是不服气的。他了解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性格，为此多年谨小慎微；而在另一方面，他对与毛的“特殊关系”抱有期望，这使他觉得毛那种反复无常的性格或许对他有一定的例外。然而下庐山之后，面对毛的咄咄逼人，他才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
巨大的失望与失落激发了林彪孤傲的个性，从后来近一年的情况来看，总体上他是以沉默来对抗毛的压力，邱会作的回忆录里曾经很鲜明地揭示了林当时的态度。事情的背景是邱等几员大将为了缓和林毛之间的矛盾，建议林向毛作检讨，而林的回复值得玩味：
“第一，自我批评是我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该批评，但对庐山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讲话的要点他是同意的；第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了几天，还不是就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天才论的观点，难道我连要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第三，庐山问题不是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邱作会回忆录》）
据邱作会言，这是叶群传达给他们的，时间大约在下庐山后不久。尽管缺乏其他资料的证明，但从林庐山会议后的举措，这条史料还是可信的。从林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因为“孤傲”性情发作，情绪化多了起来。第一，既然你林彪了解毛泽东的性格，那么对于毛反复无常的政治手腕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又何从谈起“我应该自责或是不自责”？第二，面对毛这样独裁者，还有必要提什么“个人观点的表达权利”吗？如果要是有这个权利，那彭德怀、刘少奇情何以堪？第三，既然明白“庐山会议不是自我批评所能了结”，那是悟出了毛削其兵权乃至换马的意图，既如此，又何必用上两条表明自己的无辜？
林的革命生涯是很顺的，在党内，由于他是“打仗专家”，谁上台都要用他，他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作风，对谁也谈不上威胁，因此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他都毫发无损，相对干净的历史成为口碑极好的人。他的清白不容玷污，他的性格接受不了羞辱，尽管他对黄、吴、李、邱说“大不了做第二个彭德怀”，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去做彭德怀。他是个精于算计的军事家，一定权衡过反抗毛的成本，他会发现，实际上他并没有可以真正依靠的亲信和军事力量，对于毛泽东神一样的政治地位，任何揭竿而起的反抗都是以卵击石。因此，与其亲手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毛神”，不如以静制动，等待毛的处理。他赌毛在“一损俱损”的压力下会放他一马，或许也期望毛会因“念旧”而改变初衷。由于有所期望，在1970到1971年的一年中，期间他也有所动摇，释放过一些和解的信号，如他曾在与毛有限的见面机会时，含蓄地表达了自我批评的意思。但他失望了，而每一次失望更激发了他孤傲的个性，就像夫妻吵架，有理的一方表示服软后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反而会更加暴怒，而林也步入这种情绪的循环，反而以更赌气的方式来对抗。只是他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忘记了他代表的不只是个人的利益，更有家族的利益，他可以凭资格、凭交情去与毛冷战，可以“以静制动”地将毛的军，但他的家人不一定能忍，尤其是他年轻气盛又野心勃勃的儿子---林立果。
现在还很难说林立果的“政变”程度到底有多深，但林彪事先的不知情是极有可能的。唐代武则天死后，韦后弄权，危及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为此发动宫廷政变，在发动之前，有人劝李隆基与父亲通个气，李隆基说“请而从，是王与危事；不从，则吾计失也”。林立果不妨也会有这种心态：如果与林彪挑明，让他参加风险太大，不参加，就会阻止自己的行动，所以不告诉他最好。或许，林立果也盼望行动成功后，林彪会像李旦那样赞许自己“赖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难”吧！父子俩都有一种说不清的“英雄情结”，逆来顺受的本领都不高。只是，儿子的阅历和心思缜密远不及父亲，最终坏了大事。其实只要你不搞什么政变，和毛泽东耗着，即使被废黜，也不至于家破人亡啊！如果幸运的话，能熬到毛死后，又谁敢说林元帅不能来个东山再起呢？又谁敢说他不能“拨乱反正”呢？
（五）“若不身死”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至今扑朔迷离，最大的悬案是林彪到底为什么逃走的？有一种解释是林立果自作主张，“反毛”不成，反而露出马脚，只能向林彪摊牌，告诉他家族株连难免，不可坐以待毙，林只有携家一跑了之。毕竟朝鲜、越南党内斗争失败的老革命家也往中国跑过，而林在苏联住过很长时间，更了解另一个被毛泽东逼跑到苏联的政敌---王明，苏联人养着他，还能写回忆录，下场比彭德怀强万倍。
如果林彪不跑呢？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可以饶有情趣地分析一番，因为林当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林彪不跑，从最坏的方面想，如果毛了解到林立果确实有暗杀的行动，即使林自己确实不知道，又有“大义灭亲”的表示，那么“彭德怀第二”肯定是跑不了的。因为林无法证明自己与之没关系。当年陆定一的老婆写匿名信攻击林彪，事发后，陆说不知道，而林彪在中央会上破口大骂“你们夫妻天天一块睡觉，你能不知道？”毛泽东一样可以这样反驳林彪，而以毛主席深厚的语言素养，肯定会比林骂得更深刻、更意味深长。什么是党内政治斗争？就是你倒霉时为你分辨的人不会多，但靠落井下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人极多，对此林彪不必抱幻想。而林的身体又不好，绝对活不过彭德怀。理想的结局是选择自杀，符合他“孤傲”的性格，尽管自杀也会是“反革命”，但至少可以少受些苦头。
如果林彪不跑，林立果的事情又不像后来公布的那么严重，而毛从两个人那种情绪对抗中冷静下来，开始回忆起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但林“靠边站”是肯定的，现成的例子有朱德、陈云。当然，对老百姓要有个交代，官方发表一个“林彪同志因身体问题辞去某某职”的声明足矣，政治上不会有过多的动荡。毛若对他严重一些，也可以实施“小平式”的流放，将林放到外地的一个小工厂，林也可以就此踏出“林彪小道”。这就像如放风筝，线在毛主席手里，收还是放，取决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如果林彪不跑，而他的身体又能撑到毛去世后，那么即使他是个“靠边站”的过气人物，在新时期也一定会发生作用。陈云能，他为什么不能？他是反江青集团才下台的嘛！他若活着，华国锋就不会找叶剑英去商量解决“四人帮”，用“林彪”这牌子多硬？而他在军队的影响力远不是小平所能比的，他的年龄又远比叶、徐、聂三帅年轻，甚至小平同志能不能成为“二代”会有悬念。
如果林彪不跑，又幸运地成为第二代的“核心”，那么“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一样会进行下去，因为历史既到了这一步，换谁都要顺着走下去。就林个人而言，早在1969年的“九大”就流露出结束“文革”搞经济建设的思想，近年的史料也披露，林在世时并不反对中美和解。而他对老干部的感情也不比别的革命家浅，从他在“文革”中接见张霖之的家属的事（《邱回忆录》），就可以看出他对老干部的态度了。那么对毛泽东呢？他是相信中国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如果他一旦得势，否定毛的那一套是肯定的。但出于他所信奉的旧道德，他会对毛留有余地，实际上他在世就说过，自己若真上了台，就让江青当“宋庆龄”，不许她干涉政治（见《心灵的对话》程光），如此说来，江青若是等到林彪来执政，还算是件幸运的事。然而“天才”的林立果是个麻烦，搞不好中国成了朝鲜，总感觉林的封建意识远超过共产主义。不过国门一旦真向外开放了，外面的信息涌进来，政治强人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退一步讲，就算有了“林二世”，别忘了林公子在“文革”那样封闭的时代，居然能搞出反个人崇拜、反zhanzhi的“五七一工程”，一下子启蒙了无数中国人的思想，思想觉悟可不是那朝鲜胖子可比的，他若真接了班，谁知道会不会是另一个蒋经国呢？
（六）“军人之哀”
历史没有如果，林彪毕竟是跑了，并成为清算那个时代罪恶的靶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跑，却是下下策。也许毛泽东不会有任何仁慈的可能，但林彪身为一名职业军人，军人所特有的荣誉、形象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没有在“九一三事件”中体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的悲剧。二战前，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官发动犯上的“二二六兵变”，失败后发动者无一逃走，等待死刑；二战中，德国的反战军官集团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参与的高级将领不是自杀就是等待处决，也没有人跑；即便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后也知道自己要“送蒋”去承担责任。而林的一跑，连累了几十万部下受整肃，“四野”从此在军内一蹶不振，甚至连部队史写起来都费劲，这不是下下策又是什么？（按：关于林彪的逃跑目前还有争议，有被欺骗胁迫之说，有出国境后又想回来之说，或许他在飞机上改变了主意，但由于坠机“黑匣子”又没有公布，所以暂且认定他逃跑的事实）
林彪所处的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形象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巅峰，为什么没有用更光荣的形式来完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呢？这不仅是制度导致的，恐怕也是中国传统军人文化的缺失。
日本有“武士集团”，信奉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尽管二战时其“武士道”的疯狂地不近人性，但那是对外，而在其内部，从来没有为权力而内斗的现象，相反，在其国内，武士的勇敢、正直与扶弱抑强的精神自古就深受老百姓的尊敬，否则也不会出现“军国主义”了。德国也是一样，“普鲁士军官团”威名卓著，其内部的团结和对荣誉的重视绝不亚于日本。举个例子，“沙漠之狐”隆美尔被希特勒赐死时，陪同并执行监督命令的是布格多夫将军，他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事后“被军官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痛恨”(隆美尔之子的回忆)。而林彪时代的军人又如何呢？不能说全部，有相当数量的人整起自己的战友绝不手软，而事后又一付无辜地样子，把责任推给上级或他人，比较起来，布格多夫将军简直就是冤鬼。
“武士”文化的核心就是荣誉，没有荣誉感就谈不上军人。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名言：“在一切高尚的情感当中，荣誉感是人最高尚的感情之一，是战争中使军人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具体言之，你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去迎合上级或是摆平下级，而是忠于自己的理念，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此原则通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如果日本和德国的“武士荣誉”源于其封建制度的传统，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美国西点军校的信条是“责任、荣誉、国家”，军校生遵守“西点校规”有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也不容忍别人说谎、欺骗、偷盗，“荣誉”强调的不过是军人的道德操守。而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俄国，普京为了恢复军队传统，也提出了以“荣誉、形象、责任、纪律、勇敢”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荣誉是放在了第一位的。
“荣誉”不是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功绩，而近同于“名誉”，是以自身的品行为社会树立道德的模范形象。如果军人集团真是让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么其个人的行为在为他人起标范作用的同时，更多的是在维护自己集团的形象。对待战友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军队这个集体的态度，而连战友都不尊重和维护，又怎能指望尊重、维护老百姓？
中国自秦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军人文化了，“重文轻武”一以贯之，证明它最贴切的谚语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比起西方的骑士文化，中国古代对军人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高，即便是大英雄岳飞，也不过是提出了“武官不怕死”而已。而在许多时候，评判军人的优劣标准是非常功利的，即只要你打胜了，道德再败坏都可以，白起杀降四十万，那也是“杰出的军事家”，而宋襄公再具“骑士风度”，也是个打了败仗的大傻瓜。具体到士兵，中国的兵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打仗比起种地是副业，是不得已的差事，这和西方以及中国春秋时期非贵族不当兵（至少是军官）实有天壤之别，从中选出的军官，素质能高到哪去？而一些从士大夫家庭里出来的军人，俗称“儒将”者，又是一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文人，军事知识只是从史书里学到，真正能成器的凤毛麟角。历史上中国军人的另一特点是军政不分，军官也是“官”的一种，凡是普通官员们所具备的威、贪、腐、奸、滑等毛病，他们大多也具备，绝不会特立于其他阶层，这就使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不了敬重之心。
中共建国后，军人集团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历史的高峰。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军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已经基本成型了，至少在外表上，已接近于西方的军人形象；另一方面，社会进入和平时期，不再有军阀等负面形象的出现，再加上党对军队的有意推崇，导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局面的产生。在这一时期，身为军人倍受社会群体的尊重，经济收入要高于地方工作，政治上的优势更令人羡慕----比如是“文革”抄家时，家里的军人就是护身符，从而吸引了大批社会精英的加入。不管国家的发展方向有无军国主义之嫌，但这的确是中国军人形成独特文化的契机。但人员的素质先天不足，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底层的暴动者，既不能从历史中继承“道统”，也很难指望他们能创造或整合出崭新的军人文化，相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左右了他们在面对权力时的行为。于是乎，在这样一个精英集团里，充满了派系压轧、相互整肃、拉帮结派、欺诈投机……当年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胞泽，为争夺权力转眼间就反目成仇，堪比历史上的太平天国。
而在另一方面，党内的斗争也延伸到军队，在此压力之下，想以军人的尊严去选择抗争或接受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被打倒，人的尊严都会彻底失去，军人的身份又算什么？中国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实际上并不是大干部犯了罪不追究，而是让他自己体面地选择自裁方式，不要闹上审判席。而彭德怀是元帅，“文革”中被红卫兵当着几万人殴打，真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元帅能享受这种待遇？一些将军为了名誉而自杀，结果死后更成了说不清楚的“反革命”，这种文化下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军人气质？军人的荣誉不是建立在道德的优越上的，而是看你听不听领袖的话；军人的责任不是敢于担当，而是明哲保身；军人的勇气用不到对敌人上，而是用到打击对立派别上……而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天才、好学、内向、谨慎、不乏旧道德的元帅，又能如何呢？
林彪是历史的产物，他的选择也逃不出那个时代的选择。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他灰头土脸地下了庐山，对黄、吴、李、邱几员大将感叹道“我们只是带兵的丘八，斗不过秀才（张春桥等）”。这既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感叹，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军人文化的总结！而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军人，或许都听不到这样的哀鸣！
（全文完，本文来自老友推荐，作者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