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四金，一个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屈服于淫威恐吓的战士---记黄永胜的警卫员 (ZT) . ...

费四金，前总参谋长黄永胜警卫参谋，是从广州军区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调到黄永胜的身边，一九六八年黄由广州军区司令员升任总参谋长时，费四金也跟随他调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跟黄时间最长的。跟随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而费四金也准备交班，调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而前来接班的警卫参谋小汤也基本上接手工作了，只剩下一些经济账还没交，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了，没想到晚了几天遇上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就是关押和审查，就再也没走成，本来准备结婚的费四金，结婚证也领了喜糖也买了，甚至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了，却被突然关押起来，这一关押就是四年，出来时，喜糖都长了毛。

“四人帮”时代的中央专案组将费四金看做是“重点”，觉得可以可以从费四金口中得到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抱个大金娃娃”。专案组查来查去只查出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会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呢？！专案组不死心，查来查去不知怎么查到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于是要求费四金证实。从某方面来讲，费四金可以说是黄永胜的 “贴身保镖”了，黄到哪里他跟着到哪里，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前一天见了林立果，就可以证明黄与林立果的“小舰队”有勾结，而一旦费四金证实这一见面活动，黄永胜再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反而证明黄永胜和“两谋”（即谋害毛和南逃另立中央）有关。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专案组逼问他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只是以军人的忠诚，每小时每分钟甚至每一秒地回忆那一天黄永胜都做了什么。专案组说黄永胜在九月十二而去了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费四金一口就否认了，他说黄永胜那天没去京西宾馆，也没在别的地方见林立果，他肯定道，林立果我认识。专案组并不死心，又专门提审费四金多次，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的话，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倒台了，泼污水的人多了，再多泼一盆又算得了什么，但是费四金并没有昧良心，他说：黄永胜没有见林立果就是没有见，我是党员，又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做伪证。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也不是不明白做伪证的好处，不仅可以马上获得自由，还会有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如果自己坚持说真话，自己的结局将会很悲惨。但费四金坚持：就是开除自己的党籍军籍，也应该有良心，不能说假话。

专案组找来了京西宾馆的干部和服务员，众口一词的说他们那天（在京西宾馆）看见黄永胜接见了林立果，还拿出了当天的值班记录以佐证。而保卫干部出身的费四金一眼就认出，这值班记录不是原始笔记而是事后补记的。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连字迹也是一样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是同一个人写的，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个记录）是事后追记的，而不是原始记录。最后，连纪登奎也出来做费四金的工作：别人都揭发，怎么就你不揭发？！这个话很严重了，又是中央领导亲自来说的，这个后果费四金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更恪守自己的良心，更恪守不能说假话做伪证的道德基准。他对纪登奎说：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也并不认识，我没理由保他；但是，也绝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了事就墙倒众人推，而去落井下石，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如果黄永胜九月十二日见了林立果。我绝不会包庇他。

  不管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坚持黄永胜没有在九月十二日接见林立果的事实。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讲真话，不仅在 “四人帮”时代的专案组没能给黄永胜扣上“两谋”的帽子，就连后来审判“两案”，也无法写上这一条。党史专家王年一认为，比起某些人，费四金很了不起，坚持了正义和公正。一人之诚实，不仅救了黄永胜，而且救了很多人。费四金不过是是一个小干部，但他的品质优于很多人，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