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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0日，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口述九一三事件。黄春光、邱路光：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我在团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学习班里，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把我关到丰台（就是邱路光他妈妈现在住的干休所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起用），在那儿又关了两年。直到1975年9月，才结束审查，我又回北空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转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广州，也不同意。我写了3次复员报告，他们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坚决不去。我说：“我项阳（项阳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着不会去那个地方！要去，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去！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反映给北空领导，反映给空军领导，反映给总政领导，反映给军委领导。甚至反映给总理、主席都可以。你们爱反映给谁，就反映给谁。我坚决不去湖北！”后来，他们说：“你回广东吧。”我说：“不，我回广州。”因为我是从广州入伍的，但他们不让回广州。为回广东还是广州，又跟他们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规定我们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北京。所以，我们是1976年9月30号上的火车，去了广东韶关。（未完待续）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我在团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学习班里，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把我关到丰台（就是邱路光他妈妈现在住的干休所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起用），在那儿又关了两年。直到1975年9月，才结束审查，我又回北空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转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广州，也不同意。我写了3次复员报告，他们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坚决不去。我说：“我项阳（项阳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着不会去那个地方！要去，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去！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反映给北空领导，反映给空军领导，反映给总政领导，反映给军委领导。甚至反映给总理、主席都可以。你们爱反映给谁，就反映给谁。我坚决不去湖北！”后来，他们说：“你回广东吧。”我说：“不，我回广州。”因为我是从广州入伍的，但他们不让回广州。为回广东还是广州，又跟他们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规定我们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北京。所以，我们是1976年9月30号上的火车，去了广东韶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