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伯，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记者：刘赫、李建广、李尧

　　8月1日傍晚，建军节的北京飘着小雨，不少人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解锁屏幕：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因病于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公开报道显示，张劲夫是最后一名辞世的中顾委常委。

　　从农家走出来的张劲夫，为他的祖国战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勤勉自强，不遗余力，确确实实一“劲夫”。

　　回顾他的一生，最值得书写的经历之一，当属主政中国科学院。

　　1956年，时年42岁的张劲夫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

　　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期间，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把科学家看成“国宝”，科研、后勤一把抓，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就展。前排左起为：张劲夫、吴有训、毛泽东、郭沫若。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中科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党组决定由张劲夫负责此事。

　　张劲夫和钱三强有着深厚的友谊。“两弹一星”研制伊始，钱三强找到张劲夫来要人，在张劲夫的支持下，先后从中科院要走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学术秘书邓稼先、院刊编辑汪容、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这些人都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张劲夫不仅人力支持，在仪器设备上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高速摄影等设备。可以说，钱三强提出的要求，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南汇一座农舍前拍摄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等几位同行者坐在那里休息，桌子上放着糕点，钱学森的身后还晾晒着农户的衣服。

将钱学森的建议送达中央

　　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中科院成立力学所，张劲夫请他当所长，后来还成为钱学森的入党介绍人。

　　钱学森任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科学家。钱学森说：“我建议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钱学森的这个建议，由张劲夫等人送到中央，周总理很重视。当时，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周总理让他邀请在北京的几位元帅，对钱学森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很快，中央决定我国要搞导弹。

当卫星通过北京上空时，人们争相眺望。

在张劲夫的建议下，中央同意搞人造卫星

　　1958年，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曾提出“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发展星际航行技术。张劲夫把科学家要搞人造卫星的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科学院没有一家独办，张劲夫又组织各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

　　1966年5月，经张劲夫、钱学森等人共同商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一号”。1967年初正式确定卫星播送《东方红》音乐。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响彻天宇，揭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1999年5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发了张劲夫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张劲夫先生在86岁高龄时，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历史，他在文中称“请历史记住他们！”　

　　今天，在老人家离开的时候，我们也请您：记住他们，记住“两弹一星”精神，记住那样一代为国忘我、奋斗一生的中国科学家们。

钱三强：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钱三强就与原子核科学“结缘”了。他师从科学名家约里奥·居里夫妇，他与妻子何泽慧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邓稼先：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26岁，拿到博士学位后的邓稼先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

　　34岁，他回家告诉妻子：“我要调动工作，明天就走。”从此，他从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所有熟悉他的人当中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整整消失28年。

　　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二十元。其中，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钱学森：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一人抵得上五个师”，这是美国人对他的评价。1955年，冲破种种阻扰，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这是钱学森回国后向陈赓大将的建议。后来，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朱光亚：

“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朱光亚1950年《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46年，朱光亚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回顾说。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李政道评价说：朱光亚十分精心地组织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郭永怀：

“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8年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时失事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搜寻飞机残骸时，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其中一位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23人。他们是：王大珩、钱三强、于敏、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郭永怀。

　　今天，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

　　时光虽已过去，但记忆将永存。

　　向每一位科技工作者致敬！他们的历史，不曾停歇。

本期编辑：胡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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