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杨绛

     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
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
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
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
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
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门同组
“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
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
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癫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
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是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
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
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
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
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
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
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
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
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
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
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
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
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
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
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
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揉揉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
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
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
凌戏侮，称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
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
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
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
“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
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
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
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
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
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
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
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X门X
号！谁在撕纸？”“X门X 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
“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
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
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
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
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
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
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
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
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
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
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
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
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
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
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
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
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
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
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
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
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
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
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
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
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
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
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
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
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
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
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
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
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
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
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
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
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
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
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
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
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
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
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
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
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
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
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
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
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
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
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
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
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
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
“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
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
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
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
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
“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
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
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
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
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
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
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
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
——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
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
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
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
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二　颠倒过来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
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
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
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
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
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
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
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
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
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
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
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嫉之心，对我非常欣
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
刘的威风。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
专人监视。我很想看看默存一伙的处境。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
小刘。我找到三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默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
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上首一张小桌是监
管大员小刘的。她端坐桌前，满面严肃。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
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她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给我。
      几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
迎面而来。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
去。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小刘想必告诉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据何其芳同志讲，
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他
自称是扫院子的。
      “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
      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
话。其芳同志后来对默存偷偷儿讲了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我第一次给外
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绝
改造；二、走白专道路；三、写文章放毒。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
我多说。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
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实不亏人，
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需清醒，
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着想到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西边，默存
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该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紧的是销毁
“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字纸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例如我和小妹妹杨必的家信，满
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姊妹了解，又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家信不足为外人道，
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
数》，这不是迷信吗？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数》之类是没放在心上。我每晚想
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
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
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我女儿为
爸爸买了他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剥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捡出来。我常把字纸
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能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
我发现我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
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
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方便之门了。
      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
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
去翻开读读。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地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瓷坑抹拭
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瓷片（我称为“照墙”）。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
去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对上水，做成小
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
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
也不大舍得。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
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
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
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与伍，因为她懂得扫厕所是最
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
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
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礼”的谴责，却屡戒不改。例如见了认识的人，
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
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
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
都会悄悄慰问一声：“你还行吗？”或“顶得住吗？”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
有没有问题。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不
知道的就看不出来。”有人会使劲“咳！”一声表示愤慨。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
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
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