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交的作文：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清明节(6)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人流达到高潮，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经放不下花圈了，花圈都放到四面的平地上。

 当时北京有个组织叫做首都工人民兵，就是把各个工厂里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军训。四月五日下午北京公安部门开始封锁广场，坊间的传言是，五日晚上，中央下令出动首都工人民兵到广场，手持大棒，见人就打，公安人员抓了一大批还没有离开广场的人。市清洁队连夜出车，刷洗广场上的血迹。花圈全部拉走，六日清晨，广场上空空荡荡，严禁行人入场。新闻广播里，把四五天安门的悼念活动正式定为“反革命事件”。

那日北京上空，阴云密布，令人窒息。

第一节课的铃响后，朱老师一脸严肃地走进来。朱老师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第一，二节都是语文课，但朱老师走上讲台后宣布，第一节课不上语文课，说着拿出一个买菜用的网兜，勒令凡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的同学，都要把反革命诗词交出来。这回朱老师不用任何同学帮忙，她自己亲自拿着网兜，一个一个同学面前站住，看着他们交东西。全体女生，毫无例外地在朱老师的监视下，把好几页诗抄从小本子上撕下来，放进朱老师的网兜里去。有的女生，只把几页纸交出来还是不行，朱老师把本子拿过来看，确定上面有诗抄的纸页全部撕下来才能够过关。男生们就好多了，除了几个去过广场就满处嚷嚷的，其他人都一口咬定，没有去广场，也没有诗可上交。

朱老师把收集了全部诗抄的网兜放在讲台桌上，气势汹汹地大声说道，“咱们这个班要好好整顿一下了！”

他们班里的全体女生那天下午到天安门广场这件事，在全校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没有一个班级自己组织了半班的同学擅自利用上课时间去广场的。她们的行动，在当时是一个表面上错误，私下里受到大多数老师同学支持的行动。她们那几天走在校园里，好多高年级的同学们看到她们就交头接耳，继而投来敬佩的目光。她们也觉得自己颇有些英雄的气势，尽管这个英雄是不被校领导正式公开认可的。

只有一个人不认为她们是英雄，这个人就是她们的班主任朱老师。

朱老师的父亲是个较有名的高级干部，文革一开始就给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朱老师文革前是北京有名的师大女附中的高材生，毕业时直接被保送到人民大学中文系。谁想还没毕业就文化大革命了，老子靠边站，她当然也受到牵连，毕业分配时被分到中学当老师。朱老师本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和父亲划清界线，努力革命。当时有句话是重表现不重出身，朱老师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特别是她正积极要求入党，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党的考验。自从文革开始，朱老师就怎么左怎么来，不管是批判修正主义还是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朱老师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朱老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能说，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她嘴里说出来那可是非常高尚。朱老师平时经常教育班里同学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胸怀大志，要有抱负，要时时刻刻地想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立志做革命的接班人。

 正因为这样，朱老师很少把下午两节自习课真正给同学们上自习。每到自习课，朱老师就把它们用作政治学习课，滔滔不绝地大谈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不就是把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讨论，谈学习体会。最糟糕的，还三天两头地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会。一到开批判会，就逼着同学们写批判稿。写批判稿这件事最让同学们发愁，虽说是从小学就开始写起，但每次写还是不知怎么写。光写一两句话喊喊口号还不行，非得写满满当当的一页纸。小学的时候，一到开批判会的时候，就有好多同学“忘了带”批判稿。刚开始老师还让同学回家去取，后来发现，一让同学回家取，这个同学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非到第二天才能再见面。后来老师就记名字，今天没念批判稿的明天接着念，直到全班同学都把自己的批判稿念完为止。

 上了中学后，张晔等人无师自通地找到了写批判稿的捷径：拿张报纸来抄。开批判会时，每个同学都要站到讲台上去念批判稿。有一次张晔念完自己的，正好打下课铃。前排的一个女生跟着张晔走到她的座位前，低声说，“哎张晔，你抄的那段和我抄的一模一样嘿。”

张晔吓了一跳，“我抄的，我抄什么了？”

“得了吧你，”那女生笑着说，“装什么呀？你不就是抄的昨天《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小靳庄社员批林批孔热情高’那篇吗？我也抄的那段。你没听见我念啊？”

“我没听见啊。”张晔很无辜地说，“那你听见我的了？”

 “我坐在前排，听得清清楚楚呢。”

 她俩唧唧咕咕地笑了一回，张晔发起愁来，“要是朱老师也听出来了，那不就坏了？说咱俩是抄的，那咱不得重写啊？”

 还好，那天朱老师就忙着拿着花名册划掉发了言的同学的名字，竟然没来找她们的麻烦。

 今天嘛，朱老师要用下午的两节自习课来批判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那是明摆着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