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生父之谜及其他（二） 芦笛 (ZT)

作者：芦笛

二、为革命当刑事犯罪分子


到西方后，我大概看过不下十本斯大林传记吧，然而只有最近看的这本书，才让我最终理清了monster们是怎么炼成的，看来还是只有俄国人才说得清楚俄国的事。

例如我早就知道二月革命前，斯大林坚持呆在国内干革命，其革命活动主要由刑事犯罪组成。严格说来，他根本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光凭他在第比利斯与巴库等地轰轰烈烈地做下的那几次大案，早就该被处决了。然而沙皇政府却拿他当政治犯处理，只是把他流放到到边远地区去，还多次让他轻而易举地逃脱（沙俄对两种人的处理不一样，只处死或监禁刑事犯，政治犯若无刑事犯罪［例如列宁他哥参与暗杀沙皇］则一般只是流放。流放者与下乡知青享有的行动自由一样，强过后者的是不必被迫从事体力劳动）。这种昏聩懦弱的政府不被推翻，也真是没天理。

但我一直受西方作家影响，将斯大林的刑事犯罪完全归结于其出身造成的心理变态。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斯大林那种家庭，乃是最典型的产生罪犯的温床：受害者从小缺乏爱与温情，从襁褓中学会的语言就是“Beat him！”就连他母亲都是这么教育他，并身教言教，用拳头将那朴素真理灌输到小索索的灵魂深处。这种人长大了当然只能是罪犯，智力平庸者便成了普通刑事犯，而智力出众者则成长为犯罪天才，鬼话所谓“criminal genius”。

因此，用心理学可以轻易解释斯大林的变态与疯狂，疑神疑鬼、百般猜忌、缺乏安全感、残暴无情等等，都可以从他微时受到的心理创伤中寻出根来。但这并不能解释布尔什维克现象。

须知并不是所有的布党党魁都有类似出身、类似境遇。相反，他们大多数的家庭境遇都很不错，起码是小康水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乏家庭的温暖，在投身革命后也并不曾受过什么匪夷所思的迫害，顶多是被流放，比知青下乡要潇洒万倍。此后他们便移居国外，坐在瑞士、法国、英国等地的咖啡馆里奢谈国事，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内斗，靠国内源源不断送出来的钱（详见后）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海皮日子，为什么心态还会那么偏激反常，以致行事之恶毒狠辣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例如列宁家是贵族出身，家境宽裕，家庭文化环境一流，父母兄弟姐妹都对他疼爱关怀无微不至。他投身革命后，被抓起来关了14个月，释放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在流放期间不但能著书立说，出版发行，还能结婚，流放期满后就移居国外，从此过上了职业革命家的海皮日子。即使把他坐牢与流放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只有四年零两个月，那能算是什么非常刺激？如果这种经历带来的心理创伤竟然能使人变成嗜血魔王，那绝大多数中国的老帮菜都该是疯子了。

然而列宁的残酷无情丝毫不亚于斯大林。事实上，俄共的恐怖统治乃是他而不是斯大林创建起来的，诸如建立超越一切法规之上的契卡，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处决“反革命”；派出武装“余粮征集队”到乡村去抢走农民的所有粮食，以此迫使他们屈服；大批处决人质，并把他们吊在交通要道；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中营，把罢工工人投入其中进行强迫劳动……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表明，这些恐怖措施都是列宁亲自下令采取的，例如上述那处死人质的命令就是列宁亲自发出的，他还特地指明要把人质吊在谁都能看到的地方，以起到最大的震慑作用。可见，对他来说，杀人已经成了一种冷静的科学。

很明显，用个人不幸遭遇造成的心理创伤，根本就无从解释这种集体疯狂。它只能从俄国人的下流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发掘。该书的作者的简单介绍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简略而清晰的主线条，使我得以窥见列宁主义的起源。

如所周知，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他的建党学说，也就是他在《怎么办》的经典著作中提出的所谓“先锋队党”（vanguard party），此乃马克思从未有过的概念。

马克思是个空想主义者，“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大文豪。用我党的行话来说，他是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他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理论”。既然是“科学的”，当然就具有“普适性”与“必然性”两大特征。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个必然现象，并不需要谁去人为制造出来。他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会自动觉醒，于是他们便会自动起来夺取一切生产工具，使得资本主义就此垮台。在无产阶级控制了生产工具后，生产力就会得到极大解放，把人从满足基本需要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自由去从事创造性活动，由此导致文化革命，造出一个创造力无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这个过程是个科学的必然过程，并不需要一个黑社会党去人为制造。

列宁在出国考察了欧洲工运后，很快就发现了马克思的梦呓太离奇。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贫困化，而是过上了海皮日子，更加鼠目寸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出什么革命觉悟来。为了解决这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他便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那是我看过的最乏味的“文学”作品）的标题，写出了这本同名的经典小册子。

在其中，他诚实地指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 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 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任何在西方居住过的人都能证实这伟大真理，列宁说得一点都不错，工人只会搞经济斗争，绝不会自发建立起革命阶级觉悟。百年前如此，百年后也如此。而且，恰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理论太复杂也太艰深，绝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有时间或有能力掌握的。“社会主义”这种概念只有知识分子才想得出来，绝无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

列宁的结论是，只有靠一群具有高度组织纪律和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才能从外部把这些知识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教育，引上革命道路。这些人不能是业余票友，有其他工作让他们分心，妨碍他们推动革命的本职工作，必须是全日制的所谓“职业革命家”。根据俄国的专制制度特点，他更明确指出，这些人必须受过严格的秘密工作训练，精通与秘密警察作斗争的专业技能。为此，他特地在瑞士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所训练职业革命家的学校，专门训练这种人才。

这就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歧异，马克思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望他们一觉睡醒，便奇迹般地获得阶级觉悟，不约而同地把工厂铁路等等全部占领了，抢过来变成公共财产。列宁可不是那种书呆子，他的革命模式是一个三级金字塔结构：党——工人阶级——人民。这个党可不是西方的议会政党，而是集黑社会、教会、军队于一身的秘密组织，奉行的是铁的纪律。党魁就是革命的神经中枢，如臂使手一般操控下面各级组织，这才是制造革命的唯一可行方式。

对列宁的伟大的革命工艺学发明，我早就在青年时代掌握并充分认识到其伟大意义了。几十年后到了海外，我多次在旧作中介绍过，并指出若没有列宁这一套完美的工艺设计，马克思的理论就绝不会化为实践，世界上也就绝不会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

列宁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彻底否定“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坚定地认为，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只要能促进所谓社会进步，无论是多高的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而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为了这个目的就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个人的价值只在于他对革命事业的用处。

这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也早在青年时代就掌握了。然而我过去一直以为，这都是列宁的独创。看了此书后，我才发现，其实列宁主义并非无本之木，它是从俄国那下流土壤中长出来的，乃是集大成之作。

第一个来源是彼得•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 –1886），人称俄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早在列宁之前，他就提出了类似“先锋队”的主张。他对俄国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是，俄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绝大多数百姓都只知道卑微温顺地服从政府。因此，要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义”者幻想的那样，坐待全民起来推翻政府，根本就没有指望，其实也没有必要，革命者只能也只需组成一个极度严密的秘密组织，起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能充分利用俄国人民奴性十足的特点，以暴力强行驱赶他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奔向灿烂的明天。但是，绝大多数俄国人民极度愚昧与落后，必然会妨碍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乐园，所以，为了光明的未来，其中的大多数人必须被消灭掉。

熟悉苏俄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正是在那下流国家发生过的一切。作为prophet，特卡乔夫的预言准确到了令人肝胆俱裂的地步。从所谓十月革命、集体化直到工业化，整个苏俄革命一直是由一小撮意志如钢、纪律如铁的心狠手辣的歹徒在驱动，从未获得大多数公民的真诚拥戴。一部苏联史，就是一部英雄而非奴隶尽情书写的历史，本身就是对马克思所谓“唯物史观”的无情嘲弄。

另一个来源则是巴枯宁的学生以及传说中（alleged，此话没有中文等价物，只好翻译为“传说中”）的同性恋人谢尔盖•涅查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他于1869年写的著名的（or more precisely, infamous）《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乃是大众熟知的列宁主义者的行为准则，其反复吟诵的主题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有理”（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换用中文的习惯表达，便是“只要目的高尚，手段便再下流也无妨”。

摘译两段那部名作中广为传诵的警句：

“革命家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倒霉的人。他没有私人兴趣、私人事务、私人感情、私人联系、私人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整个存在都被一个目的、一个想法、一种激情吞噬——革命。从心底到灵魂，他都用行动而不是用话语切断了自己与社会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以及与世上的法律、礼貌、常规和道德的联系。他是文明世界的无情的死敌，居住于其中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它。”

“革命者必须渗透所有的社会机构包括警察部门。他必须利用剥削有钱与有影响的人，让他们受控于己。他必须加重普通百姓的苦难，以便耗尽他们的耐心，煽动他们起来造反。最后，他必须与横暴的罪犯的野蛮世界结盟，那些人才是俄国真正的革命家。”

“破坏的激情也就是创造的激情。”

这些基本教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影响无从估量，也是他们绝不肯公开承认的，他们完全可以抵赖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没什么相干。然而，如果不是不折不扣地实行这些行动准则，那么列宁同志等人早就在国外饿死了，还干什么革命？当然，列宁本人是大地主，尊重私有财产的沙皇政府并未没收他在国内的地产，也没有掐住他的粮道，不至于真会饿死。但他毕竟不是本拉登那种“毁家纾难”的百万富翁，哪来那些钱换着地方在欧洲国家的首都开了一次又一次党代表大会？哪儿来的钱去办报、印小册子并偷运回国？哪儿来的钱在苏黎世开办训练职业革命家的学校？他得到德国军方的慷慨资助，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事，此前十多年的革命资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有趣的是，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宣传物都从来不提这茬，而广大读者包括我在内也就居然想不到这人类常识。我虽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宣讲过“革命乃是天下最费钱、只有投入毫无产出的勾当”的朴素真理，却仍然没有把这普遍真理应用于1914年以前的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斯大林生父之谜及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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