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1)

时间: 20 9 2010 01:34

作者：金唢呐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1)

金唢呐

前几天看到了关于越南政改的贴子，觉得有点意思。本来作者是希望老芦出手，无奈老芦已声明年底前要给书商交稿，让老芦安心去写他的评毛大作吧，那是可以传世的东西。上网玩耍事小，巨著杀青事大。我趁机浮出水面，不揣浅陋发一点谬论。

社会主义四兄弟，是指至今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这让人想到电影《非诚勿扰》的“四姐妹居酒屋”，男主角（葛优扮演）在酒馆外看海报以为四姐妹是妙龄少女，准备进去大吃豆腐，没想到进去后看到“四姐妹”竟是四个半老徐娘，海报上美丽的“四姐妹”形象是她们当年在东京走红时候的照片。无奈之下，只好既来之则乐之，和四个搞笑老太太胡闹了一番（其实日本酒馆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公司职员在上司那里受了气，不找朋友说，不去老婆那儿诉苦，非要找酒馆的妈妈桑唠叨个没完。这可能跟日本普遍存在的恋母情结有关吧，据心理学家分析，连前首相鸠山都不能摆脱这种恋母情结。）这社会主义四兄弟也是一样，当年个个光彩照人，如今却人老珠黄，惨淡维持。不过中国好像是个例外，正在焕发第二春。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是回光返照。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至今还在实行或基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我前边在《文明》系列里面所说的，基本还没有实行多党执政（或多党共存一党独大）、代议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及政治中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制（或混合经济私有为主）的非宗教国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基本靠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维持运转的国家。

这四兄弟里面中国和越南在二杆子的基础上加了“钱袋子”，也就是搞了点私有经济和市场调节，古巴、朝鲜据说也快玩不转了，开始对自由市场之类的资本主义复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还没有像中国和越南这样明目张胆地搞什么“联产承包”、“私有企业”，而且还要随时准备受到革命领袖和党内大佬的呵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不像中国和越南，在紧握二杆子的前提下，甩开膀子大干资本主义。

我记得20年前“苏东波”剧变，不少国家的一党专政政权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引得国内自由识字分子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中国独裁专制风雨飘摇、民主自由呼之欲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在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详细盘点一番后戏称，现在的专制国家只剩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四家，仅够打一桌麻将而已，而且过不了几天恐怕就要三缺一，再有几天就只能玩象棋，最后就只能自娱自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俗称“龚自珍”。

20多年过去了，这麻将还一直在玩儿，国际形势并没有以民主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没有像当初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出现三缺一、玩象棋和龚自珍。古巴和朝鲜能坚持下来一是因为领导人身板硬朗，像卡斯特罗八十多岁了，样子虽老态龙钟，但讲起话来还是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金正日也是一样，西方媒体总说“金正日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可我看不出来，觉得人家比我还结实，大墨镜戴着，小肚子滚瓜溜圆，看不出龙体欠安的迹象。再就是朝、古两国都找到了一条靠血缘关系维持统治的道路，不管是哥传弟还是父传子，从眼下看这种政权交接方式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

1、血缘关系可部分抵消老芦所说的“权威递减效应”；
2、成本低，家族外成员干脆死了这份心；
3、保证路线政策的延续性，至少不会出现当朝否定前朝、新主否定旧主的情况。

当然，在当今时代，朝、古鼓捣出来的这些玩意儿恐怕也长不了，世袭制要是这么结棍的话民主宪政也不会存在了，金正日的后代未必能有金正日这两下子。原来传说中金正日接人金正男就是个傻小子，跟毛三有一拼，也是天蓬元帅的风度，能力比刘阿斗强不到哪去。现在指定的接班人金正银我在电视里还没有看到过，估计比他的傻哥哥会强些。所以，朝鲜古巴的政治走向与金正日和卡斯特罗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越南，正在按照毛主席“不要‘招’急，慢慢‘的’来”的光辉遗嘱，逐步向民主宪政过渡。不过恕我直言，尽管今天网友转帖颜昌海的《越南正以怜悯的目光看着中国人》那篇文章说得天花乱坠，但越南目前的政改并没有走太远。我还是那句话，“政体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越南的政体现在变化还不大。但我和阿越一样，相信越南会走在中国前面，这理由我放在后面说。

朝鲜和古巴政治欠债不多，将来搞起民主宪政来难度并不大。人家第一没有大规模地整肃过知识分子，政治斗争始终局限于高层内部；第二没有与传统决裂，没有跟自己的祖先过不去；第三没有抽羊角风、瞎折腾，干出类似大跃进、文革这样的蠢事疯事。它们的问题，完全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僵化制度所致。比如同样是支援世界革命，毛主席的杰作就是印共、柬共，给本国造成灾难不说，害得连华人华侨跟着倒霉。而古巴唯一一次海外派兵就是安哥拉，把南非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对白人种族隔离政府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信仰上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跨台。至今曼德拉说起来，还是“对古巴人民有极大的负债感”。

再比如朝鲜面临的问题，完全就是制度层面的问题，金正日本人的失误并不多。实事求是讲，人家的治国本领和咱们的伟大领袖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作为中国P民，这事儿说起来就感到臊得慌。这不是调侃，也不是气话，是我的真心话。就个人能力来说，我对金正日相当佩服。这倒不是说金正日多才多艺，改编过电影《卖花姑娘》、歌剧《血海》，写下大量光辉著作（含“哲学”著作），指导过喷水池的设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必备的花拳绣腿。

与毛主席的奇特外交思维不同，人家头脑非常清楚，具有处理与大国、邻国对外关系的正常思维，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金二知道，干纯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而在封闭状态下，一个小国弱国要承担起国防重任，离不开外援。这种外援不是靠对方恩赐，而是靠讹诈。至于什么时候该撒泼打滚，如何获取更多的边界领土和经济援助，这火候金二掌握的确实到位。朝鲜只要国内遇到“自然灾害”，就来次核试验，然后就是朝核六方会谈。虽然到头来在国际社会落下个无赖的形象，可人家赚足了实惠，“赏花不如吃团子”，每次朝核六方会谈的结果，都是大米白面往家扛。美国也不吃亏，有了出兵军演的借口，趁机扩大了势力范围，每次赔了大米又丢人的肯定都是中国（偶尔还有八嘎日本）。

屁股坐得最稳的，我看当属八十年代末民主运动闹得最欢的中国，这麻将桌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一定是它。而且任何人睁开眼睛看看都得承认，那个当年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婴儿如今早已没有了躁动，连胎心都听不到了。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已经变成了死胎。记得江泽民说过类似的话，我这人块头大，体重一百好几十斤，想推翻我没那么容易。我在《文明》系列里也说过这个意思，中华文明的产物“大一统帝国内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根基深、底盘大，没那么容易就撼得动的。撼泰山易，憾党天下难。

具体说，实现民主宪政只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上面恩赐，过程可以是渐变，也就是上述各项one by one地来，也可以是突变，一口吃个大胖娃娃；二就是由于力量对抗而形成的妥协，逐渐让步、改良，最后过渡到民主宪政；三是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如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这种情况通常是毕其功于一役，民主宪政一步到位。

像不丹实行的民主宪政过程就是第一种情况，完全是国王的恩赐，由不丹老国王强行推出并强力推进的。国王曾经留过学，知道当今时代正常社会应该是什么样。而不丹穷得叮当响，百姓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识字率仅为百分之六十，对民主毫无诉求。我记得当时投票最大障碍，就是近四成百姓不知道选票写的是谁，好像最后是通过在电子投票机上画了竞选双方的图案“骏马”和“仙鹤”，选民只需按图索骥，按下键就可以选出自己中意的政党。而且跟咱们联产承包时“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还不同，大臣和百姓对实行民主都极为抵触，应该是“上边放、下边抗，中间横着顶门杠”。最后老国王豁出老脸，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解释民主的好处，挨个做思想工作说服大臣的。臣民问：您老当政不是挺好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什么要变？国王答：今天碰上好国王，如果明天遇到昏君怎么办？最后说服国民，含泪投下违心选票。

而西方的民主宪政不少都是妥协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由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当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时，君主不得不妥协，最后在对方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同意交出君主的绝大部分权力，交换条件是依法永享血酬。而不想妥协或无法妥协的，如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结局就是革命，共产党一夜之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而在当今中国，三条道路我看近十几年内都走不通，只能先这么混着。

首先上面恩赐不太可能。“今上”（实际应为“今上集团”）的形象都是面团团富家翁，龙椅坐得稳稳当当的，凭什么恩赐民主？而且谁敢这么做、谁想这么做、谁能这么做？身后整个官僚集团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当年赵紫阳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是政治改革只有邓小平有这个威信和能力，我不行，别人也不行，邓小平以后更没人能行，中国已经错过了政治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来看，老赵这话说得一点不错。老邓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也不能说完全没搞，停止政治运动、建立离退休制度等应该算吧），对错确实很难说。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中国没有乱，经济飞速发展，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就是让巨龙张开了大口，爆发了无法遏制的贪污腐败。

阿克顿这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只是部分同意。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有绝对的权力，可这些人执政期间，腐败从不是社会主要问题。但共产党一旦在绝对专权状态下搞市场经济，那可确实是“绝对腐败”，简直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随便一个县太爷都是千万级的贪官，连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千年传统的腐败大国，也是空前的。

至于说第二条道路，我看也没戏。中国社会根本没有足够大的力量去代表民众利益与官僚集团抗衡，以迫使对方达成妥协。中国的官僚集团内部、知识精英集团、草根阶层有什么力量能和官僚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妥协？诸位高人谁能说出个道道来，在下愿闻其详。当然，目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愤怒的葡萄”，但是，这种力量上不足以构成对官僚集团威胁。共产党高官和主流经济学家说得好：如今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就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这样看来，除了藏独疆独没办法用人民币来解决外，中国没有什么敌我矛盾，都是“人民币”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尽量用人民币。拆了人家房子，就给个合理的价格；执法失误造成精神和肉体伤害的，赔偿点精神损失费和医疗费；闹得厉害多给点，不闹少给点。人民内部矛盾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有银子、会用银子即可。所以，共产党无须在政体层面上的妥协，也无须政体的变动。

老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老邓拂逆民意的一意孤行，这话我也是有保留地同意。确实，现在看来，市场经济是老邓的个人行为，高层没有什么人支持，老邓最后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才强行推行了市场经济。但实际上，由于对外开放，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太穷了，都觉得中国应该变变了，按奥巴马的话说，就是“The Change We Need”，这是当时的共识。从这点上看，政府还是有点压力的。袁隆平后来回忆说，八十年代时去菲律宾那么个烂国家，还被城市的高楼大厦震撼的目瞪口呆，觉得中国太落后了，非变不可。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有了“被开除球籍”的可能了。记得我们院子里来过几个“台商”、“港客”，实际上都是当地的小混混，一米五几的身高，身形猥琐，就这样众人都跟苍蝇见了血一样，把半个院子都搅得躁动不安。

当时从上层说，需要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从下层说，人人都充满了致富的欲望，整个民族需要通过改革，通过迅速致富来找回尊严和自信。改革的方向当然是以富国为榜样，所以那时候老邓推行市场经济实际上多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一旦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并没遇到太多的抵抗。

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大不一样了，人们发现不搞民主照样能致富，套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没有民主宪政，中国人民不但可以活着，而且还可以活得更好。

这日本北海道钏路市“四姐妹居酒屋”外墙上张贴的电影《非诚勿扰》中曾使用的“四姐妹”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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