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5)--中国民主力量分析

时间: 13 10 2010 03:28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5)--中国民主力量分析

金唢呐

这几天本来挺忙，想戒网几天，然后接着写越南的事儿，不想由于我那篇《结梁子》的即兴文章，把坛子搅得沸沸扬扬。按说本坛网友大都属于韩复榘训话说的“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应该忙自己的业务去才对。这刘晓波获奖，属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可没想到大家都和我一样不务正业，对这事儿还是真感兴趣。而“海外民运与刘晓波”这个话题是我挑起来的，现在木头口琴网友又提出了不同看法，不如索性说够说透，怎么也得按照我党的一贯做法，弄清事实、做出结论、给个说法才对。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俺这样做也属于“勇于担当”。

这题目有点大了，其实中国民主力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我前边说过，别看平时大家牢骚一堆，其实大部分人和当局一样，都不希望进行实质性的民主改革：官僚集团、知识精英、草根民众，哪个阶层有民主的诉求？官僚集团不愿失去自己的利益，草根民众盼望的是明君贤相清官，知识精英则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就这样算了，还折腾个球！

老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干两件事，一是政治纠错，二是经济走资。所谓政治纠错，就是不再搞政治运动整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点上邓小平的做法并无新意，苏共第二、三代领导人也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苏联，领袖逝世之日，就是政治运动结束之时。再说，第二代领导人已经不具备第一代领袖的权威，或者没这个兴趣，早就腻歪透了；所谓经济走资，就是在共产党全面控制下搞了些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点是老邓独特的贡献。以后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还都是在这个框架里靠着惯性继续走，估计将来无论是习近平、李克强还是薄熙来当政，小动作可能会有不同，大方向不会有什么变化。

左派认为，由于搞了部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改变颜色，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毛式社会主义还要再加上群众运动。邓小平现在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套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且复辟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解决办法就是坚持两个凡是，恢复毛时代的做法。这些人力量强大，但由于恢复毛时代的做法毫无可能，除非再爆发一场战争。即使毛左篡权，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短命的。我私下跟左派聊天时说过，不要说搞人民公社这种大动作，你在农贸市场旁边建个国营蔬菜店（不是国有私营）试试，能干上仨月就是天才。左派存在的意义有两点，一是防止继续“深化政治改革”而削弱共产党的权力，二是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动乱，复辟毛式社会主义。前者与官僚集团的利益一致，为当局所利用，而后者为当局所惧怕。

而自由派和体制内改革派认为，现在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一是还远不彻底，二是不合理，是权贵私有化、权贵市场经济（这点跟左派有相似的地方）。解决办法就是搞更大规模、公平的私有化，而且还要剥夺部分共产党的权力。具体说就是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分给农民，兑现我党夺取政权以前做出的“耕者有其田”而不是现在的“耕者有田可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利益。然后实行点民主法治，具体说就是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议会制甚至多党制等问题上做出些让步。让中国尽可能接近西方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而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丛林资本主义。但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至少不想共产党马上下台。即使搞多党制，也是新加坡那种一党独大多党共存的局面，反对党发挥监督作用。他们对当局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剥夺部分共产党的权力，而存在的价值则是可以抗衡左派复辟毛式社会主义的企图。

目前体制内改革派基本不存在，也就是几个追求两头真的退休老人（俗称棺材瓤子），像李锐、李普等，前一段在临死前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谢滔，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基本是死一个少一个，阎王殿里多一个，后继乏人。原因很简单，有这种思想的人现在根本升不上去。自由派知识分子倒是还有一些，但我认为还不足以对官僚集团形成压力和构成威胁。如果将来天下大乱，更大可能是官僚集团内讧，而不是什么左派自由派的力量发挥了作用。

现在当局的方针就是谨慎地和左派、自由派既保持关系，又要时刻防范。要我看就是保持“豪猪距离”：几只豪猪一起取暖，距离远了冷，太近了扎着，不远不近最合适。另外就是左右互搏，利用左派的力量防止自由派、体制内改革力量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剥夺共产党的部分权力；利用自由派、体制内改革力量阻止毛式社会主义复辟。因为任何一派得逞，官僚集团都会面对吴法宪兄弟：“吴法宪他哥——无法弄”、“吴法宪他弟——无法捞”。

毛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一党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政治运动，毛式社会主义复辟的前提是必须把全部社会资源再全部收回，然后在封闭状态下运行，现在看来根本无法实现，“吴法宪他哥——无法弄”；而且一旦实现了毛式社会主义复辟，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经济活动就少，从来就没有什么拍卖地皮、承包工厂之类的经济活动，再加上普天之下莫非党产，上有党魁，下有群众，官僚集团就会“吴法宪他弟——无法捞”。自由派得逞也不行，首先左派力量会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社会失控，局面出现“吴法宪他哥——无法弄”；在一个正常、健康的民主法治社会，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监督，连官员坐趟车、吃顿饭都有人说三道四，“吴法宪他弟——无法捞”。

现在当局的具体做法就是大忽悠，有事没事释放出各种令左派欢欣鼓舞、令自由派兴高采烈的信号来。前者像参观西柏坡、毛主席故居、重上井冈山、给毛三授少将军衔，“锦涛同志发表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讲话”等；后者包括家宝同志关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等。由于总是这样“干打雷不下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惹得左派、自由派对锦涛、家宝都有意见，多有抱怨。

海外民运尽管派别林立，我觉得他们的共同主张就是推翻共产党，否则也不用跑到国外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我看就是暴力革命和橙色革命，这点跟国内自由派、体制内改革派不同。我对海外民运了解还真是不多，认识来源主要有下列三个途径。

一是当初六四领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我知道这有点靠不住，因为当初的六四领袖现在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已经转向，像现在左派代表的张广天（准确说是毛左），曾因六四蹲过大狱，新左派领军人物甘阳也是当年广场活跃分子。而且有些学运领袖当时就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愣头青、生瓜蛋子，很难说有什么成熟的思想。像吴尔凯西在六四的时候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学生，那些文科学生我接触过，平时不去上课，在宿舍里闲呆着无聊，碰到这类事儿都是兴奋的一蹦三跳，当年文革时表现也都这样。六四若干年后我在国外看过他的一个采访报道，好像变化还是不大，还是没长大。相比较而言，王丹显得成熟多了，已经超越了“当年我们干得真棒”的水平。不过前几天看到老万贴出凯西的近照，大腹便便，俨然已是中年人的模样。现在人家什么观点立场主张，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些金盆洗手、告别江湖的，比如王鲁湘也是当年因为民主蹲了大牢的，是《河殇》的编剧，被关过9个月。现在人家成了电视台的金牌嘉宾主持，地地道道的“知道分子”，不管什么话题，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地理哲学音乐美术，上下五千年、海底两万里，只要一上手就说的头头是道、激情四溢，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当年的海洋文明拥抱者、“全盘西化论者”，如今摇身一变，身着唐装，成了传统文化的布道者。但人家有一条，就是不谈自己的政治观点。按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善良、软弱，基本不会说不”。

当然也有些人继续在海外搞民运的，他们的近况如何我还真不清楚。九十年代在国外看过民运办的报纸，感觉太不靠谱。按他们的说法，人民要民主，民族要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共产党马上就要下台，中国经济也要崩溃，20世纪怎么也挺不过去了。可实际情况跟他们说的完全是两样，国内当时干得热火朝天，经济蒸蒸日上，根本没有要崩溃的样子。那时经常有国内的亲戚朋友问我有没有熟悉的洋鬼子，假洋鬼子也行，联系一下一起合作搞点项目。人人都琢磨着赚钱干事，没多少人对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话题感兴趣。

第二个来源就是老芦扫荡伪民运的文章。老芦前后写了恐怕有一两百万字，通过看老芦的文章，我才知道海外民运原来还这么热闹，伪民运还这么龌龊和弱智。这就不多说了，若迷和坛子里其他网友比我熟悉。相比较而言，我对老芦文章里这部分内容了解最少，只记住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伪民运那些人还是过去毛共那一套，“伪民运比当代中共更反动”。本来这次刘晓波获奖，老芦应该出来大谈“海外民运与刘晓波”这个话题才对，可人家现在闷头大嚼附子理中丸，享受胃肠平滑肌正常蠕动之快感，置本区弟兄于水深火热而不顾，真不够意思啊。

第三个来源就是《大纪元》。我上网时间少、精力有限，除了《海纳百川》基本上不去别的海外网站转悠。因为就平均水平而言，现在国内网站比海外网站高多了，丰富精彩程度更是没法比。而且像《凯迪》《天涯》那些网站，开放的尺度今非昔比，连老芦的反动文章都照登不误。但因为上《海川》时，《大纪元》为必经之路，所以顺便点开首页左侧的新闻看看，包括民运大佬的重要讲话。这次我得出“海外民运不认同刘晓波”的结论，就是来源于“中国民主之父”魏京生在《刘晓波得诺贝尔奖，魏京生批评》中说的那句话：“以我的观察，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颁给刘晓波是因为他与绝大部分的民运人士不同”。我想这“他与绝大部分的民运人士不同”之处，不会是指身高体重三围吧，还是政治观点的分歧。也就是说，刘晓波因为犯了下面四条严重的路线错误，已经被海外民运视为异类，所以我把刘晓波比做陈独秀。只不过“民运”并不是共产党那样严密的组织，不存在组织处理问题，只能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最多也就是像这次《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公开信》中的20位活跃人士一样，评奖前半年就开始活动，“到处告老娘的鸟状”（江青语），状子还捅到了图图大主教、美国国会那儿，不知有什么深仇大恨，至于这样。

我认为“海外民运不认同刘晓波”，原因是刘晓波犯了四条路线错误。顺便说一下，这些都是民主大佬们的原话，像第2条，就是老民运徐水良说的，我不过总结了一下。

1、参加了六四，又反思六四，并对六四运动和六四参加者进行了丑化；
2、鼓吹和解合作、反对革命的政策和路线；
3、鼓吹“无敌论”在法庭上公然宣称“我没有敌人”；
4、称赞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柔性化的管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温暖”。

我认为这里面最要命的还是第2、3条，第一条不过是感情上受不了，“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第2条则是背叛民运的具体主张，民运大佬称其为“合作派”、“顺从派”，其实就是投降派的客气说法。刘晓波“无敌论”引起民愤（民运的愤怒）最大，共产党难道不是民主的敌人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民主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民主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你这“无敌论”还让民运以后怎么发展？

其实任何一个在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推翻共产党一是毫无可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二是未必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共产党倒台（至少是迅速倒台）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对中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从这点上看，刘晓波的民主理念和想法更接近国内自由派而非海外民运。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刘是一个负责任、有良心的反对派。我非常认同老非的说法，尽管这次刘晓波获奖有不少海外民运人士发文祝贺，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跟刘晓波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不仅和刘晓波不同，跟已故的刘宾雁和退休的万润南也不同。

这次先戒网几天干正事去了，回来接着比较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仔的事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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