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0-10-20 周三, 上午11:52
作者：金唢呐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社会主义四兄弟的现状与前途(7)
金唢呐
第二、越南南方民众有过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过20年的亲身经历。
五十年代越南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后，日内瓦国际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建北越与南越，有点类似南北朝鲜。而胡志明也似朝鲜的金日成，他俩早期都 在中国干过革命，都能来几句汉语，和伟大领袖都有深厚的感情。1959年，北越决定武力统一越南，开始派遣部队潜入南越组织游击战。为此，美国向南越派遣 了一支特种部队以对抗游击队活动。1964年，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攻击，美国开始正式与北越交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南北方就分属于苏 联社会主义和美国自由世界两大阵营，美国支持吴廷艳政府在南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20年（实际上类似南韩、台湾的威权统治），直到1975年被越南共产党 “解放”。美国在越南南方这二十年没白干，并不是“浮云”，按照我党的说法“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不仅收获了混血儿，还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越南南方虽然后来被北方武力统一，但是南方人对自由民主的了解和感情是一直存在的，甚至不乏政治、文化认同，现在南方人民还很怀念那段幸福舒适的生活。而 且越南南方确实比北方搞得好，只要看看现在网上网友上传的那些越南游记就知道，不少人都喜欢用“越南越美”来形容自己的越南之行。南方不仅比北方建设得 好，而且有情调、有韵味。随着近几年越南南方的干部大量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北方的干部也处处效法南蛮子的做法，就跟咱们当年很多做法都效仿港台一样，希 望尽快脱掉自己身上的“土气”和“痞气”，怕南方干部瞧不起，让自己“黑不溜秋靠边站”。再加上地理遥远的美国不会在陆地、海洋上与越南发生争执，而中越 之间存在着海洋边界纷争等矛盾，所以越南更容易认同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社会制度。
搞民主宪政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一直是各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把现代民主观念移植、嫁接在传统文化上，从本民族传统 文化中寻找可以推演出现代民主的因素，让国民感情上不抵触，不认为搞民主是西化，而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时共进。越南毕竟也是东方文化圈 范围内的国家，更具体说是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中国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这跟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还不一样，确实还有个 文化认同的过程。
民国和港台新儒家干这活最卖力，比如说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去套现代民主概念。民主按孙中山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搞传统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自 古以来已有民有（of the people）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以及民享（for the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只是缺少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环，即政治应由人民自己来管的观念。中国人不缺民主的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缺乏民主制度。其原因梁漱溟认为，只是因为 “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都得不到发展，民主便只具空谈了”。所以梁就要去搞“乡村建设”，其目的我想可能就是为了发展“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 吧。
在有长期专制传统文化的国家里搞民主，我认为还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要搞渐进性民主，避免社会剧烈动荡。
当初孙中山提出的过渡方法就是“训政”：“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这里面“军政”好 理解，即实现国家统一，由革命军队依靠武力来结束地方军阀割据，就是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状态。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 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宪政”也好说，就是还权与民，实行宪法治国，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模样。
唯独这“训政”，到底怎么个训法，让人费解。按照孙大炮1924《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面的说法，“训政”过程大意就是：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 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 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简单 说，就是由国民党充当“训政保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语），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以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准备。并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 “一党训政”，但人民仍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方面的自由。从1928年“训政”开始，对老蒋“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批 判就没停止过，而批判的武器则是宪政民主思想。到了国共重庆谈判时，国民党近乎儿戏般地宣布，“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从来没搞过什 么“训政”，按今天的流行语说，“训政”在中国大陆只是一个传说。
从老蒋主政期间，中国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强敌入侵，再加上掌握上百万军队的反对党要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情势下国民党根本没机会去实践什么“训政”。倒是大陆 沦陷后老蒋到了台湾，在戒严环境下各个县市落实地方自治，于民国38年由时任省主席的陈诚聘请学者专家29人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民国39年草 拟“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开始了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通过选举等活动提供民主生活方式，开启民智，训练地方人管理地方事，稳定社会的基层。以后 待到时机成熟，小蒋顺应潮流开放党禁报禁，全面实行民主宪政。
我理解民主的适应过程实际上就是“不要招急，慢慢的来”（《毛主席语录》）。具体做法就是在威权统治下，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另一方面逐渐放权，最 后全面实现民主宪政。亚洲的韩国、台湾都是这么干的，也都实现了平稳过渡。这里面最容易引起动乱的是所谓一人一票制的“普选”，而且这确实和国民素质和经 济水平有关。很多国家最初投票时设定财富和学历门槛，或者根据财富和学历对选票的权重进行修正，恐怕也是这个道理。英国最早实行民主宪政，但实现一人一 票，一票一价普选最晚。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将过去以出身分配选举权，变成以财富多少来确定选举权。以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逐步放宽对财产、 学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到了1948年，才废除复数投票和等级投票，实行21岁公民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到了1969年，才将选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 岁，实现了全民普选。
第三、越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较短，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从越南全国的情况来看，虽然越南南方被共产党占领三十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打仗，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并不长。越南全国在封闭状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应 该是从1975年算起，到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开放”）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并没有能够像中国和苏联那样，用枪杆子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用笔杆子控制人们 的思想，清除各种异端学说。起码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就还在，没有完全被摧毁。据统计在8000多万越南人中，现有5300万佛教徒和天主教徒。越共党员只有 约250万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比中国要少得多。
前一段越南某天主教堂和政府为土地问题打官司，居然还胜了。而中国基督教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通过三自爱国运动，逐步摆脱了与外国教会的 关系，传教士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基督教也变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对国民的影响基本不存在。虽然 现在又有恢复，有不少地方建起了教堂，不过诸位可以到基层去看看中国特色的宗教活动去，通过几十年的“自治、自养、自传”，几乎完全变味，跟原来的欧洲的 基督教几乎是两个概念。
第四、“革新开放”前十年黎共（黎笋领导的越共）统治期间，越南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越南虽然紧邻中国，但胡志明衣钵最忠诚的继承者、越南革命的“烛光先生”黎笋在南北统一后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越南黎 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效仿苏联而非中国。从和中苏关系来说，也跟苏联更近。而且因黎笋1979年能够不畏惧强大之中国，敢于攻打中国的从属政权红色高棉， 拯救柬埔寨人民于红色大屠杀之中，还获得当年苏联颁发的列宁和平奖。而且至今越南和苏联的关系也不错，始终没有翻过脸。
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摧残和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比毛式社会主义要小得多。我以前说过，只要二杆子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实行的时 间一长，肯定出现“五致”的结果：致死、致贫、致愚、致奴、致痞，即导致大量国民死亡，国民贫穷和愚昧，培养出奴性和痞性。因为列宁所设计的社会主义蓝 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私欲”这个动力。这在短期内、特殊情况下靠着热情还能维持，长此以往社会发展必然停滞。解决办法就是以恐怖作为动力，具 体做法斯大林是靠皮夹克，毛主席是靠政治运动。因为二杆子社会主义必须对国民洗脑，而且要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封闭导致愚昧，绝对封闭导致绝对愚昧。而奴性 和痞性，也是在“齿轮和螺丝钉”环境中生存的需要。
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区别还是有的。一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改造只是清算有钱有权阶层，即剥削阶级和统治者，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 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致愚”作用相对较弱。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尽管血腥残酷僵化，但目标明确，胡闹的成分不多，“致痞”作用有限。斯大林从来没 有认为手上的泥巴和脚上的牛屎是什么光荣的象征，相反，工农干部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尽快洗净手上的泥巴，擦掉脚上牛屎。苏联十 月革命时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俄国9—49岁居民的72％，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农的文化水准，苏联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高等学校附设了工人系 （旧译工农速成中学），还有的开设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为了红色专家。像赫鲁晓夫就是个地道的煤黑子后代，革命后在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以 后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也算个半吊子专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后代，以后在冶金学院夜校部拿到了学士学位和冶金工程师职称。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苏联一边倒，“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当时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学生都来自参加革命3年以 上的工农干部和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学习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考试后被送入大学。劳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宝都是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与 李希凡合写评论红楼梦文章而受到伟大领袖赞扬的蓝翎，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后来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学戴上的。如果毛主席不另搞一 套，一直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下去，中国现在什么样还很难说。新左派领袖甘阳有个著名的理论，大意是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胡来，使得中国的工业体系很混乱，厂长文 化水平不高，才给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当初毛主席的胡来，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苏联共产党也不想下台，也想通过改革开放保住自己的 执政党地位，无奈工业体系太完整，厂长经理学历和水平过高，所以改革进行不下去。细想想，我觉得人家甘阳说得有道理。
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模式。像越南在70年代的“红色恐怖”，更像苏联而不是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景象。1975年，越南南北战争结束，实现 了统一。实现统一的越共政权，没有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只收拾有钱人，即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以后还涉及到了普通华人。越南的做法也像苏 联：只要你交上两根金条或是相当于两根金条的钱款就放行，不少资产阶级就这样交上“赎金”后，大模大样地拉亲结友登上了逃往自由世界的轮船；钱少点的华 人，就找艘破船投奔怒海，只要没有葬身鱼腹的后来也都成了大款。
在中国哪会有这种好事，解放后还没听说过谁交钱就可以海外自由行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做法。像文革中马思聪投奔自由世界那只是个别人的冒险，国家从来没有 开过这种口子。越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保留了“民主火种”，所以海外华人和海外越人完全是两个概念。老华侨只要有钱赚就行，有奶便是娘；新一代华侨中有相 当部分（具体数据没统计，只是感觉占比例不会太小）对民主宪政持反对态度，很多人用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如低效率、罢工、游行）告诫国内的亲戚朋友：千 万不能走那条路！而越侨对专制暴政有着刻苦的仇恨，在越桥聚集区连越南国旗都不允许挂，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民主力量。
当然，我说越南搞民主宪政要比中国容易只是个理论值，社会发展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往往是这些偶然因素，左右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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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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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越南南方民众有过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过20年的亲身经历。
五十年代越南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后，日内瓦国际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建北越与南越，有点类似南北朝鲜。而胡志明也似朝鲜的金日成，他俩早期都 在中国干过革命，都能来几句汉语，和伟大领袖都有深厚的感情。1959年，北越决定武力统一越南，开始派遣部队潜入南越组织游击战。为此，美国向南越派遣 了一支特种部队以对抗游击队活动。1964年，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攻击，美国开始正式与北越交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南北方就分属于苏 联社会主义和美国自由世界两大阵营，美国支持吴廷艳政府在南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20年（实际上类似南韩、台湾的威权统治），直到1975年被越南共产党 “解放”。美国在越南南方这二十年没白干，并不是“浮云”，按照我党的说法“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不仅收获了混血儿，还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越南南方虽然后来被北方武力统一，但是南方人对自由民主的了解和感情是一直存在的，甚至不乏政治、文化认同，现在南方人民还很怀念那段幸福舒适的生活。而 且越南南方确实比北方搞得好，只要看看现在网上网友上传的那些越南游记就知道，不少人都喜欢用“越南越美”来形容自己的越南之行。南方不仅比北方建设得 好，而且有情调、有韵味。随着近几年越南南方的干部大量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北方的干部也处处效法南蛮子的做法，就跟咱们当年很多做法都效仿港台一样，希 望尽快脱掉自己身上的“土气”和“痞气”，怕南方干部瞧不起，让自己“黑不溜秋靠边站”。再加上地理遥远的美国不会在陆地、海洋上与越南发生争执，而中越 之间存在着海洋边界纷争等矛盾，所以越南更容易认同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社会制度。
搞民主宪政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一直是各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把现代民主观念移植、嫁接在传统文化上，从本民族传统 文化中寻找可以推演出现代民主的因素，让国民感情上不抵触，不认为搞民主是西化，而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时共进。越南毕竟也是东方文化圈 范围内的国家，更具体说是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中国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这跟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还不一样，确实还有个 文化认同的过程。
民国和港台新儒家干这活最卖力，比如说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去套现代民主概念。民主按孙中山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搞传统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自 古以来已有民有（of the people）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以及民享（for the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只是缺少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环，即政治应由人民自己来管的观念。中国人不缺民主的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缺乏民主制度。其原因梁漱溟认为，只是因为 “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都得不到发展，民主便只具空谈了”。所以梁就要去搞“乡村建设”，其目的我想可能就是为了发展“人民的经济力量与组织力量” 吧。
在有长期专制传统文化的国家里搞民主，我认为还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要搞渐进性民主，避免社会剧烈动荡。
当初孙中山提出的过渡方法就是“训政”：“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这里面“军政”好 理解，即实现国家统一，由革命军队依靠武力来结束地方军阀割据，就是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状态。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 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宪政”也好说，就是还权与民，实行宪法治国，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模样。
唯独这“训政”，到底怎么个训法，让人费解。按照孙大炮1924《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面的说法，“训政”过程大意就是：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 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 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简单 说，就是由国民党充当“训政保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语），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以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准备。并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 “一党训政”，但人民仍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方面的自由。从1928年“训政”开始，对老蒋“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批 判就没停止过，而批判的武器则是宪政民主思想。到了国共重庆谈判时，国民党近乎儿戏般地宣布，“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从来没搞过什 么“训政”，按今天的流行语说，“训政”在中国大陆只是一个传说。
从老蒋主政期间，中国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强敌入侵，再加上掌握上百万军队的反对党要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情势下国民党根本没机会去实践什么“训政”。倒是大陆 沦陷后老蒋到了台湾，在戒严环境下各个县市落实地方自治，于民国38年由时任省主席的陈诚聘请学者专家29人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民国39年草 拟“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开始了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通过选举等活动提供民主生活方式，开启民智，训练地方人管理地方事，稳定社会的基层。以后 待到时机成熟，小蒋顺应潮流开放党禁报禁，全面实行民主宪政。
我理解民主的适应过程实际上就是“不要招急，慢慢的来”（《毛主席语录》）。具体做法就是在威权统治下，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另一方面逐渐放权，最 后全面实现民主宪政。亚洲的韩国、台湾都是这么干的，也都实现了平稳过渡。这里面最容易引起动乱的是所谓一人一票制的“普选”，而且这确实和国民素质和经 济水平有关。很多国家最初投票时设定财富和学历门槛，或者根据财富和学历对选票的权重进行修正，恐怕也是这个道理。英国最早实行民主宪政，但实现一人一 票，一票一价普选最晚。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将过去以出身分配选举权，变成以财富多少来确定选举权。以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逐步放宽对财产、 学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到了1948年，才废除复数投票和等级投票，实行21岁公民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到了1969年，才将选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 岁，实现了全民普选。
第三、越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较短，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从越南全国的情况来看，虽然越南南方被共产党占领三十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打仗，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并不长。越南全国在封闭状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应 该是从1975年算起，到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开放”）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并没有能够像中国和苏联那样，用枪杆子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用笔杆子控制人们 的思想，清除各种异端学说。起码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就还在，没有完全被摧毁。据统计在8000多万越南人中，现有5300万佛教徒和天主教徒。越共党员只有 约250万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比中国要少得多。
前一段越南某天主教堂和政府为土地问题打官司，居然还胜了。而中国基督教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通过三自爱国运动，逐步摆脱了与外国教会的 关系，传教士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基督教也变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对国民的影响基本不存在。虽然 现在又有恢复，有不少地方建起了教堂，不过诸位可以到基层去看看中国特色的宗教活动去，通过几十年的“自治、自养、自传”，几乎完全变味，跟原来的欧洲的 基督教几乎是两个概念。
第四、“革新开放”前十年黎共（黎笋领导的越共）统治期间，越南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越南虽然紧邻中国，但胡志明衣钵最忠诚的继承者、越南革命的“烛光先生”黎笋在南北统一后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越南黎 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效仿苏联而非中国。从和中苏关系来说，也跟苏联更近。而且因黎笋1979年能够不畏惧强大之中国，敢于攻打中国的从属政权红色高棉， 拯救柬埔寨人民于红色大屠杀之中，还获得当年苏联颁发的列宁和平奖。而且至今越南和苏联的关系也不错，始终没有翻过脸。
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摧残和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比毛式社会主义要小得多。我以前说过，只要二杆子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实行的时 间一长，肯定出现“五致”的结果：致死、致贫、致愚、致奴、致痞，即导致大量国民死亡，国民贫穷和愚昧，培养出奴性和痞性。因为列宁所设计的社会主义蓝 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私欲”这个动力。这在短期内、特殊情况下靠着热情还能维持，长此以往社会发展必然停滞。解决办法就是以恐怖作为动力，具 体做法斯大林是靠皮夹克，毛主席是靠政治运动。因为二杆子社会主义必须对国民洗脑，而且要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封闭导致愚昧，绝对封闭导致绝对愚昧。而奴性 和痞性，也是在“齿轮和螺丝钉”环境中生存的需要。
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区别还是有的。一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改造只是清算有钱有权阶层，即剥削阶级和统治者，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 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致愚”作用相对较弱。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尽管血腥残酷僵化，但目标明确，胡闹的成分不多，“致痞”作用有限。斯大林从来没 有认为手上的泥巴和脚上的牛屎是什么光荣的象征，相反，工农干部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尽快洗净手上的泥巴，擦掉脚上牛屎。苏联十 月革命时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俄国9—49岁居民的72％，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农的文化水准，苏联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高等学校附设了工人系 （旧译工农速成中学），还有的开设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为了红色专家。像赫鲁晓夫就是个地道的煤黑子后代，革命后在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以 后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也算个半吊子专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后代，以后在冶金学院夜校部拿到了学士学位和冶金工程师职称。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苏联一边倒，“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当时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学生都来自参加革命3年以 上的工农干部和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学习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考试后被送入大学。劳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宝都是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与 李希凡合写评论红楼梦文章而受到伟大领袖赞扬的蓝翎，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后来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学戴上的。如果毛主席不另搞一 套，一直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下去，中国现在什么样还很难说。新左派领袖甘阳有个著名的理论，大意是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胡来，使得中国的工业体系很混乱，厂长文 化水平不高，才给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当初毛主席的胡来，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苏联共产党也不想下台，也想通过改革开放保住自己的 执政党地位，无奈工业体系太完整，厂长经理学历和水平过高，所以改革进行不下去。细想想，我觉得人家甘阳说得有道理。
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模式。像越南在70年代的“红色恐怖”，更像苏联而不是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景象。1975年，越南南北战争结束，实现 了统一。实现统一的越共政权，没有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只收拾有钱人，即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以后还涉及到了普通华人。越南的做法也像苏 联：只要你交上两根金条或是相当于两根金条的钱款就放行，不少资产阶级就这样交上“赎金”后，大模大样地拉亲结友登上了逃往自由世界的轮船；钱少点的华 人，就找艘破船投奔怒海，只要没有葬身鱼腹的后来也都成了大款。
在中国哪会有这种好事，解放后还没听说过谁交钱就可以海外自由行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做法。像文革中马思聪投奔自由世界那只是个别人的冒险，国家从来没有 开过这种口子。越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保留了“民主火种”，所以海外华人和海外越人完全是两个概念。老华侨只要有钱赚就行，有奶便是娘；新一代华侨中有相 当部分（具体数据没统计，只是感觉占比例不会太小）对民主宪政持反对态度，很多人用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如低效率、罢工、游行）告诫国内的亲戚朋友：千 万不能走那条路！而越侨对专制暴政有着刻苦的仇恨，在越桥聚集区连越南国旗都不允许挂，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民主力量。
当然，我说越南搞民主宪政要比中国容易只是个理论值，社会发展中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往往是这些偶然因素，左右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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