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上的一颗毒瘤——秘书帮

报载：周先生的四个秘书都摊上大事了，好像涉及的金额有数百亿之多。其实秘书只是一种职业，但是当他们汇集成帮派时，就“祸国殃民”了。

我也遇到过一位秘书：

C小伙是省委书记从北京带来的秘书。因为和书记一同调来的省长是我认识的学弟，他们当时又都暂住宾馆，所以汇报工作之余也会和C秘书碰面聊天。听说我也是沈阳人，他格外热乎地称我“老乡”。并一本正经地训诫我“彭局，你和省长是同学吧？你可太不会来事了。他现在家属没来，需要照顾，你要经常送些东西来，不要太抠了。”我不置可否的问了老同学“XX ,C秘书说你们天天吃食堂不习惯，让我帮助换换口味。。。”省长立即打断我说“咱们是同学呀，还搞这套吗？”闹得我第一次尴尬脸红。

半年后，一位老总告诉我：C秘书的爱人来探亲，C秘书在“潮州坊”宴客兼给老婆祝贺34岁的生日，光几千元一瓶的法国蓝带就喝了四瓶，同桌的除了北京部委来的“少壮派”，都是省里有名的厅头。饭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买单时，还是C秘书顺手就拿出了四张信用卡挑其一结账。

因为自知和C秘书无法同日而语，所以我总是退避三舍，但是还是被找上门来。省委书记新婚的太太要到香港挂职，C秘书是保驾的副总；知道进口汽车的指标是由我执行的，所以张口就要二十台的指标他来进口。我担心他会胡来，所以婉拒，但还是以上交管理费的名义缴纳了二十万元港币以孝敬。原以为可以罢了，却又被副省长叫去“把指标给他”。三个月后，经贸部驻省特派员找我“你们进口的救护车，涉嫌走私，被罚没了，你得写个检讨。”我据理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是C秘书以我的名字写了检讨，书记亲自去海关总署把车要了出来。好心人告诉我“你得罪C秘书啦”我却一头雾水。

一年以后，我在省内被纪委以莫须有的罪名通报了。主管纪检的副部长介绍我去中纪委申诉。接待我的处长打了几个电话后说：处分你的文件上，纪委书记打了个挑，省委书记画了一个圈，我们不能因为你和两位中央委员闹矛盾吧，你就先忍了吧。我问：中纪委也不敢讲理吗？他顿了一下说：我知道人家为啥整你了。

二十年后，我在美国做海参生意，希望把产品打进中国的免税店。又有朋友介绍某部委秘书和我通话，对方根本就没听完我要办的事，就张口提出“总要打点各方面的关系吧？你懂的。”我知道这些人就是把我卖了换钱也填不饱他们的胃口，只好说“谢谢！”就挂了。

秘书只是一种职业，当然不能用职业来判定当事人的品质；何况中国今日的封疆大吏和阁员，昨天基本都是大员们的秘书，这些人早已因为家奴的身份而和主子一气多年了。这是人治国家的必然。悲哀地是，有权力的秘书一旦和切身物质利益结合，再结成帮伙，那祸国殃民的举动是一定会震撼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