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丹（四）

四·世道真奇妙，咸鱼翻身。

尽管文革批判了谭立夫的“反动血统论”，但是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活动范围和上升空间还是有天壤之别，文革后期红二代们纷纷投笔从戎，为后来的掌权奠定了基础；而平民知识分子只能在阶级斗争的底层挣扎。滑稽地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无产阶级”者们，却在卑贱者最聪明的幌子下，自豪地做起了奴才头。我所在的半导体研究所就是这样。全所260多人有80多个大学生，80多个中专生，而领导班子五人中却只有一个大学本科，还是进修的调干。所有研究室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大老粗”当组长，大学生当骨干。我后来所在的218研究室，负责人就是部队炊事班负责养猪的副班长转业来的。而601研究室的负责人原来是黄金学校的理发员。

我的“内控”身份，很快曝光，引起了所领导的郑重讨论。一种意见是送总厂铅冶炼车间劳动，一种意见是“内控”使用，但不得涉及保密岗位。所工会主席老郑在会后又像正式谈话，又像泄密地告诉我：你不知道，我和你爷爷是同乡，他就是个农民，咋成反革命了呢？我主张你还留在所里干活，将来干好了，我再帮你说话。就这样，我先在“超净水组”干活，因为在煤矿当过钳工，所以拆装“电渗析”设备和安装交换树脂设备等都手到擒来，很快得到了工段长的信赖。

顺便说及，这个研究所其实就是有色冶炼厂的杂货铺，因为总厂有稀有，稀土和贵重金属的副产品，所以赶时髦的知识分子们就在，三五，二六族化合物上动起脑筋，而这些东西，又多应用在核反应，红外制导及通讯设备上，所以显得很神秘了。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开始恶补冶金化学的知识，经常跑到东北工学院的图书馆里翻阅资料，并借助词典翻看一些俄文的科技消息，慢慢就不那么外行了。

就在我热衷专研业务的时候，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研究所因为占据了黄金学校的一切，所以，工厂，宿舍，托儿所，幼儿园，医务室统统在一个大院子里，俨然是个小王国。一天中午妻子告诉我：丹丹早晨一去就被阿姨绑在便盆上，中间我去喂奶时，还在便盆上，都睡着了。几天后又发现孩子的脸上有细细的血痕，说是小朋友不小心抓的。于是我和妻子商议“反正你的奶水也不足，不如把孩子送我妈家照看吧”；妻子尽管也不舍却也解脱了许多麻烦。于是丹丹开始了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后来因为老二的诞生，丹丹就一直在奶奶家长大。

岁月尽管艰辛苦难，奋斗的人总有奋斗的乐趣，我先后被调换过四五个岗位，业务越来越熟练。因为每一个品种都是一个小工厂的雏形，从原料的加工到产品的生产流程，甚至包装都得我自己来完成，这也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领导们似乎没忘却对我的监控，每逢年终评选先进生产者时党小组长都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把我推为“革新能手”，而他登上“先进生产者”的席位。可他，除了抽烟和擦地以外，啥也不学，也不懂，而我只能默默地积累着我上爬的潜力。

俗称“要想走后门，就得认识人。”我其实认识一个大官；他是我奶奶的娘家侄儿，我叫他“老叔”。是九一八前参加革命的，曾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是辽北城工部的组织部长，解放以后先后当过沈阳市委秘书长，副市长。但我们基本没有来往。记得文革前，父亲领我去过他家一次，老婶（市城建局书记）很冷淡，老叔也只是寒暄几句就把我们打发了。文革以后，他们两口子都成了黑帮，两儿两女还在中小学读书，一次我从北京放假回来，父亲嘱我前去探望，恰是他家最困难时。父母都走了“五七”，于是我就帮弟弟妹妹们安置些日常生活，他们也拿我当个大哥，慢慢就真成了亲戚。后来他们夫妻先后返城，虽然没有安排工作，却也不再受气，一次闲聊老叔告诉我“你们总厂的张书记，原来是我的勤务员，你可以背后代表我去看看他。”我说“可是大家都叫他老冒，是冒牌党员和叛徒，现在还在被看管劳动。”老叔说“没那么回事，我可以证明他是真党员，没有叛变过。”

于是我偷偷地见过“张书记”，他也偷偷去老叔家，验证过我和老叔的关系。

1974年军工项目下马，我被派去修地铁；1978年“拨乱反正”，老叔和张书记先后官复原职，一天，我从地铁下班回来，一进宿舍楼就被接二连三的打招呼弄懵了。妻子笑呵呵的告诉我“今天张书记来视察研究所，特意去我们24工作室看我，让我告诉你，别在地铁干了，回厂帮他。大家都说你原来是高干子弟，瞒了这么久。”我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什么。原来“要想走后门，就得认识人”的俗语果然在我身上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