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自行车的冤案

因为家穷，父亲没念过书。从小放猪，大了就给人家当赶大车的佣工。到了1948年又跟人合伙买了一台旧汽车当司机助手。1957初汽车被公私合营了，父亲名义上是小业主，每年拿2.7元的利息，当的是四级汽车修理工，月薪52.87.一直到1974年退休，没涨过工资。

1959年，我上高中，弟弟小学毕业，妈妈被街道工厂解雇了，全靠父亲的工资生活，很紧张。父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骑车要走40多分钟。我上学走路也要40多分钟。父亲的自行车是日本J字牌，用旧零件自己装的。我也想有台车，上学省时间，于是就帮父亲装车，零件不是旧货就是工厂处理的残次品，但是装起来还是能骑，所以什么上车条，平圈，按货架我都会。亲戚们看到我家的山寨自行车都很羡慕，花三四十元就能骑上大金鹿，真省钱；于是求帮忙的不少，我父亲也乐于助人：又帮卖零件又帮组装，并不赚钱，只图个好人缘。

不过那年头是政治挂帅，父亲家穷，家庭成分却是“地主”，偏偏祖父又被判个“反攻倒算”的地主，还被枪毙了。所以不管有事没事父亲都是政治运动的对象。偏偏我家的女邻居又是和户籍员通奸的街道治保主任。偏偏每次通奸又都路过我家窗口；于是他们东窗事发的祸主就栽到我家的头上了。1959年正是经济过热后的政治过热，沈阳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我父亲首先被检举“私开地下工厂”证据就是帮人装过四，五台旧自行车，因此被送到大北监狱学习班接受教育。教育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互相污蔑和逼供，鼓动积极分子给顽固分子上刑：大灯泡照射不准睡觉，压腿，撅腚，单腿立正。20多天以后父亲彻底投降，让说啥就承认啥。于是两次抄家拿走了父母几十年的所有积蓄，衣物和钱财。只开了个收据，没有处理原因和财物去向。这个单子父亲保存到死，还念念不忘让我找政府问问“我犯啥法了？”其实，文革后，我因为表叔是副市长的原因，我也根红苗壮的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员，家庭成分改成工人，祖父的冤案不昭雪也不算反革命了。我问过表叔：我父亲的案子怎么算？他冷冷地说：没死，就算捡着。共产党自己白死的还少吗？

父亲走前，只要清醒，总会嘱咐弟弟“让你哥问问政府，我的东西啥时候给我。”我告诉弟弟“就说政府已经给钱了，钱让我买去美国的飞机票花了。”

父亲是无语的走了，留下我的是醒悟。这该死的装自行车的往事，成了我心里一道深深地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