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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我四岁，好像还穿着棉袄；晨阳下我背靠楼下的墙根，望着不时有叮叮咣咣的摩电车（有轨车）摇摇晃晃的跑过，很是热闹。忽然，有两个穿着破烂的小孩从我面前走过，比我大的那个用绳子牵着比我小的那个在地上爬行的小孩，绳子也是套在脖子上的。忽然，街对面的香烟摊被两个伤兵掀翻了，还拿拐杖打破了那卖香烟的头；忽然，我被妈妈拖起，拉进家门；边说“快进来关门，伤兵又来要钱了。”
1948年秋，我在路边玩，路上一辆敞篷卡车慢慢地开过，车上的军人不时往下扔面袋子，下面奔跑的人有的忙着接面袋子，有的忙着向上递钱，还有的大喊“我的金镏子已经给你了，快给我面那！”后来那车加速地跑了，不甘心的人还在追，是枪声中止了这一切。
后来的一天晚上，司机张叔在我家喝酒吹牛“他妈的，那天八路都从大院西门打进来了，东门的哨兵还在那傻站着呢，我冲他喊八路来了，他才跑。”忽然，警笛嘶叫，妈说“快趴下，飞机又扔炸弹了。”原来我家隔壁高墙内是剿总大楼，解放后成了市委办公地，炸弹是奔它扔的，但是哑了。
1951年，我上学了，是老师在街上招生，问“谁想上学？”我就跟着别的孩子报了名，可是没记住是哪个学校，到了9月1号开学时，从小西小学跑到一经路小学，花了两个钟头才被姓关的老师收留，记得那是位很漂亮的班主任。
同年冬天，因为去接被骗担保而入狱的父亲出狱，我冻着了。由感冒到肺炎到感染肺结核，折腾半个多月老中医何先生才说“这孩子肺子烧坏了，没救了！”是父亲的把兄弟李绍忠把我从哭昏的母亲手里接过来，一直抱到沈阳医大打了近一年的盘尼西林，我才活过来。于是认了他做“干老（爹）”。他是我第一个佩服的人：帅气，大方，还总是自己创业。可惜，命运坎坷，女儿，妻子都死于癌症，自己也老年残废地消失了。
1953年，城里搞三反五反，父亲总是被斗来斗去，据父亲说是“单腿在地上蹦，不准停，四周围几个人，靠近谁，谁就打，直到打趴下。”妈问他“为什么呀？”爸说“因为单位知道了我爸爸是被枪毙的地主了，说我是反革命家属。”
那时的过年，外面是鞭炮声不断。我却只能躲在昏黄的煤油灯底下，和妈妈一起等待爸爸下班，期望他今天没被挨打。为此我恨死了这个爷爷，“干嘛要当地主？”妈妈却说“是我们都搬出来自己过日子，把十几口人的地都算在他们老两口名下，所以就成了地主。”我又问“地主就都枪毙吗？”妈说“乡下说是你爷爷打死过八路军的侦查员，其实是瞎说的，你闵姥爷说是他领过护村队，打过土匪。至于你爷爷连枪都没摸过。”我追问“那为什么不讲清楚呢？”妈说“跟谁讲清楚呀？人都死了，就认命吧！”我总觉得，只要实事求是，一切都是可以讲清楚的，后来才知道权利和势力决定“真实”，最清楚的事就是做梦。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是“二等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