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刷浆犯”高九

到矿上工作的第九天：即1968年九月五日，一上班指导员就派我去大明镇“群专指挥部”领人，一个因为在商店“刷浆”犯罪被揪斗后游街，并被“群专指挥部”押了一宿的我队职工：高九。看守员看了看我的介绍信，就把高九带给了我，说：“没发现啥历史问题，就是个富农子弟；至于耍流氓的事，他不承认，可是事主咬定了是他干的，并被起哄的人游了街，算是嫌犯吧，回去好好教育教育。”

大明镇离煤矿三里多地，一出指挥部他就问我：“大学生，你姓啥来着？”我说“姓彭。”他说：“那我就管你叫大彭吧，真的，昨天我是去大明商店给孩子取奶去的，听说有过期的鸡蛋处理不要票，就挤过去买，结果我前面那女的买完转身就和我对脸，后面的人一拥挤，我就把她按柜台上了，她一推我鸡蛋就在纸袋里碎了，撒了俺俩一身，她就骂我耍流氓，后边的浑小子就说我刷浆了，借势打我，我一还手，他们就拉我游街了，还送到群专指挥部押了一宿。”我将信将疑地扔了一句“苍蝇不盯没缝的鸡蛋，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等回队跟领导说吧。”

指导员赵成功和高九是蓬莱老乡，都是困难时期跑关东当盲流过来的，后来赵成功老家开了个“党员”的证明，就提拔当了采煤队的指导员；高九的证明是“富农子弟”就当了采煤木匠：就是专门给木头支柱穿鞋带帽的工种。

把高九交给指导员以后，我因为要上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的二班，所以赶忙去食堂吃午饭，吃完饭看见高九也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原来他也是二班的，昨天因为出事旷了一天工，今天可不敢耽误，所以被指导员“教育”一番之后又托人带讯给老婆报了“没事”后也赶来吃饭，偏偏没带钱和饭票，又向我借了四毛钱和一斤粮票，匆匆吃完又赶回队部参加下午两点钟的班前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队部宣传员，所以先念了一遍“纪念白求恩”就引导大伙讨论。结果“活宝”任天堂第一个发言：“我说高木匠，你昨天旷了一天工，听说是刚从老婆身上下来，就把别的女的给刷浆了，是不是得检讨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啊？”任天堂的搭档池绍辉也立刻搭话“就是嘛，听说把女的蛋都挤碎了，真给俺们工人阶级丢脸。”这两个沈阳下乡青年一开炮，这会议就荤的不行了。有的问“那女的好看吗？”有的提醒高九“出门小心别让那女人的丈夫报复了。”也有的议论“大明镇就是有那么一伙人，专门挖绝户坟揣寡妇门，混在群众专政指挥部里不干人事。”我知道自己不压茬，就请指导员讲话，指导员让大伙胡说八道一顿以后就请詹队长布置井下任务了。詹队长说：“军代表布置任务了，为了迎接国庆节要献厚礼，我们队这个月的任务是一万五千吨，每班最少出250吨，现在掌子面120米长，一米二高，采煤班要尽量刷两遍帮才够数，所以今天你们要由两头向中间采；上个班溜子（刮板运输机）坏了，空顶时间有点长了，马班长和大彭各带一伙人赶紧去接班吧。”这时技术员战守军小声提醒我：“王总说页岩带顶板容易断裂，千万少空顶。”我问：“王总不是被隔离审查呢吗？”他说：“昨天就被军代表解放了，现在在总调度室值班呢！”

换了工作服，再走到掌子面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和马班长约定：他的人从机头开始，我的人从机尾开干；一米二高的掌子放炮以后最多就剩半米的空间了，我领小任子，小池子，宫凯等六个人往里面爬，依次拉开两米的距离开始攉煤（往刮板运输机上装煤）挖柱窝，刚够安一个木头顶子的时候，高九就抱着木头过来了，这时，我后面的煤已经清理了一大半高九开始打顶子了。在我还要带人往前爬的时候，高九拉住了我：“大彭，老塘掉渣了，退吧！”我还在犹豫的时候，他一把把我拖到他身后，闹得我一个趔趄，说时迟那时快，老塘的密集木柱嘎嘎作响，忽地向我们倒来，我们纷纷向后逃离，又忽地一声闷响，机尾冒顶。我们被闷在了中间，又是一阵轰鸣，溜子停了。万籁寂静，我们上方的顶板已经压了下来。幸亏刚打的顶子为我们保留了窝身的空间，但是破碎的煤渣和石头渣一绺绺地从矿帽上溜下来，充填这有限的空间。我大声地喊着：高九，小任子，小池子，宫凯，大刘的名字，只有小任子，小池子和宫凯有回声，并传来了哭声。我们都萎缩在各自的空间，我知道，会有人来救我们，但是，谁知道要多久呢？我的矿灯砸坏了，一片漆黑我啥也看不见；我们不能动，也不敢动，因为没有铁溜子把煤运走，我们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窒息。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传来小任子的喊声：“大彭，回风道来人啦！我这的缝隙有灯影。”池子和他用摇动的矿灯从有限的空隙里和外面打招呼。外面是指导员的声音：“你们千万别动，我们很快会把你们挖出来的。”是的，很快，他们在机尾的两侧上方重新打了木垛，支护好了以后才把压在机尾上的大片的巨石移开，结果露出了大刘的尸体；溜子能够开动了，我们可以往外爬了，小任子，小池子爬出去了，矿灯下，我回头看见了高九的矿帽掉了，头被顶板压进了胸腔。位子就是我被拉开的地方。

升井后，已是九月六日中午；赤脚医生小周（原来是我队工人）给我们量了血压，检查了身体。向军代表报告说：只受了点惊吓，身体没毛病。队长当即宣布：放你们一个礼拜假期，工资照开。我拒绝了休息，因为妻子在千里以外的农场接受“再教育”，父母因为成分问题被迫两地分居，我无家可回，也不想让父母和家人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我受困的事；指导员见我不休息就安排我处理高九的后事，我问：“是否应该开一个追悼会，纪念一下大刘和高九？”指导员为难地看看队长，詹队长像看见怪物似的问我：“你还嫌知道的人不多吗？出事故的事从局到矿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开什么追悼会？”我喃喃分辩道：“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无论死了谁，只要是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就要纪念他，给他开追悼会。。。。。。”指导员打断我说：“高九是六零年一月入矿工作的，到现在不够十年，按照抚恤金发放规定，每一年工龄发一个月工资，外加丧葬费和补贴，你去矿财务科给他算算领了。”

高九是五级木匠，月薪61.9元，外加330元丧葬费和补贴（九月份全月工资）合计领了人民币949元。我想和指导员一起给高九的家属送去，可能是怕我乱说话，所以钱交给指导员以后，他就自己代表组织去慰问了。

过后，我又问指导员“为什么不能给大刘和高九开追悼会？”指导员一脸正经地说：“给一个富农子弟，刷浆嫌疑犯开追悼会，我们的立场跑那去了？”我说“大刘出身贫农可以给他开追悼会呀？”指导员生气地说：“两个人都是工伤死亡，我们却只给一个人开追悼会，这叫一碗水端平吗？难怪你出身也不好，要好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呀。”

后来，直到我调离煤矿，我都是在班组里跟班劳动。申请入党的事从来就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