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的祭奠

好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难受的日子却始终难以忘怀；

我的生日是1943年小年的前一天，上大学后因为离开了母亲就没有过过；儿时的生日，都是和弟弟同时享用的，尽管我们相差三年四个多月，每次都是母亲煮两个鸡蛋分给我俩，还会嘱咐说：“有能耐去外边使，别在家里横；亲兄弟要互相谦让，就像老话说的：争之不足，让之有余。”

1961年的生日最难过，我家每月的粮食定量是：父亲35斤，我32斤，弟弟和母亲都是27.5斤；副食是每人三两豆油，半斤猪肉。因为没有孕妇和婴儿，所以没有牛奶和鸡蛋的供应。蔬菜也极少供应。我们家不分餐，父亲要带饭盒先吃，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两脚浮肿得穿不进鞋。放寒假后饥饿难耐，我想起国庆节时学校组织我们去苏家屯北“满融”农村背稻子劳动的事，那地里一定还有遗失的稻粒；于是跑到铁路南站的敞篷车厢扒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我们劳动过的地方，不过先知先觉的饥饿大队早已把地篦过了一遍又一遍，我只能在泥土里寻觅那一粒一粒的散落，三四个小时收获不到多半个茶缸，我已经饿累得直不起腰了。再扒车回家，已经是掌灯时分。

家里飘着炒黄豆的香味，弟弟推过少半茶缸炒熟的黄豆说：“哥，这是给你留的。”我二话没说端起玉米糊糊就着一把黄豆大嚼起来。

母亲一面清洗着我捡回的稻粒，一面告诉我说：“居委会今天发鸡蛋票了一户半斤，明天你过生日就有鸡蛋了。”晚九点，父亲下班回来兴冲冲地带回了一纸袋伊拉克蜜枣。我和弟弟顾不得母亲要去清洗的阻拦，兴奋地打开来“尝了又尝”，剩下多半袋，母亲洗过说“留一些明天送给奶奶吧。”

后闻：伊拉克蜜枣带乙肝病毒，我却不以为意。

1961年的生日，晚餐吃得很“丰盛”：一碗大米粥，一个煮鸡蛋，两个苞米面窝头，一碟腐乳，一碟炒黄豆，一碟伊拉克蜜枣。饭后，弟弟小声告诉我：“哥，咱俩吃的黄豆是医生给妈开的治疗浮肿的药方，妈现在连腿肚子都肿了。”我无语，不知有愧夜不能寐。

1989年春，我赴任香港前体检，是“乙肝带菌者”，急询弟弟，他说“已带菌多年了。”再询女儿们亦呈“阳性”尤其是二女儿2005年因肝坏死，逝年33岁，遗一女，八岁。

六十年了，每每思及，不知所云。今又生日，唯念亲人们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