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够党国官僚的腐败，我离开了中国。

如果说雄安建设是包子雄才大略的第一展现，那海南自贸港的建立就是第二展现了；前者劳民伤财已成定局，后者是痴人说梦已经胎死腹中了。

因为35年来，我亲历了海南的起始发展和反复折腾。

九一年，我从香港被调到海南省府任某集团一把手，时任政协主席的姚文绪告诉我“海南建省的初心是：不以公有制为主体”。我笑笑不以为然。未几，搞体改的几位设计师对我说：海南要试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我依然不以为然。因为我深知：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它政权的基石。而蜂拥而来的商界，政界人士不是为了升官就是为了发财，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涌入不外就是寻个赚钱的机会。一个极权的政府需要一大帮人来监视，管理和镇压所有未必顺从的百姓，怎么会小得了呢？况且当了主子的奴才，那心态就是好大喜功的，没有恢宏的建筑，怎显得威权的气派？没有蜂拥的奴才，怎满足独裁者虚荣的心态？

建省初期的海南，所以设施和设备都很陈旧。所有政府机器都是捉襟见肘辰吃卯粮的。如：海口城外的马村电厂年产六万千瓦的发电设备就满足了海口市内的莺歌燕舞夜以继日的照明，而市中心的三角广场连个红绿灯都没有，要靠街道大妈拉绳指挥过马路的行人。几乎所有市县政府都入不敷出，所有政府企业都亏损巨大，粮食局亏损20亿，供销社卖地求生，压根就没有商业局，而物资集团自有资产五亿四，亏损五亿六；员工无拘束，干部懒散贪；举几个实例：三亚公司老总贷款43万，压根没进公司财务全部化为己有投资金矿花掉；其下属公司经理去广西倒卖汽车，因嫖妓被抓罚款1000元，回单位后还全额报销了；省建材公司贷款购进两万吨水泥，未进库房，全被大雨化为石头。而上层领导又如何呢？报载：“狮子楼”歌舞厅一个月跳死两个副厅级干部，一是海关副关长，一是省计经委副主任。我入职一个月，两次求见主管副省长都未果，就因为其秘书的弟弟要来我集团工作被拒而不予通报。更离谱的是：集团建造的26层商业大厦，紧靠地基旁有一条污水沟，我去规划局办理明沟改暗渠的手续时，居然被告知：该污水沟的处理权已经卖给了某香港公司，我要花16万人民币从港商手里赎回才能处理，而这港商也恰在规划局内办公，出来一见竟是我主管副省长的胞弟x小明，商议未果，晚上回家就接到省高检一把李检察长的电话，要我照顾一下那港商。后来得知李检察长的儿媳是那小明的合伙人。以上所见所闻我都陆续向省委书记邓鸿勋做了汇报，并且承诺在集团内试行岗位责任制，坚持做到当年不亏损并略有盈余。在邓书记的支持下，三亚那个老干部被以“挪用公款”罪名判了四年徒刑，集团内因调整了十几个经理级干部，尽管是调职不降薪，我还是得罪了这些另外的“老干部”。未几我就被传到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那平时见面和颜悦色的处长，这次一见面就严肃地通知我：因为你的组织观念太差，竟然不经组织程序就把一位老干部开除党籍了，所以经过部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撤销你集团党委书记的职务，希望你专心做好总经理的工作吧。我惊愕地汇报说：这个案件是省委书记亲自批示给检察院办理的，那个老干部也交代了贪污43万公款的事实，是检察院通知我“王家淦将被法院判刑四年”，我才按照党规党法给他办理双开手续的，这处长大吃一惊：你为什么不早向我们汇报？我抱歉地说是我组织观念不强。接着李部长亲自找我谈话，表扬我是“来琼干部中表现最好的一员”，鼓励我“继续挑好两幅担子”。

就在海南开发区方兴未艾时，九二年末，省委书记邓鸿勋和省长刘剑锋双双被调离海南，据说这是邓小平的意见，理由是“党政不合”，具体内容是：有个广西妹子被省长睡怀孕了，被迫回广西堕了胎，再回海口时，省长已经拒绝会见了，这妹子不忿，告到省委书记这说他“始乱终弃”。书记就安排省政府主管政法的副秘书长李善友调查情况，结果厚厚的调查结果做实了广西妹子的举报。就在邓书记等待上层批示时，一纸调令俩人都进京叙职。刘剑锋循旨当了电子部的第一副部长；邓鸿勋理应去人社部赴任部长，（据说是朱镕基与邓谈的话）却以眼疾为由住了院。于是海南大哗，李善友被设套“嫖妓”逮捕，贪污与诬陷领导的罪名也甚嚣尘上，据说被判死缓也死有余辜，还是北京圣明，调回北京渐渐偃旗息鼓。

鉴于北京十月杂志报道邓鸿勋的改革事迹里，我是二号“干将”；怕城楼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想调回辽宁并把这意思通过我的办公室主任何冰汇报给省委副书记杜青林（何冰原是杜在吉林任上的秘书）杜回话“不急”。

九三年初，阮崇武携汪啸风到海南赴任，阮书记兼省长，汪是副书记兼第一副省长。见面会结束时，我和汪打了招呼，他立刻把我拉到台上，向阮介绍说：这是我大学同学。其实汪小我两学年，但因为文革的原因和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所以认识。我向汪汇报了我的工作和处境，他鼓励我：别管那些人，做好工作。

在岗位责任制的推动下，集团下属的几个公司效益，渐渐有了起色。为了扩大集团收益我又分别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以负责商业大厦的建设，成立了物资开发公司专门做大庆石化产品的销售；其法人都是经过专业考核和有职业背景推荐的人才，其中物资开发公司的法人于X，是省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推荐的，其爱人是做医药化工公司的法人与我也熟识。我对于X的要求是：试用一年，集团提供办公条件，你自己招兵买马，自负盈亏。实现利润40万。他要求我解决流动资金100万，我答应视项目进展情况协办。很快，于经理在其爱人协助下，建立了开发公司和百运公司联合经销大庆石化总厂部分化工产品的工作，我联系了与集团有合作关系的中煤公司老总求借100万资金，由于经理亲赴办理了借款手续。此款用了11个月，仍由于经理还回。开发公司当年实现利润140万。我肯定了于的业绩并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集团商业大厦的开发带来了盈余，员工也因为集资入股分到了红利。我也受到了落魄老干部们的围攻与诬告。被列了十一条罪状；省纪委和省反贪局为此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过多半年的内查外调终于反贪局以“没有可以立案的事实”为由退出联合调查组，临别赠言是“纪委副书记符致光不相信你没有贪污”。果然纪委办案人编出了罪名，他们把我帮开发公司借款说成是我个人借款，把开发公司和百运公司的联合经营，说成是我私人借款给私营企业，于是就编出了“擅自将公款100万借给了私营企业用了11个月，没给利息。比照挪用公款处理。”的罪名，并逼我向百运公司讨要10万元利息以缴公。我把如上情况全部向汪啸风做了汇报，汪只笑笑说“别理他们，做好你的工作。”

我向省纪委书记董范园投诉办案人员妄加罪名，董安慰我说：你不知道纪委经费多困难，等过后我调你到纪委来工作，你就体会到了。我赌气说“我宁肯在海南照看大粪坑，也不来纪委整人”。她生气了不在理我。我知道祸从口出了，以无法挽回。隔日，于经理打电话约我说“我已经请反贪局的领导和董书记的儿子来吃饭，百运公司也答应拿10万元给纪委，你过来和他们见个面吧？”我怒斥道“别给我添乱！”撂了电话。

适逢国家司法部副部长王巨禄来海南办事，我们是辽宁旧友，聊起我的处境，他提醒我：你要交10万元利息吗？我说：这是陷阱，我还看不出来吗？我问过政法委书记“贪污10万元判几年徒刑”？他说“十年”。

隔周，汪办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汪的秘书胡光辉让我看了一份文件封面的批示：情况没有查清楚，怎么就要处分人？汪啸风 95年的签字。

隔年到96年三月，省纪委召开95年工作总结大会，公报上居然点名说已经处分了我等26名违法乱纪份子。我却茫然一无所知。会后，恰逢北京物资部召开全国厅局长会议。我决定进京汇报；部长们看了那份简报，问我给你什么处分了？我说，一年了，连个谈话都没有，哪有什么处分。主管纪检的副部长靳玉德说：我给你写封信，你到中纪委去反映一下情况。

因为是部长信函，所以中纪委接待办主任亲自接待了我，他和海南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后，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阮崇武画了个圈，董范园打了个挑。处分是肯定了，至于什么处分，等你回去就知道了。我问：这符合程序吗？他说”你只是个局长，他们一位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纪委委员，我们不能因为你，。。。“。他见我不服气，安慰我说”我建议你还是忍了吧，海南的班子，也快要换了，到时候再平反。“我说：阮崇武要退休，杜青林接书记，汪啸风接省长，这是路人皆知的事，而且，汪啸风是我学弟，明明批示不同意处分我，杜青林是我老乡，也一直支持我的工作。问题是，这么明显的程序错误，中纪委都不敢纠正，我们还能找谁说理呢？他生气地说道：你这个人，太犟了，

走出接待办，我给邓书记打了电话，这时他已就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职务。我说请你吃饭，仅我俩人。席间，他表示可以安排我回香港工作，或到上海金融部门工作，我都谢绝了，并问他：您也属上海帮吧？能向江泽民反映情况吗？他凝重地答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在上面是不讲对错，只看你是谁的人！我惊呆了，原来教我精忠报国的党也是垃圾的集成。

一回海南，处分就下来了。“擅自将公款100万借给私营企业11个月，没给利息，比照挪用公款处理：撤销党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责成追回10万元利息。消息一公布，立即公务护照被收缴，分配的宿舍被没收，为防意外。我全家搬离海南，回东北”养病“。

97年，因我未收回利息，所以又被处分，开除党籍，结束了17年的爱党历史。我决定自谋职业，赴美创业。

98年3月，汪啸风就任省长，胡光辉秘书打电话说，省长问我是否需要安排工作，我表示感谢，谢绝。

2006年我回国办理退休手续，组织部告诉我，档案里没有你被处分的材料，你安原职务退休吧，只是工资还是原来水平，我只好傻傻地称是。组织部还特意委托国资委给我开了一个身份与职务的证明，拿着这个证明，我又去拜访了老领导邓鸿勋，他说：你在美国帮我们下面的三农协会办点联系工作，挂个副理事长的衔吧。此后我每年都回中国旅游兼做生意，却无法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海南的发展。因为中国政府在党的控制下对老百姓除了官管压，就是哄虚骗。老百姓没有活路哪有奔头？

以自贸区为例：号召外资企业进区注册，提供的办公地点每平方米租金比五星级酒店还贵，保税仓库达不到商品储存条件，商品损耗不赔偿，谁还敢存放？

海南自贸港自吹零关税入口，试问进岛的商品出路何在？如果转口东南亚，何必先运到海南？如果海南能就地消化，请问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是本土企业还需要看看是成品还是原料，因为搞三来一补是深圳等沿海城市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把戏了，从人工到技术你海南都没有优势。如果是外资到海南办企业，海南有什么资源？大葱卖五块钱一斤，一斤香菜或小西红柿都卖30块钱，这种生活成本谁活得下去？

海南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体制问题，专制政权不倒老百姓就没有活路和活力。体制问题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小政府服务大社会。吹牛说海南一封岛，就和香港澳门一样了，屁话！封岛只是海关总署对海关的一种管理方法，和体制的改革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果真和澳门一样，那就放开黄，赌，在海南西部成立十个大赌场，开放妓院，不出一年，海南就会人满为患。

姚文绪主席的”海南经济不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体改设计师们”小政府，大社会”的设想，或许真是是赵紫阳等领导们的初心，不过被六四的坦克碾碎了。伴随地是封建帝王对老百姓肆无忌惮且无休止地镇压和欺骗。长夜难明赤县天，只待公民造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