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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的时候，我也不在身边，也是弟弟送的。电话里老叔一再埋怨：都没知觉了，还输什么血，白浪费钱！可弟弟告诉我“一看见爸躺在那，就觉得还有希望，能不抢救吗？”但爸还是走了。享年91岁，比妈晚走一年。送走爸，弟弟在电话里哭述：哥，从此我们没爸没妈啦。害得我也老泪横流。
和母亲比起来，父亲尽管脾气暴躁但处世却软弱得多；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他没有不受整治的，也尽管他什么错误也没犯过。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被肃反时错杀了的爹。因为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父亲的存在就是错误的靶子。我知道他被关两次，共40天；抓走和送回来都没有书面说明，叫：割资产阶级尾巴。割的结果就是家里财产被洗劫一空。至于挨多少次打，他不说，但我知道，什么单脚跳，数钞票；观音做莲，弯背拱腰，都是群赖运动折磨人的点子，他都受过。我心疼他的屈辱，更愤恨他的无能。有一次被家人埋怨急了，他说：我干得过他们吗？他们让我说话吗？我关节炎腿疼得厉害，不能盘坐，他们就在一个膝盖上坐一个人，就问你把钱藏那啦？不说就折磨，这个世界上哪找包公啊？... 了解了他受的罪，我们再也不抱怨他软弱了。
难得的一次是听爸爸讲他的`英雄故事`：伪满时，赶大车拉脚，一个警察欺负人太甚，他把警察打了。我问：那警察不追你吗？他笑着说：躺在沟里，起不来了。不管事真事假，其实我还是满佩服爸爸的，尤其是他为我们家的付出。他为祖父承担了不应有的罪名，为我们抵挡他挡不住的社会压力。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无休止地整怕了。所以他比谁都更严格地要求我和弟弟。那时，我已经是省贸易公司的经理，弟弟也是省汽车公司的科长了。可他使用的液化气罐，坚决不准我和弟弟开汽车去换，坚持自己骑`倒骑驴`去拉。20多公斤的罐体，往返40多公里的路程，72岁的高龄，做过两次胆结石手术的他，谁也劝不住，理由就是：你们不能为我犯错误。我在南方省当局长时，他去看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扫楼梯。从7楼扫到院子，收发室的人说：不愧是局长的父亲，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是戴过地主和资本家两顶帽子的，尽管他20年的工资一直是4级汽车修理工月薪52.87元。
父亲的晚年很感恩，常说：我给共产党干了20年，可共产党却养活我快30年了。他和母亲还经常为钱吵架，因为我们给母亲的钱，她大都攒起来或给孩子们买些东西，父亲的钱却大都接济给穷亲戚了。
因为没有念过书，所以只认识自己名字的父亲，只要听过什么至理名言就会念念不忘，常挂在嘴边的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记得文革后，一次我探亲回家，早晨赖床，为了提高父亲的“政治觉悟”就给他讲毛泽东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讲完后考他：“你说他们谁写得好？”他马上就说“还是古人写得好，碾成泥了还护花，就是护着后代呀”。我“教训”道：陆游怎么比得了毛主席，你总这么跟不上形势，难怪要挨整。他不语。弟弟小声埋怨我：“爸被遣送县城干活了，整天爬冰卧雪地在汽车底下干活，我上次给他送衣服，正看见他在车地下，周围全是雪，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看你，你怎么还对他那样？”我懊悔得再也不敢抱怨他了。
和母亲比起来，父亲尽管脾气暴躁但处世却软弱得多；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他没有不受整治的，也尽管他什么错误也没犯过。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被肃反时错杀了的爹。因为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父亲的存在就是错误的靶子。我知道他被关两次，共40天；抓走和送回来都没有书面说明，叫：割资产阶级尾巴。割的结果就是家里财产被洗劫一空。至于挨多少次打，他不说，但我知道，什么单脚跳，数钞票；观音做莲，弯背拱腰，都是群赖运动折磨人的点子，他都受过。我心疼他的屈辱，更愤恨他的无能。有一次被家人埋怨急了，他说：我干得过他们吗？他们让我说话吗？我关节炎腿疼得厉害，不能盘坐，他们就在一个膝盖上坐一个人，就问你把钱藏那啦？不说就折磨，这个世界上哪找包公啊？... 了解了他受的罪，我们再也不抱怨他软弱了。
难得的一次是听爸爸讲他的`英雄故事`：伪满时，赶大车拉脚，一个警察欺负人太甚，他把警察打了。我问：那警察不追你吗？他笑着说：躺在沟里，起不来了。不管事真事假，其实我还是满佩服爸爸的，尤其是他为我们家的付出。他为祖父承担了不应有的罪名，为我们抵挡他挡不住的社会压力。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无休止地整怕了。所以他比谁都更严格地要求我和弟弟。那时，我已经是省贸易公司的经理，弟弟也是省汽车公司的科长了。可他使用的液化气罐，坚决不准我和弟弟开汽车去换，坚持自己骑`倒骑驴`去拉。20多公斤的罐体，往返40多公里的路程，72岁的高龄，做过两次胆结石手术的他，谁也劝不住，理由就是：你们不能为我犯错误。我在南方省当局长时，他去看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扫楼梯。从7楼扫到院子，收发室的人说：不愧是局长的父亲，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是戴过地主和资本家两顶帽子的，尽管他20年的工资一直是4级汽车修理工月薪52.87元。
父亲的晚年很感恩，常说：我给共产党干了20年，可共产党却养活我快30年了。他和母亲还经常为钱吵架，因为我们给母亲的钱，她大都攒起来或给孩子们买些东西，父亲的钱却大都接济给穷亲戚了。
因为没有念过书，所以只认识自己名字的父亲，只要听过什么至理名言就会念念不忘，常挂在嘴边的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记得文革后，一次我探亲回家，早晨赖床，为了提高父亲的“政治觉悟”就给他讲毛泽东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讲完后考他：“你说他们谁写得好？”他马上就说“还是古人写得好，碾成泥了还护花，就是护着后代呀”。我“教训”道：陆游怎么比得了毛主席，你总这么跟不上形势，难怪要挨整。他不语。弟弟小声埋怨我：“爸被遣送县城干活了，整天爬冰卧雪地在汽车底下干活，我上次给他送衣服，正看见他在车地下，周围全是雪，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看你，你怎么还对他那样？”我懊悔得再也不敢抱怨他了。
到美国后，每周我都给他和母亲打问候电话，后来，因为L1续签被拒，我的身份黑了，我告诉他一时半会儿我回不去，他突然骂我：你就贪图美国在那享受吧，别管我们死活了。我挂了电话，有半个月没再打。等再打电话时，他一接就匆匆忙忙说：儿子，上次爸不会说话，冤枉你了，你生气了吧？我给你道歉...。听到一辈子不说软话的爸爸给我道歉，我立刻哭了。说：爸，别道歉，是我无能不孝顺。他也哭了：我和你妈就是想你呀，想见你一面！
我知道他们就是为了要见我，才挺着病躯顽强地活着的。当盼儿无望的时候，就先后倒下了。不能送他们最后一程，是我最大的痛。
多年过去了，我愈加发现：没有遗产的父亲给我留下的品德是我消受不完的财富。现在，我最想的事，就是能和爸爸再聊会儿天。静时，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