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农历十月十五是母亲的生日，因为生前很少祝贺过，所以记得的到是，我和弟弟小时候过生日时，我们吃鸡蛋，她只吃一点剥皮时残留在蛋壳里的余清(如果还有的话）的场景。因为无知，我们更没给她祝贺过母亲节。现在，我把心中的康奈馨一并献给给过我两次生命的妈妈，愿她安息。
    因为穷，她没进过学堂，也因为穷，她17岁就嫁给了小她两岁的我的父亲。她的母亲很早就走了，她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也不和她在一处。所以她的奶奶就是她的童年。然而奶奶却是位盲人。

    母亲从没讲述过她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但我记忆中却充满了她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的，脏的活都能干的往事。
    因为政治原因，我当了半辈子的二等公民，所以她是到了老年时才看到生活的曙光。儿时记忆最深的是：冬天，晚上，下窖的小屋内，豆粒大的油灯，照不亮阴冷的房间，三个胆小的人，萎缩不安地期待着父亲的归来；“运动”使人在胆战心惊中度日如年，这时的母亲，总是反复无助地边唱着她自己才懂的歌，便擦着鼻涕流着泪，发泄那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彷徨。那时的我和弟弟就只能缩在角落里发呆和发困，因为我们无力排解生活的困境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传统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忍受和苦自己。妈妈把这点发挥到极致，终于得了精神病。遗憾地是，她的医生只是我和弟弟。我们能给她的却是无望的希望。对付犯病的方法，就是死死的拉住她。呼喊“妈，别出去呀，他们会打你的。”从那时起，我就恨一切欺负爸妈的人，尤其恨欺负女人和孩子的男人们。
    小学一年时，我得了肺病，是在妈的背上养好的；六零年全国大饥荒，沈阳市有三，四个月，每天每人只发2两粮，姥爷就是那时在表哥家饿死的；几乎每家都有为“吃饭”而吵闹的声音，我们家却平和，总是互相谦让，只是母亲的腿浮肿得像个棒槌，两只脚只能拖拉着鞋穿不进去；因为母亲的碗里更多的是水，就连医治浮肿的黄豆也全部分给我和弟弟吃了。
    没有文化的父亲，脾气很躁，经常把在外面莫名受来的气向她发泄，这时她总像一块海绵般承受，还安慰说“有气就在家跟我发，可千万别出去说呀。”她唯一教导我的话就是：“男人嘛，要像块钢。”可我觉得她比我们都钢强。
    我不敢回忆她犯病时的模样，因为她向围观的人，笑她的人喊的是：我出身是贫农，你们别欺负我的孩子。

    考大学前夕，我陪她在中山公园游走，谈的都是梦想，我说：“妈，您不能再犯病了，那样我考不好试，我们家不就更没有出路了吗？”她听得很懂，说“你放心，再遇到事，我忍。”后来，我去了北京上大学，家境也渐渐改善，即使像文革那样的冲击，妈基本上也没再犯病。当然，我被打成“反动学生”的事是平反后才告诉她的。

    我曾尽过全力，希望让她渡个幸福的晚年；可是，我的出国却使这个希望没能实现。她后来的病从眼睛到胃到胸腔很多种，但是，最大的病却是我的离走和等待我的心伤，为了能最后见我一面，她苦苦挣扎了两个多月；“妈妈想你呀！想再看你一眼。”那电话里最后微弱的话语，至今还揪痛着我的心。
     三年前，我拜倒在母亲的灵前，向她无辜地认罪：是我不孝，我也想你呀，妈妈！我这不回来看你了吗。
     尽管她曾经说过：你是好儿子，妈不怪你。只要你好，妈就满足了。但对我，没能见妈最后一面，仍是今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若在，她应该98岁了，上一拄香，梦想着她的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