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于一夫先生文：华国锋的功与过

 

               
    华国锋，这位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凛然大义和果断决策，采取非常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的历史巨人，曾经被亿万人民拥戴为“英明领袖”。然而，未过几年，就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消磨，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已不知道华国锋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曾经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扭转乾坤、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种在权力主导下造成的全民失忆，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大悲哀！

    对华国锋的贬损，集中表现为一个论断：“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这句话在正式文件和许多著作中被广泛引用，流传甚广。

    现在，华国锋同志和对他贬损的人均已作古，人们尽可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那一段历史，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把华国锋的历史功勋一笔抹杀，那显然是不公正的。

    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77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中，据说是中央的两位秀才挖空心思写出来的两句警语。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宣读了这两句话，等于是由最高领导人为这一提法作了背书。事后看来，“两个凡是”的提法明显是错误的，如果硬要坚持“两个凡是”，一切按照毛泽东生前的那一套去办，必定会阻碍拨乱反正的进程。因此，针对这一提法，后来发动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推倒了“两个凡是”。

    但是，如同对待任何问题一样，不应该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只讲一面之词。对于“两个凡是”的是是非非，也应该从两面来看。

    应当说，华国锋肯定“两个凡是”，既是他的真实想法，也有借以缓冲极“左”派攻击的策略考虑。华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毛给他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照过去方针办”的字条。华在毛逝世后继任大位，他还处于毛泽东的阴影之下，时然而言，他表明要“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尽在情理之中，这既适合他的身份，也符合他当时的心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肯定“两个凡是”，则是出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稳定大局的策略考虑，试图借此挡住江青之流所谓“毛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的攻击。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全国还处于个人崇拜极度泛滥的时候，毛的威望如日中天。华国锋如果不做这样的表态，恐怕很难让人们相信他把毛的遗孀和亲信都抓起来也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提出和肯定“两个凡是”都是错误的，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刻求华国锋在当时就明确表示要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系列错误一刀两断，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其实，华国锋并没有始终坚持“两个凡是”。抓捕“四人帮”，既不是维护毛的决策也不是遵循毛的指示；其后，为被毛打倒的刘少奇平反、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等等，都是由华国锋签字公布的，后来又让邓小平复出任职，可见他在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两个凡是”。华国锋也没有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是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这些都证明华国锋并没有顽固坚持“两个凡是”。

    华国锋肯定了“两个凡是”，表明他仍处于毛泽东的阴影下，唯恐越雷池一步，但其出发点绝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那不是他的本意。事实是，华不但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反而积极地为邓小平复出创造条件。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后来回忆：“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做好群众工作。”  华国锋还多次以形象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想法：“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叶剑英曾有一个说明：“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叶帅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些话，当时都向全党做了传达，怎么能说“阻挠邓小平复出”呢？那种说法是无端地加罪于人，使华国锋蒙受了多年的委屈，实在愧对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一冤案应予以纠正。

    后来在批评华国锋时，指出了他的许多错误，如说在粉碎“四人帮”后试图发动“洋跃进”，吹嘘自己是英明领袖，到处悬挂领袖像、到处题词以突出个人，等等。应当说，这些做法确有不妥，严格来讲都是错误的，但也有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能完全责怪华国锋一个人。

    例如，所谓“在经济工作中不顾实际和国情的冒进，制定‘洋跃进’计划”。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只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都认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关于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是邓小平提出的；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的计划，则是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李先念的意见。对这种引进和“跃进”提出质疑的，是当时还没有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同志。  可见，试图组织新的跃进，是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多数同志的共识，后来总结经验教训，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怎么能把错误都算到华国锋头上呢？这不公平嘛！

    关于“英明领袖”，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粉碎“四人帮”之后更必须抬出一个能够压得住台的领袖，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才由一些老同志给华国锋加上了“英明领袖”的头衔。“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他还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叶帅还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  事实上，并不是华国锋吹嘘自己是“英明领袖”，而是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压台之举。就连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的信中，最后都情不自禁地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对于这种倍受赞扬的状况，华国锋后来也认识到不妥，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种情况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说原来的做法有错误，去掉这顶“英明”的帽子就是了，也不必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来清算。

    再如，“到处题词，突出个人”，这种做法确实不好，有延续个人崇拜之嫌。但是，在纠正了华国锋的错误后，继任的其他领导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做法？某位领导人题写的“长江大桥”竟被人们误读为“长江火锅”，闹出这样的笑话，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呢？

    又如，所谓“挂领袖像，宣传个人”，确实不好。自从华国锋下台后，已有很长时间不挂领袖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60大庆的游行队伍中，赫然又抬出了四位领袖的画像，并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赞歌，岂不是又故态复萌了吗？

    至于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的壮举，早已被淡化甚至被扭曲了。有些提及这一事件的著作和文稿，竟把粉碎“四人帮”的功劳都记在了其他人的头上，似乎华国锋只是起了一点辅助的作用，这是在歪曲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9日）后的第三天，即在9月11日，华国锋便找到李先念，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让他去听听叶剑英的意见，这才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那一段佳话。华又与汪东兴、吴德等同志多次商量，最后由他拍板，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彻底消除这一隐患（顺便说一句：汪东兴对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竟一概不提了，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由于汪东兴当时掌握着中央警卫团 [ 8341部队 ]，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协助，就不可能顺利地把“四人帮”抓起来。尽管汪东兴思想保守，犯有不少错误，但不能否定他在那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华国锋是一个温和的政治家，忠厚老实，但并不软弱，更不昏庸，在清除“四人帮”的过程中，显示出他非凡的魄力与智慧。试想，毛泽东刚刚去世，就敢于把毛的遗孀江青和毛最宠信的张春桥等人抓起来，这要担多大的风险？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华国锋在这场生死搏斗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至关重要。只有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才能名正言顺地决定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合法性，也根本办不到。华国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党、为国、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是任何人都难以替代，也不能抹杀的。

    此外，华国锋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待人宽厚，从不整人害人，从未做过坏事。他在主政时期，注意发扬民主，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并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些作风与品格，在历届领袖中是罕见的。华国锋退出政坛后，始终保持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在家中读书、写字，从不干政，在民众中留下了良好形象。人们普遍评价“华国锋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这一句仆实的评价，看似低调，含义却颇深。仔细想想，能够得此评价者又有几人？

    如果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那么这一过渡期在新中国历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正是粉碎“四人帮”的惊天伟业，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嘎然而止，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也为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让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听任江青和张春桥一伙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中国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想想这一点，就会不寒而慄！华国锋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在最敏感的神经系统动了外科手术，切除了一大毒瘤，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其功劳之巨，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尽管华国锋当时的思想状况总的来看还趋于守旧，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那是他受历史局限使然。后来他的思想也逐渐解放，试图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华国锋作风务实、平和，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在他主政时期，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直接批评他的意见都可以当面提出，他也能够听得进去，与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王”形成鲜明对照，真可谓开了一代新风。尽管他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决不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拌脚石。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他的处置有欠公平。即便如此，华国锋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平静地离开了领导职位，更表现了他的从容大度。在退位后的28年中，他没有发过牢骚，没有给在位的领导人出过难题，最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像这样一位党的领袖，又有几人能与之相比呢？

    华国锋生前没有留下一部回忆录，没有把他在毛泽东生前死后那一段惊心动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记载下来，致使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失去了许多重要的信史资料，这可以说是最大的缺憾，令人为之叹惋。

    总起来说，华国锋的功勋卓著，虽有某些错误，但与其功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的是可以谅解的，瑕不掩瑜。华国锋平静地走完他的一生，虽已仙逝，但他的伟大功勋和人格魅力将永存人间。

    令人欣慰的是，华国锋于2008年8月20日逝世后，在官方正式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重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勋，在位的中央领导人都去向他的遗体告别，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对历史的反思。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恩来生前也说过：“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失去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但愿我们都能记住这样一些金玉良言，不可再去做那种掩盖历史真相的蠢事。

附注：该文是从周永坤博客中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