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领导在井下也死了伤了的，井上的头头脑脑必须顶上，班班如此，会不会至少促进新技术发展和权宜一下呢？
在中国就正常：官文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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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瓦斯中毒吗？我见过。
马大炮真名马义山，典型的山东大汉，自从在他的班里死了两个弟兄。他就再也“吼”不起来了。因为都说是因为他“空顶时间太长，不会观察顶板。所以才出事的。”他也深感内疚。所以，每次放完炮，他都是第一个爬进去挖坑打顶子。
这天，放完炮，掌子面却仍是浓烟弥漫，久久不散；老马和五，六个攉煤的钻进去快半个小时了也听不见吆喝要木料的声音（那天我负责下料——往掌子面送木头)，我忙爬进去看情况。（1.2米高的工作面，放完炮，就剩0.2——0.5米的空间了，所以，一切工作都是爬和蹲和跪着完成的。）只有传送带还在轰隆轰隆的响，攉煤的全东倒西歪的躺着。我连忙拉警报绳，喊停了传送带。大叫：快来人，瓦斯熏人了。并逆着风往罐笼（储煤仓）方向“跑”，准备给调度室打电话。边跑边告诉木工，电工等人，“用湿毛巾捂住嘴，往罐笼这边拖人。”
储煤仓深75米，4米直径，以75度的坡度和运输大巷连接，左侧用木板隔出半米的小道，内装木梯和绳索，因为在我下方20米水平另有掘进队工作，也用这罐笼出煤和石头，所以，间隔的木板和木梯多处被砸坏了，全靠绳索借力上下。当时只有大巷才有电话，所以我急三火四地顺着绳索下滑，忽然，掘进队出料，往罐笼里倒石头，我知道“要坏”，连忙松开绳索，让自己“坐滑梯”，只觉得“啪”的一声，我就晕过去了。
醒时，已经是副井井下了。张医生一边察看我后脑勺的血肿，一面说，“还是这塑料帽子经砸，破而不碎。你上去就洗澡吧，然后到医务所，我给你上点药。”我忍着浑身的疼痛，洗澡，换衣服；没去医务所，直接晕晕地到队部去开“班后会”。
马义山，端坐在工具箱上，脸，红扑扑的，傻笑。另几个也是，脸红扑扑的傻笑，滑稽的是眼眶里却噙着泪。
詹队长笑着问我“砸了一下儿？没事，睡一宿觉，就好了。”
“老马他们怎么了？”我问，“瓦斯中毒，就这个样。咳。”老詹答。
我借着开工具箱，背着身，偷偷擦止不住的泪。矿工兄弟呀，太苦了！！！
“要送他们去医院吗？”我边准备叫救护车，边请示队长。“不用。”老詹斩钉截铁地答“多喘口气，就好了。你晚上去我家吃饭吧，你大嫂听说你碰了，给你包饺子慰问。”我没说“谢”就“嗯”了一声。
事后才知道，风机要换修，所以通风就停了一会儿，结果掌子面瓦斯立刻就超限了，这大的事却没人通知我们 。
詹大嫂的饺子放了很多肉，很好吃，我却吃不下。总觉得莫名的委屈不知道怎么说和向谁说。老詹喝酒，我不会，就喝饺子汤。我问老詹：为什么中毒了，受伤了，不送医院，干挺呢？老詹却说：你问你大嫂。大嫂拿围裙擦擦手又擦擦眼，说：大彭，你不知道，这大明镇最怕的就是救护车的叫声，家家都有矿里的，救护车一叫全都腿发软，心发慌，都跑到医院门口围着，等着，议论着，所以大伙约定除非折胳膊断腿死了人，不叫救护车。老詹接着说：你被砸的事，调度第一个就通知我了，我请张医生下井看你，就是防备如果重了，立刻送医院，如果不重，就别扩大影响。安全是上边最检查的事，能不报，就别给领导找麻烦了。你大嫂下班前（她在选煤场捡矸石）到队里看见你那碎安全帽了，还掉了泪，非给你包饺子不可。(原来是张医生在我洗澡时已经到队里了，送去了那安全帽。）
我释然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跟这饺子一样，只有亲身体尝，才会知道这里的滋味。
我告诫自己：做一辈子不忘老百姓的人。
三年半的矿工生活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大城市，第一个恶耗传来就是“詹队长在井下处理冒顶时牺牲了。”
我已无泪。面对每年成千上万矿工的死亡，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很少有人拿他们当人。我给上层写过信，建议大力开展“井下气化”的研究，没有回音。我给中国矿业大学的领导打过电话，书记回答说：*教授正在研究，很难进行啊。*教授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可是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
我亦无语，唯以这残破的笔，记录我曾经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