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阴影】--从人格看古代文坛巨人（3）韩柳

作者：舍弟 Yi Yang

       在古代文坛上，韩柳二人是经常被放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也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境遇颇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柳宗元前半生一帆风顺，后半生凄惨悲凉；而韩愈则是前半生求索不得，后半生建功立业。

       前文提到过的望族，就包括柳宗元所属的河东柳氏，自北朝至隋唐，当大官的不可胜数，与皇室结为连理也是常有的事情，其家族名气可谓望族中的翘楚。一直到柳宗元的曾祖父柳奭得罪了武则天，河东柳氏家族受到打击才逐渐在政坛陨落。至柳宗元一代，按他自己的说法，已“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

       没落家族之子，往往表现出对祖上荣耀的无比自豪和重振家族的强烈愿望，最终转化为对功名的执着追求。

       柳宗元少年成名，民间流传着很多相关的传奇故事，虽不足为据，但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五岁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却是正史所载的不争事实。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举制度下，这是一个异常优异的成绩。唐代很多杰出文人，都有着极为悲惨的科举之路，这其中也包括柳宗元的好朋友、屡试不第的韩愈。相比之下，把柳宗元冠之以少年成名是不在话下的。

       出身名门，少年成名，柳宗元早早平步青云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一连串考试成功后，柳宗元赴蓝田县做县尉，算是一次“政治考察”，其后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然后很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此时柳宗元年仅三十二岁。

       但这绝不是柳宗元仕途之路的终点，柳宗元与终生的知己、著名诗人刘禹锡投身东宫太子李诵府下，与王伾和王叔文并称“二王刘柳”，在李诵中风、唐德宗驾崩的危急形势下，成功拥立李诵登基，柳宗元由此进入唐顺宗李诵的核心决策圈。针对种种弊政和宦官、藩镇割据问题，顺宗集团开始大刀阔斧进行变革，史称“永贞革新”。

       李诵的倒霉经历，颇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悲剧角色当太子时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经历了长达二十六年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储君生涯，却在父亲唐德宗病重、继位在即之时中风。虽勉强登基，但因瘫痪等诸多问题，二百天后不得不退位为太上皇，又成了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之一。当然，李诵做太子和做皇帝的时间之长之短，皆非历史之最，但两件如此倒霉的事被一个人碰到，不能不令人叹息。

       其实李诵是否退位的问题并非完全由于身体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永贞革新带来的新旧势力的剧烈碰撞。横行整个中晚唐时期的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势力在“二王刘柳”领导的革新运动中不甘被削弱，于是借口李诵中风，逼其退位，拥立太子李纯继位，意在颠覆革新党派。

       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由文斗演变成为武斗。获得宦官支持的李纯发动政变继位，史称唐宪宗。这场变故不但使永贞革新夭折，也彻底将“二王刘柳”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李诵遭弑，二王身死，刘柳等八人贬谪边远地区任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尚未到任，途中再接诏书，加贬永州司马。

       贬谪蛮荒之地的湖南永州，带给柳宗元沉重打击。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成败尘埃落定之后，想要重回长安，除了哀求新皇帝，别无选择。史料记载，柳宗元在此期间，变着花样地给形形色色的官员亲戚写信，求其在唐宪宗面前为自己美言。但是，柳宗元一等所触及的，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事关皇权。唐宪宗纵然英明，又岂可在这个要命的问题上网开一面？其后漫长的岁月里，每每大赦，都要特意声明八司马不在大赦之列，可见唐宪宗痛恨柳宗元一等到了何种程度。

       十年后，不知道柳宗元等那些锥心泣血的求助信是不是起作用了，唐宪宗终于开恩了，将八司马召回长安。结果回到长安仅月余，刘禹锡出事了。

       柳宗元的这位好朋友刘禹锡，特别值得说几句。此人脾气极其执拗，简直匪夷所思。一般人在漫长贬谪被召回的情况下，夹着尾巴做人还来不及，谁敢乱发议论？偏偏这位刘禹锡，回到长安后大嘴漏风，在玄都观吟出“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结果显而易见，刘禹锡因“语涉讥刺”而再度遭贬，一去又是十二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十二年后，诗人再游玄都观，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真是英雄气短，这简直是把人生当儿戏一样嘛！

       问题是，刘禹锡因此不仅自己再度被贬，还连累了整个八司马。柳宗元还没来得及享受长安的繁华，又再度贬至柳州。即便如此，柳宗元对好友刘禹锡仍然没有衔恨，因刘母年迈，上书请求与刘禹锡贬谪的播州（今遵义）对调，毕竟柳州比播州条件相对好一点，这显示出柳宗元对朋友的深重义气。后宪宗下诏，柳宗元仍赴柳州，刘禹锡改赴连州，这真是让人咬着后槽牙的皇恩浩荡啊。

       与刘禹锡相比，柳宗元运气不那么好，没有等到再回长安的日子。再次被贬的柳宗元对前途终于彻底绝望，四年后病逝任上。

之所以花费很多笔墨在柳宗元的生平上，是因为柳宗元的传世之作，大多写就于贬谪之中。漫长的贬谪生涯，对柳宗元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透过文章背后，总能看到那一缕欲罢不能的情绪游离回转，形如鬼魅。

       从《黔之驴》、《捕蛇者说》以及《蝜蝂传》等名作的描述可见，柳宗元所处环境的恶劣程度，是长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无法想象的。在精神上，柳宗元尚可勉力一搏，“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但身体上遭到的重创，却是柳宗元无能为力的，“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似乎一夜之间，风华正茂的青年便垂垂老矣。从身心相应的角度，也可以说，柳宗元在精神上虽然在挣扎，其实也被打倒了。柳州四年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即是标志。一个名门望族，一个曾经前途似锦的追梦人，面对无边暗夜，面对惨淡现实，甚至面对为家族传宗接代这样的难言之隐，其作品所透露出的无限感伤，不能不令人读之神伤：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从柳宗元的作品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尝试多种方式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在哲学和文学上的诸多建树也得益于此。

       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走出阴影。柳宗元的人格特点，表现在贬谪前期的柔而不韧，以及复被贬谪后的直而不坚。这个结论，并非是指责，而是对许许多多古代知识分子通常命运的无限同情。言之易而行之难，诚然。

       独钓寒江雪，是柳宗元对自己后半生的真实写照。这位孤舟蓑笠翁，他把自己的所钓所得，呈现在你我面前。我们品尝到的，除了鲜美，还有无边无际的哀伤。

       我们再来看韩愈，韩愈的前半生经历与柳宗元相反，真可谓倒霉透顶。

       我们先来看看韩愈的出身。前面提到的几位，李白出身富商之家，杜甫出身名门，柳宗元出身望族，而韩愈与他们全然不同。韩愈出身卑微，三岁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其兄韩会为官，虽然官职不大，养家糊口本来是没问题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韩愈十二岁那年，韩会贬谪广东韶州，由于无法承受这一沉重打击，加之到任后无法适应岭南的恶劣条件，很快故去。家里顶梁柱倏忽坍塌，家境败落，嫂子最终含辛茹苦把韩愈拉扯大。这些经历对韩愈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可抹杀的心理阴影，一方面造就了韩愈勤奋学习出人头地的强大决心，另一方面或能解释后来韩愈为什么对贬谪如此恐惧，即便气节丧尽也要拼命乞怜。

       虽出身平民，韩愈却不象李白、白居易等人喜欢攀高枝，他不以草根为耻，不往名门望族上靠，堪称诚信之人，这在攀比成风的唐代文人中，算是很难得的品质呢。

       韩愈自幼聪明勤奋，三岁识文，七岁遍读诸子，十三岁开始文学创作。由于家境不好，韩愈早早立下壮志，要通过正经渠道考取功名，年仅二十岁就开始参加科举。唐代科举淘汰率是相当高的，韩愈纵然才华横溢，照样在考场上接连三次铩羽而归。韩愈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五年之内第四次参加考试，终于金榜题名，荣登进士科。

       二十五岁的韩愈考中进士，虽然比柳宗元差点，那成绩也算不错了啊！

       此时韩愈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尽快做官，迫不及待地继续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一旦通过，家境将立时改观。然而，吏部考试对于韩愈来说，真如一场噩梦，贫困交加的韩愈，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行事极端的性格特点。

       第一次吏部考试不中，韩愈极为愤然，当即写信给主考官，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大意是人情胜于水平，诸如“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士大夫之口”等。从行文来看，韩愈的心理状态相当急躁，说气急败坏也不为过。信是写了，愤怒也表达了，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接下来，韩愈继续参加吏部考试，又是连续两次不第，韩愈终于出离愤怒了！

       韩愈开始直接给宰相写信，而且一连写了三封。第一封，是说自己穷困潦倒，怀才不遇；第二封说自己“蹈于穷饿之水火……危且亟矣”；第三封更是出格，要让宰相向周公学习，善待人才。

       漫长的等待后，韩愈最终连斥责都没有等到，依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以韩愈的立场看，这种急于功名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站在客观角度看，如果这样的信能够得到好的结果，那才是咄咄怪事。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韩愈在《马说》中发出的悲鸣。没有历史背景，我们是很难对这篇文章感同身受的。在坚硬如铁的现实面前，韩愈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不再高谈什么“足不迹公卿之门”，我们的千里马，开始以寻找伯乐为名干谒权贵了。然而可悲的是，由于身份卑微，韩愈低头与否，对于权贵们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三次拜访权贵，均遭拒之门外。

       而立之年的韩愈无法继续考试了，家人嗷嗷待哺，必须要找工作了，韩愈不得已离开京师到地方幕府做幕僚。这个选择说明，在家庭责任感上，韩愈比杜甫要强之百倍。不过远离京城毕竟难以施展抱负，后来通过关系，韩愈找了份京城的工作，四门学博士，公立学校老师，公务员待遇。虽然薪水微薄，但是毕竟在天子脚下，机会要远远多过地方。

       这期间，韩愈写就了代表作《师说》，被认为是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的代表作。

       关于古文运动，有一点必须澄清。唐代不同以往朝代独尊儒术，佛道也很兴盛，这与李唐王室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儒家的大门因而变窄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看上去是文学范畴内的纯技术问题，其实质却是要夺回儒家丢失的阵地。

       在担任四门学博士期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终于通过。但是拿到了仕途资格，不代表能得到心仪的职位，于是韩愈跟权贵眉来眼去，这次很走运，很快得到一个监察御史的职务。但是，由于一份反映灾荒真实情况的《论天旱人饥状》上书，得罪了提携他的权贵，不仅很快又丢了官，而且还贬官连州阳山令。再入岭南，恍若昨日重现，这不仅使韩愈痛苦万分，也使穷怕了的韩愈头脑逐渐清醒了。坚持真理固然应该，优越的生活条件似乎更重要。

       与李杜等政治上好高骛远之辈相比，韩愈很有管理才能，加之为官清正，同情百姓关注民生，所以即便贬至连州也能造福一方。

       韩愈这次贬谪跟其后柳宗元的贬谪性质完全不同，因而三年后命运便得到转机。这次转机，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嗟叹不已的巧合：随着永贞革新失败，唐宪宗即位，韩柳二人的命运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置换。柳宗元贬谪，最终客死他乡；韩愈则先是内调江陵，次年召回长安。

       翻云覆雨，不折不扣的翻云覆雨，这就是政治。

       唐宪宗是晚唐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位十五年，以“元和中兴”闻名于世。在这个背景下，韩愈重新站在阳光下的长安城，觉得格外暖意融融。当朝的重臣，已经纷纷更迭为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韩愈不再为无人提携烦恼了。既是古文运动先驱，又有执政能力，这使得韩愈短时间内青云直上，迅速进入唐宪宗的权力中心。

       这期间，韩愈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华，文治武功皆有建树，真可谓大展宏图。或许过于顺利的境况，使习惯了坎坷的韩愈有点飘飘然找不着北，不久就又犯了老毛病。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遣使者赴凤翔迎佛骨，京城内外为之轰动，此时韩愈上书《论佛骨表》，给唐宪宗兜头一瓢冷水。

       前文提到，韩愈的古文运动实质是要夺回儒家丢失的阵地，现在佛事兴盛至此，为韩愈所不能容忍，因此，《论佛骨表》言辞之激烈，语气之强悍，历代之上书绝少有堪与比肩者。文中赤裸裸地引前朝帝王崇佛亡国之例，不是影射，而是直接拿唐宪宗迎佛骨事件去对比。在皇权时代，这简直就是找死。还说如执意迎佛骨，则“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如拒佛骨，倘佛祖降罪，自己愿一肩承担，这摆明了就是一副不惜鱼死网破的姿态。

       唐宪宗览书暴怒，当即要处死韩愈，幸亏裴度等求情，才改为贬谪潮州。

       二度贬谪，立刻打垮了韩愈。呼天抢地哭别家人，一到潮州，立即上书《潮州刺史谢上表》。其言辞之谦卑，语气之哀婉，与《论佛骨表》相较，真令人难以置信出自一人之手。通篇道歉、谢恩、诉苦和求饶，总归是说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倘忻陛下哀而怜之”。这种毫无气节的乞怜姿态，令后世诸多文人极为不齿。此后，为了进一步向唐宪宗表明自己悔过的诚意，韩愈甚至主动结交当地的僧人，传至长安，引起朝野哗然。

       唐宪宗还是无愧于明君称号的，一时动怒之后很快冷静下来，看韩愈承认错误态度很端正，短短八个月就下诏将韩愈内调。其后不久，由宦官拥立的唐宪宗，又被宦官所弑，其后韩愈再度回到长安，多有政绩，三年后病故，终年五十七岁。

       我们时常说到耿介不屈这个词，而韩愈的人格，却非常突出地表现为“耿介善屈”的两面性。耿介为本，一朝碰壁，旋即屈服。但韩愈骨子里又不是两面三刀之人，屈服只是面对现实的无奈选择，因而其两方面均表现得很极端。韩愈人格上的痛苦，在于无法协调两者，就像一部绝少润滑的机器，在高频率的往复磨损下，很快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韩柳都是皇权政治下的悲剧人物。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柳宗元来说是“非战之罪”，命运使然。但始终随蹉跎的命运沉浮而无法摆脱，终致英年早逝。韩愈则终生难以平衡曲直，执拗的性格使其两方面皆无所不用其极，作为倡导复古的大儒，颇负亚圣“威武不能屈”之训，以致后世多有诟病。

       韩柳的悲剧，归根到底还是人格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