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阴影】--从人格看古代文坛巨人（5）苏轼（“明月几时有”的真实写作意图） .. ...

在前面所列举过的文人中，皆有人格阴影挥之不去，那么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坛偶像，诗词可千古流传，文章为历代楷模，为官则奉君利民，贬谪亦安然自得？

真正值得崇拜和效仿的文人，只此一人：苏轼。

苏  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然兼济天下易，而独善其身难，有多少文人宦海无路抑郁而终？有多少士大夫贬谪蛮夷客死他乡？独善已是不易，更何况独乐？

苏轼是古代文学巨人中唯一能够兼得并超越的人。少年得志，科举、制举百年第一；诗词文章或雄浑豪放，或婉约空灵，笔触所至，自然万物无所不纳，世事人情无所不含；入仕后在地方造福百姓，关注民生；政治上坚持己见，不惜与新旧两派决裂；遭遇迫害、贬谪，亦由佛道指引而自得其乐。林语堂称其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又孰知苏轼之人生境界岂是一个乐观可以概论？

我们还是从苏轼从政说起吧。

伴随苏轼整个仕途的政治气候，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之争。变法派和保守派自神宗变法开始，一直打斗到北宋灭亡，甚至到南宋仍然为之左右摇摆。

苏轼在从政之初，便在《思想论》中确立了自己“丰财、强兵、择吏”的政治主张。人尽皆知苏轼是保守派，曾与王安石相互抨击，与革新派格格不入。其实苏轼同样主张变法革新，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是极富温和改革派色彩的政治观点，因此，苏轼与保守派的巨大裂痕是不难想象的。

苏轼在官场上的派系之争中历经两个重要的事件：乌台诗案和洛蜀党争，前者是与革新派水火不容所致，后者因与保守派口水大战而起。这两件事，足以概括苏轼的政治生涯。

在政治上，苏轼充分继承了老师欧阳修的性格特点，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从不妥协。王安石狂风暴雨式的变法激起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以司马光愤而辞职起，保守派纷纷遭到放逐，革新派因而占据了绝对优势，苏轼也在这个政治风潮中离京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苏轼便因一份《湖州谢上表》，以及之前所写诸多讥讽新法诗文，遭到革新派有预谋地陷害，押解京都汴梁受审。即便赵匡胤立下祖训，不能因发表言论而杀士大夫，苏轼依然险些丧命。狱中苏轼误以为将性命不保，便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无比凄美的绝命诗，其中“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和“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两句，令宋神宗也唏嘘不已。后因许多官员上书请求赦免苏轼（包括死对头王安石），宋神宗终于从轻发落，贬苏轼至黄州，另有数十官员遭到连带，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相比新旧两派剑拔弩张的“乌台诗案”，保守派内部的“洛蜀党争”，更能够让我们深刻认识苏轼的政治个性。

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在宋史上是个很值得书写一笔的人物。高太后的母亲是大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曹彬即扫平南唐生擒后主李煜的那位猛将），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守派。虽然她不赞成儿子的变法，但恪守宋朝家法，并未干涉朝政。宋神宗殚精竭虑勤政变法，年仅三十九岁即因病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摄政之后，高太后便名正言顺地以“母改子政”的方式废除新法，并放逐革新派官员，重新启用保守派官员，尤其是三番五次请司马光出山任宰相，苏轼也在这个保守派回归朝政的潮流中返回京师。但很快，便与司马光等人产生政见矛盾，尤以“洛蜀党争”（或称“蜀洛晋党争”）为甚。

司马光甫一重掌相印，立即将新法悉数废除，苏轼这次坚定站在对立面，认为只需废除不合时宜的新法，有益者仍应实施。然而数度与司马光商讨，均遭断然拒绝。司马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令苏轼极为愤怒，忿然称其为“司马牛”。

或许是编纂《资治通鉴》耗尽了司马光的心血，司马光回归朝廷之后不久辞世，此时，苏轼与保守派领袖、理学家程颐又因一件小事发生口角，继而两人的门生故吏之间群起相互攻击，最终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舌大战，甚至连许多朝廷官员也卷入其中，一时之间真有山雨欲来之势。苏轼是四川人，程氏兄弟是洛阳人，因此这场争端史称“洛蜀党争”，也有史家把山西人司马光加起来，称为“蜀洛晋党争”。

这场保守派内部的争端，虽缘起小事，但反映的实质，却是苏轼在政治观点上与保守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结合乌台诗案，我们更能够看到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在政坛上举步维艰的处境。本来政治观点的不偏不倚，很容易成为左右逢源的骑墙派，但在苏轼身上，却成为不容于两方的孤立派，这不能不说是北宋士风的鲜明体现。

从政四十年，在朝时日屈指可数，其余或任职于地方，或贬谪于边陲，这就是苏轼坚守自己政治主张的结果。难怪听侍妾朝云说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时，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苏轼挑指称赞其评价精准。

尽管不能在中央层面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轼在多处地方任职期间还是政绩十分卓著的，尤其是苏轼在关注民生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突出贡献，配得上《子贡》之“食于民则患民之患”，颇不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之志。苏轼病逝于常州之后，朝野震动，百姓哭号，就是苏轼政绩的最好注解。

仕途上的苏轼，虽然波澜起伏，但与历代很多优秀的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苏轼真正区别于其他文人的，是独善其身。这里的“独”，既指贬谪之独，更指其人生境界罕有其伦之独。人言苏轼儒、释、道三修，此言不虚，后两者也是苏轼能够做到独善其身，乃至于独乐其身的至为重要的原因。

苏轼以诗词文章闻名于天下，其文字之美，我实在懒得称赞了。从存世的古人诗词以及书法、纯技术性诗文和民间盛传的文字游戏故事来看，单就文字驾驭能力而言，很难找到一个与苏轼相当的人物。

当然，苏轼文字的魅力，更集中地反映在作品对人格的表现上。这里试举几例，即可看到苏轼丰富而率真、高远而质朴的人格。

《水调歌头·中秋》，恐怕中国人不熟悉这首词的不多。虽三尺童蒙亦可诵读，然被误读程度令人发指，包括很多穿梭于电视广播的专家学者。想来或许苏轼此词之雅量高志，怕难为区区学究可窥。

慢说苏轼的诗词，在国学热席卷中国大地的今天，就连孔子的一句“学而时习之”，象样的解释翻遍百种注本而不见其一，这股国学热真令人啼笑皆非。

回到这首词中，序言中说“兼怀子由”，这是误读的最重要原因。常人认为思念弟弟，词中必有体现，于是断章取义地把很多片断生拉硬拽解释为兄弟感情。其实词中跟弟弟半句关系也没有，如果非要说思念弟弟，毋宁说是通过宏观角度体现出来的。因为苏轼和苏辙不仅是兄弟，更是有着相同政治立场、政治理想以及相似政治经历的铁杆盟友。将自己对人生舍与得之感怀，与同执此念的弟弟分享，这是更高层次的“兼怀”。

这首词的解读，与时代背景关系极大。其时苏轼与王安石势同水火，神宗倾向于变法，保守派纷纷离京，苏轼也自请外放。先赴杭州，再去密州。在密州期间，写就此词。

我们先来看词和简单的注释：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熙宁九年的中秋节，喝了一晚上酒，酩酊大醉，写下此篇，同时怀念弟弟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举杯试问青天，理想何日实现。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不知庙堂之上，政治风向如何变幻？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我多想回到权力中心，而汴京龙庭的政治斗争，却让人不寒而栗。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此间孑然自娱，亦可尽享逍遥。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月映红阁楼，光洒雕花门，照我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世事绝无持盈久圆，何怨之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古来如此。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祝愿神宗皇帝龙体安康，今夜与普天下子民同赏明月，共度良宵。

 “天上宫阙”与“琼楼玉宇”两句，已然为整首词定下格调，反映的是政治理想而不是兄弟情谊。千百年来人们是如此喜欢下阕的最后两句，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句，才是作品的点睛之笔，真正反映出了苏轼人格魅力。

那么，为什么苏轼能够在诗词文章中表现出如此超然达观的人格特质？一旦了解了苏轼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苏轼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也出身书香门第，文学才能自不必言。两人都通晓佛学，母亲还是虔诚的佛教徒，苏轼自幼受佛学熏陶是很自然的事。人言苏轼精通佛法，绝非空泛之论，苏轼终生都在学习并践行佛法，佛法也深刻地影响着苏轼的诗文和现实生活，这一点在苏轼的作品和传记中随处可见。

苏轼喜欢交朋友，其中有不少高僧，苏轼与他们经常有诗文互赠，其中既有相互打趣，也有彼此倾慕，更有佛法探究。有人评价苏轼对儒学和佛学是兼收并蓄，外儒内佛，可谓精准。

古代文人中热衷佛学者不少，但能够达到苏轼境界的凤毛麟角。比如白居易，鲜有体现其佛学思想高度的诗词，倒是抄了不少佛经流传下来成了文物，使得后世尤其是宋代的金石爱好者们为之疯狂。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才使苏轼与其他文坛巨人有了本质的差别。

苏轼在很多诗词文章中，都有受佛学影响的痕迹。比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一蓑烟雨任平生”，到“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体现苏轼天才构思与圆融境界的绝妙词句。在苏轼笔下，经常有意无意透出佛学思想，使整个诗词在灵动之外，又显得那么深邃。

再看一首更著名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无须解释了，只有一点：凡是说这首诗是反映苏轼哲学思想的人，都是在看低苏轼的思想高度。

还有《灵虚台记》和《超然台记》等文章，也有突出体现，此处不多赘言。

这些例子说明，苏轼在精神境界上早已超越了儒学桎梏，如果没有佛学的滋养，苏轼的所谓“圆融”精神境界是不可想象的。在《送参寥师》中，苏轼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相信每个熟悉佛学的人，都知道这首诗在表现什么。在《饮酒》中，苏轼更写到：“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虚空为销殒，况乃自忧身。”

贬谪黄州期间，苏轼回忆乌台诗案时说“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放逐儋州，又写下“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类此种种，真是不胜枚举。

但最能体现苏轼佛学高度的，莫过于临终前与好友钱济明和高僧维琳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对话。在维琳“端明宜勿忘西方”的叮嘱声中，苏轼的一句“著力即差”，成为临终最后的遗言。我们不能因此断定苏轼的佛学层次要优于维琳，因为从佛家的生死观和中阴理论来看，临终方法确实能够事半功倍，但借用道家的理论体系，道与术，并不在同一水平面上。

苏轼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一种何等胸襟？或许随便换个什么人，都一定会说徐州、汴州、杭州吧。三个贬谪地名所勾勒出的，窃以为并非垂暮之人依然藐视愁困的豪迈气概，而是前文所说的“独乐”对“独善”的超越。

佛道相通，苏轼也喜欢道学，也结交了很多道士朋友。但两相比较，苏轼似乎与佛学更为亲近。篡改一下张之洞的名言，佛道两者，苏轼是以佛学为体，以道学为用。苏轼在道学方面，更侧重于饮食和养生等方面上，指导自己的生活。苏轼对美食有过诸多贡献，至今仍有一些菜肴流传下来。养生方面则更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贬谪海南期间，苏轼曾创造“谪居三适”，今天看来，仍颇有借鉴。其一为旦起梳头，其二为午窗坐睡，其三为夜卧濯足，前两者经我推荐，已成家父多年习惯，受益良多；夜卧濯足最有意思，要“时复冷暖投”。我自己年少时曾经试验过，比“濯足”还夸张，秋冬时节冷热水交替沐浴，由于过程过于考验承受力，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如今看来，未必有益。不过由于北方与海南地域差异过大，苏轼的做法是否符合当地气候特点，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在中医方面，苏轼也有争议事件。北宋对中医极为热衷，但经历了唐末至宋初的百年混乱之后，很多古籍流失，到神宗时，竟发现《灵枢》经失传了，只有高丽国尚存（感慨一下，中国人的宝贝，被自己毁掉者，要无数倍于被入侵外族所毁者）。于是高丽国想用《灵枢》交换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册府元龟》，苏轼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若不是神宗坚持交换，很难想象没有《灵枢》经，今天的中医会有多大的损失。窃以为相比于苏轼在一次瘟疫中误用药方害人无数，这件未遂事件潜在的杀伤力更大。

苏轼关于修道习医的故事有很多，比如曾写文章记录与儿子苏过一起准备辟谷的趣事，还有晚年以黄芪粥治疗腹泻等例。这类案例在苏轼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机会若能把苏轼关于中医的故事收集整理一下，或能看出苏轼的医术到底是什么水平。

偶像对人的影响，从来就不只停留在偶像本身所处的领域，之所以如此推崇苏轼，也是因为苏轼远远超越于文学之外的人格境界。通过对苏轼的探究，会发现偶像对人的影响，竟然可以如此深远。

没有接触佛道之前，苏轼在我眼中还停留在李杜的层面上，所爱者，惟其诗词文章之气象万千也。随着自己视野的拓宽，才发现苏轼的身上，竟然有着如此深邃的宝藏。所谓天道无亲恒与善人，苏轼的人格由此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反映在作品上，其道骨仙风气质即便无明众生也津津乐道，历经百世而不衰。人格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亦道家“无”与“有”的关系，以无驭有，以人格驾驭作品，“微妙玄达，深不可志”，令人叹为观止。

我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尤其是读《老子》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困难。机缘所致，找到了佛道相互印证的方法，由此极大拓宽了视野，令人倍感欣慰。其中的机缘之一，就是来自对苏轼人格的深入分析，这就是偶像的力量，或者说，这才是偶像应有的作用。

后      记

文学之为物，既可以享受其艺术感染，稍不留神，也可能遭调戏愚弄。

中学时曾读过上世纪初某革命党人在狱中写下的一句诗：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激昂的诗句真令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后来才知道，此诗的作者，是汪精卫。当反清义士后来沦为亲日汉奸，诗句愈豪迈，人格愈龌龊。

由此可知，孤立看待文学，往往如管仲窥豹，略见一斑。真假相依，美恶为伴，世之常情也，去彼取此，我们需要精准的坐标。

人格，就是最好的坐标，因为无论艺术家还是观众，艺术追求的最终指向，都是人格。

《偶像的阴影》，是试图反向审视偶像，如同一把筛子，过滤掉很多艺术作品潜在的弊病，而这些弊病，通常在膜拜状态下不为人知，亦不为人觉。

说起阴影，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生活困顿，自己修建一座房屋，不以为简陋，而名之曰雪堂。某夜观烛光中自己身影投射于墙壁，便使人绘出轮廓，次日朋友一看便知乃是子瞻之形，于是执手大笑。这使我联想到，当伟大的人物置身阳光下，不可避免地向大地投射出阴影，光环愈眩目，阴影愈清晰，且欲盖弥彰。唯至真至朴，超然物外，方能坦然面对个人兴衰荣辱，阴影自然消失殆尽。老子曰：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偶像的阴影，会遮蔽本属于所有人的阳光，不觉间让我们陷入无明的轮回。而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从不使人高山仰止，从不阻挡我们的视线，而是引领我们走向更为悠远的前方，面对最终的光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