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日

作者:谢盛友  于 2016-11-14 04:05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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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日

作者:谢盛友

早上九点在教堂举行弥撒,天主教主教主持祭祀仪式。之后,大家一起来到公墓,向阵亡军人致敬,向无名死亡者致哀,市长代表市政府、退伍军人协会主席代表退伍军人、公民协会主席代表公民、难民组织会长代表难民献花圈。整个祭祀仪式由城市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伴随。脍炙人口的莫札特的作品《圣体颂》和瓦尔赫所作的《贝多芬葬礼进行曲》乐声陪伴,在献礼仪式结束时,公衆合唱德国国歌。
 

左起:谢盛友、主教、市长

2016年11月13日是德国国殇纪念日(Volkstrauertag),全国各地都有活动纪念阵亡军人,其中,最大纪念仪式在首都柏林举行,德国各宗教的代表出席仪式。总统讲话,总理和所有部长均出席。全场静默两分钟,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总统和总理按照传统向纪念碑献花,民众也冒着零下3℃的寒冷天气一同向阵亡军人致敬。
 
向纪念碑献花

国殇纪念文化传统久远,圣经上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传道书7:3)
德国1919年开始举行国殇纪念, 1922年法定为国殇日。1952年开始把国殇日定在降临第一主日前两周的周日。
「只有承认历史,才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德国人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德国人能取得昔日那些惨遭其蹂躏国家和民族的谅解,是因为德国人用心在忏悔,用行动在弥补,德国人向世界庄严宣誓,德国永不再犯纳粹军国主义的历史错误。德国人用自己真心的忏悔,诚挚的实际行动来被世界重新接纳,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今天的德国在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的车轮是向前滚动的,犹如一面醒目的镜子映衬出一个国家的本质面目。为了彻底断绝纳粹主义的根源,德国把打击纳粹主义列入国家刑法制裁,对纳粹言论零容忍,在反省战争,忏悔罪过这面历史镜子面前,德国人用实际行动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殇」指为国牺牲的人。 南朝宋鲍照 《代出自蓟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清朝钱谦益 《四川叙州府兴文县知县张振德赠光禄寺卿谥烈愍制》:“壮矣,阖门之妇孺,皆为国殇。” 清朝黄遵宪 《再用前韵酬仲阏》:“任移斗柄嗟 王母 ,枉执干戈痛国殇。”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国殇》是屈原《九歌》中的一篇,“‘国殇’即谓死予国事者”(王逸《楚辞章句》) 为追悼阵亡将士而作。从诗的内容与结构来看,它既是对死于国难将士的追悼,又是对他们“义无反顾赴国难”的英勇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歌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坦诚面对自己犯过的错误与祸害作出深彻的反省和悔悟,就永远站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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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0
德国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祸害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德国的政治领袖们纵容数百万的难民跑到德国,使得国家面临巨大的困境?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难民潮对德国各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为什么德国政治家还那么做呢?

很多人可能绞尽脑汁都想不通。有人想到这可能是美国的阴谋,可能德国政府在下大棋,等等。其实事情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复杂。

在我看来,德国的政治领袖们的疯狂有他们的内在逻辑在里面。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德国的政坛.

德国联邦一级立法的国会,参议会,还有行政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

德国现届国会有五个党派: 基督教联盟两姐妹党(CDU和CSU),社民党,绿党,左翼党。

另外德国绝大多数州政府都被左派把持。既然左派把持了绝大多数州政府,那么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亦被左派主宰。德国很多联邦法律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才能生效。

CDU原本是中间偏右的保守党,但自从默克尔执政后和左派社民党组合联合政府后,为了迎合左派,其政党政策大幅左倾。

所以如今德国政坛上可谓是左派思想和左派势力成为主流,主导了联邦德国的政策决定。

默克尔为了保留基盟在联邦的执政权,常常放弃其政党原本的保守方针。比如,基盟原本是坚决支持核电工业的。当年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德国民众对核电的态 度急剧转变。默克尔为了防止绿党的壮大,迅速作出决定关闭德国所有的核电站。结果人们惊讶的发现,德国保守党做的比左派还绝。

这次难民危机也一样。基盟的联合伙伴社民党,还有绿党左翼党在难民危机上都是比基盟更左,更极端的左派政党。默克尔在难民危机上的处事起先处处受到社民党乃至在野党的批评,结果默克尔干脆带头采取一个左派的难民政策,让自己获得主动权。而其他政党非但没有制止她,反而推波助澜,鼓舞壮威,结果导致了现在这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目前在德国国家移民政策上,特别是难民政策上,默克尔为首的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左翼党都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只要涉及到难民,默克尔的左倾作风在联邦根本没任何阻力,反而其他几个大党一直为她的左派政策喝彩。

有人可能提到巴伐利亚的基社盟(CSU),但基社盟在巴伐利亚之外并不独立参加竞选,它在联邦一级基本上是依附CDU的,根本没法左右CDU的难民政策。 那么有人可能问CSU为什么不自己独个在德国联邦一级参选 ? 那是因为它如果真的和CDU闹翻了而在全国范围内单独参选,CDU也可能会宣布在巴伐利亚参加竞选,那么CSU很有可能失去对巴伐利亚的独自执政权。

所以,不是默克尔个人权力太大,而是因为德国联邦一级的政党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一齐左倾,使得默克尔在左派政策上可以为所欲为。

另外CDU这个政党一直以来在党内搞的是中央集权制,整个党由党中央说了算,党内基层没什么决定权。这使得默克尔对基民盟党有绝对控制权。


另外, 民主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例如联邦德国就是一个所谓的"代表性民主国家"。在德国,民众虽然能通过国会选举,决定国会的政党名额,从而间接决定德国的总理。但德国没有全国性的公投,国民无法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德国这些对民意的限制归根究底是因为二战后盟国监管下的西德政治和司法精英在制定联邦国家制度时刻意限制了德国人民的民意意志对国家政策的干涉权力和影响力。联邦德国的创建者害怕德国本国的人民的意志,而设定各个机制在人民面前保护国家机构(Institution)。

相比之下,瑞士相比德国和大多数民主国家,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的民主叫做直接民主,民众可以通过全国性的公投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例如,如果大多数瑞士人通过公投投票反对移民,那么瑞士联邦政府则必须调整其移民政策。而德国没有全国性的公投。

所以在目前的难民危机之下,德国民众并没有太多的权力来影响政府的移民政策,只能等到几年后的大选后"清算"。


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德国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缺陷。

德国人二战失败的太惨了,德意志帝国八千万人口,超过七百万人死亡,六十万平民被炸死,两百万德国平民被驱逐中死亡,两千万德国人被驱逐出故乡, 国家被分裂成两个敌对国家,那是天翻地覆的惨败。所以二战之后,多数德国人害怕排斥民族主义思想和党派。以至于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人总是拿德国和日本相同并论,以贬低日本。其实我觉得,日本比德国更幸运。虽二战战败,但直到现在,日本国体,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征大致存在,日本还是日本,只不过不再是军国主义国家。

而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德国人甚至不敢公开说自己为德国人为自豪,以免被别人称为纳粹。德国因为二战所造成的分裂到今天还没完全恢复,比如德东二战前曾是德国发达地区。

不过联邦德国在建国以来并不一直这么左,相反联邦德国刚建立时,国家曾长期被右派主导。那时,德国男性几乎整整一代人都参加过战争,打过仗,也受过民族主 义熏陶,虽然无条件投降彻底战败,但其民族和国家意识尚在。但1968年德国左翼社会运动之后,当德国的军人一代逐渐下台后,整个德国社会和政坛都急剧左 倾。现在在德国各个领域掌权的,都是1968年那一代普遍左倾,崇尚左翼革命,甚至崇尚毛泽东的青年。

也就是说德国近四十年来,社会和政坛是越来越左。随着社会的左倾,德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也越来越否定。这也就导致,德国离二战虽越来越远,但是德国主流社会因为二战的原罪感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否定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德国纳粹党,包括纳粹党的直系组织如党卫军都是犯罪组织,但却认为大多数德国国防军军人是正直的爱国者。而现在的话,连二战时的德国国防军军人都普遍受到德国主流社会和舆论的唾弃和仇视。

而这种否定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倾向在德国当代的资深知识分子,政治家,中产阶层和文化精英当中尤其突出。



可以说是,现在整个德国都是被一帮没有自己民族意识的政客领导着,被一帮没有国家意识的社会精英主导着舆论。


所以目前德国发生难民危机这样的事情,不能归咎于默克尔一个人,要怪就得怪整个左倾化的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意识的社会精英。


另外,德国政治和社会精英一直在不惜余力的推动的欧盟一体化本质上就是去德国化,去国家化,去民族化。在他们梦想中的欧盟一体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区分的欧洲,是个民族大融合的欧洲。因此他们做的就是不断消除德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让德国融化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

诸位可以想一下,如果德国的政治精英一直以来就致力于去德国国家意识化,去德国民族意识化和民族大融合,那么他们能做出招数百万难民进入德国这种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结

德国政坛的左派独大和反对派的缺乏,德国社会数十年来的不断左倾,还有德国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缺陷才是这次难民潮在德国失控的内在原因。


借用一句中国成语:德国今年的难民问题已是“集九州之铁,铸此大错”,无论是问责、弹劾,默克尔引咎辞职,都已无法改变现状了。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以及政治极端化已经没法避免。

至于德国会不会因此产生社会大动乱,陷入内战的边缘,还得看事态发展。但不管这次难民潮最后怎样,有这样一群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把持着德国国家和社会,德国国民的利益根本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除非德国社会根本性的逆转左倾的势头,重新铸造德国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否则在这个各国残酷竞争的世界上根本不能维持德国的富强。


联邦德国的制度和政治,只能在一个法治,讲规则的欧洲管用。但遇到不守规则,信服强权的大国,联邦德国根本没法独立应付。所以我说,德国想在未来的世界上独立自强,想在世界强权之林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就必须得革新自己的体制和思想,自尊自爱,不能总是被历史捆绑。

联邦德国这个以人权和人道为国家主导价值观的国家,以其现在的国家政策法律和制度根本没法在这个大变中的世界环境保持其社会的福利,安宁和富裕。因此只有在德国重新从制度和思想上恢复成正常国家,才能长期有效捍卫自己的国体,生活方式和国家利益。
0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0
德国已经处于建国以来千年不遇之大变中


我在德国中学学古拉丁语时曾经学到一部古罗马历史。

公元四世纪时,来自西亚高原的游牧民族匈人席卷整个中欧,争夺日耳曼人的地盘。日耳曼人抵挡不住凶猛无敌的匈人和游牧骑射的战术,举族迁徙罗马帝国之内。

当时的罗马帝国承平久矣,整个社会腐朽淫靡, 早已经丧失了罗马帝国创建者的尚武精神。罗马帝国为了抵抗匈人,收容了涌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

结果罗马人没想到的是,被罗马收容的日耳曼人居然反客为主,夺取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但罗马新的蛮族主人却不懂地发展文明,结果辉煌的古罗马文明迅速地在欧州大陆沉沦,先进的城市和设施被荒废。而令人讽刺的是,并不属于罗马帝国统治的爱尔兰反而躲过这一劫。

从此,欧洲大陆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而古罗马文明继续存在于中亚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

欧洲大陆的文明倒退何止一千年!

直到500年后,爱尔兰的基督教徒再次把文明回传到中欧,从此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才开始重新有了法律,文明和国家制度。

整个德国历史,自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共祖查理大帝创建法兰克帝国至今,总共有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第一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使得十分之一的德国人死亡。

第二次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连续三十年之久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宗教战争,来自二十几个欧洲国家的军队在德国土地上蹧蹋, 使得德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三十年的战争也是德国人集体记忆里最惨痛的历史之一。

这两次灾难,使得大量土地荒废,急需人口的领主们也想帮设法地鼓励异乡的农民迁移自己的领地。

第三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七百万德国人死亡,一千六百万德国人被驱逐出故乡,大片国土被战胜国吞并。现在的东德,当时叫中德。而当时的东德,现在是波兰和俄罗斯国土。

一千六百万被驱逐的东德国人,大多数迁徙到当时的西德,也就是联邦德国。当时的西德处于盟国军管之中,被驱逐的东德国人被强硬安置在西德人的房子里。

其实当时的西德因为战争的摧毁也很贫困,但西德人还必须和被驱逐的东德人共享仅有的资源,所以当时西德民众也普遍歧视东德人。东德人被藐视地称作为“Rucksackdeutschen“, 东德人的小孩甚至因为东德的方言而在学校里受歧视。

但是好歹这些东德人也是德国人,他们和西德人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经历了共同的战争经历和惨痛的记忆。而随之而来的西德经济腾飞也促进了东德人在德国的融入,淡化了西东德人之间的矛盾。而东德人凭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也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尽管如此,东德人还是花了整整一代人才融入进西德社会,把西德当做了自己的故乡。

德国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大多是德意志人,全体德国人都在之前经历了共同的灾难,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并为灾难后的经济复苏做出共同贡献,才能让新来人口成功融入进新故乡。


那么如今来德国的百万计的难民,和德国人完全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行为标准,没有共同的宗教,而当今之德国也 没有经历灾难,没有百业待兴的局面,没有那么多岗位让难民来建设德国,他们如何能成功融入德国,如何能淡化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矛盾,如何能让 新移民把自己当做这个社会的一员?

在我看来,德国目前正经历着建国以来千年不遇之大变中。这次涌向德国的人口大迁徙,将是德意志民族历来面临的最艰巨的难题之一!

德国慷慨的福利制度是设计给一个富足的社会的成员的。在整个社会集体富裕已久的情况下,即使有个别人滥用福利,对德国的福利制度也不成大碍。

多数德国人之所以守规矩也是从小在德国富足的社会坏境和几百年来形成的德国纪律文化熏陶中形成的。

而如今来德国的难民绝大多数都来自贫困,没有严格纪律文化的国家出来,大多早已经形成固定的 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他们来德后因为语言能力的缺乏必定自我封闭在自己族群的小社会里。他们和他们在这种封闭的家庭环境成长的后代能融入德国社会么? 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滥用德国的福利,德国的福利制度能承受得了? 它的设计者根本没考虑到现在这种情况!

反而难民经历过战乱,社会动乱和混乱,乃至于千里来德国的途中长途跋涉中的辛劳,他们的强狠根本不是承平已久的德国人所能相比。

倘若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在德国没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倘若他们仅有的福利被削减,那么德国人是否能应付得了他们的愤怒之火?

由于德国的民主制度,新来的移民获得德国身份后无论是通过自己组织政党还是参与德国传统政党都能对德国的主流社会和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他们的文化,世界观,语言,以及行为规则和思维方式将深刻地改变德国。

另外通过这次难民危机,我看到了德国国体的诸多弊端。德国国体之本,也就是德国的基本法是在盟国占领德国军管时制定的。基本法原先并不是宪法。德国人本想在国家统一后重新制定宪法,并通过全民族公投选择宪法。

它其实很多条规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德国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撤而限制了联邦范围内的民主权利。比如它规定民众除了涉及国家领土结构之外无法发起公投。这就大大限制民众在全国范围内的参政权。

比如它规定一个政党只有达到5%以上的选票才能入国会。这又严重阻碍了新党派的壮大。

而在基本法的难民条规也是那时被制定的。

德国统一前,法国要求德国引进欧元放弃德国马克作为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而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和前四大战胜国英,美,苏,法签订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的军队被限制在37万以下,而德国也彻底放弃对前领土的主权要求。

德国也没有通过公投而制定一个新的宪法,而是直接继承联邦德国的基本法。

虽然说德国的基本法中制定的民主,三权分立,人权保护等的规定,值得赞赏。但很明显,德意志人没有共同参与自己国体和宪法的制定。

虽然德国通过“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成为了主权国家,但它还是没走出二战失败的阴影,没有修正一些不合适的盟军军管期制定的制度。

很明显,联邦德国在北约和欧盟的雨伞下和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走过了冷战的大风大浪,通过经济发展和福利制度而实现了富足的社会。但是一旦美国或欧盟无法尽责,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德国则根本没法有效保卫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我看来,这次难民潮将是德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不管这次难民潮最后怎么样,未来的德国注定将是多元化,多民族,多极化,贫富分化的等级社会。

德国不会沉沦,但我们所熟悉的富足安宁和谐的德国社会在不久的将来注定化为历史的尘灰。

而德国是否能继续保持以德意志民族文化为主的主导文化, 是否能避免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悲剧重演,是否能避免野蛮彻底淘汰文明,是否能保持国家的自主性,是否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则取决于她在不久的未来是否能彻底走出二战的阴影,修改国家制度的弊端,全面逆转国内否定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风气,重塑德意志民族精神。

一个多民族的德意志国不会沉沦,但一个否定德意志,缺乏德意志主导文化,缺乏独立自主性的国家注定会失去自我,被其他强势文化从内或从外所代替。
2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2
最近德国三大州选举中德国的新党AfD大获全胜,在三州从0一下子升跃为第二大/ 第三大党,德国举国震撼。

德国一下子产生了60几个AfD州议会议员,三个AfD议会党团。Sachsen-Anhalt最年轻的AfD州议会议员年仅20多岁,大学还没毕业。乱世果然出英雄,乱世造就英雄!

州议员不仅意味着拥有司法赦免权,参与州一级立法表决,每个州议员还能组建办公室,招募工作人员,州议员丰厚的工资也使得州议员成为全职的职业政治家,从此专心投入政治。这对一个政党的壮大是不可缺少的。

至今为止,AfD在西德的干部除了汉堡和不莱梅两个弹丸之地以外基本上全是业余政治家,因为他们必须靠他们原有的职业养家糊口。

打个比方,AfD主席Meuthen是AfD二号人物,此人是AfD党内自由派温和派的领袖。他是某高校的教授。到目前为此,他承受着三重工作压力: 教授,AfD联邦主席,AfD在巴符州主席,所以压力可想而知。作为一家之主,他必须得挣钱养家糊口。

州议会选举后,Meuthen教授马上成为AfD的议员,同时他将担任AfD在巴符州议会的党团团长(Fraktionsvorsitzender),他马上可以暂停他的教授职务,专心致志的从事政治(教授原职保留,随时可以返回)。

随着AfD产生那么多的职业政治家,AfD将变得更加专业化。AfD进入议会也使得AfD在这些州从一个民间政党成为国家政党 (Staatspartei),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

了解德国政治体制的人知道,德国的议会政党实际上都是国家政党,类似于国营企业(Staatsunternehmen)。国家按照议会政党获得的票率拨给 该党大笔资金。AfD从此成为国家资助的政党,在这些州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一举解决资金问题。AfD拿了这笔资金后就可以广招工作人员,继续在社会上 发展势力。

此外AfD在三个州均获得组建党团(Fraktion)的资格。党团额外会获得国家一大笔资金,用来党团政治费用。AfD的三个党团也有权以国家名义招募工作人员参政(Fraktionsmitarbeiter),负责内政,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政策。

AfD的强势崛起也使得有些媒体和政党对开始对AfD的态度上转向了,从全面排斥转变为重视和慢慢的合作。毕竟AfD已经变成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 AfD什么时候能组建政府?

首先,目前德国政坛上意识形态和AfD相似的只有CDU。但是CDU的主席默克尔预计在2017年国会大选前都不会下台。原因我说过。默克尔在党内没有强 劲的竞争对手,所以CDU的党员再怎么反对默克尔,一下子也找不到更好的选择。如果默克尔下台后上来一个弱势的党主席,那在国会选举前对CDU将是致命的 打击!

所以,CDU短期内不会把默克尔挤下台。而AfD是不可能和默克尔治下的CDU结盟的。原因无他,和默克尔治下的左倾CDU结盟就相当于背叛AfD从政的原宗旨。这等于政治自杀。

此外,AfD目前在数州刚刚等上政治版图,根基还不稳,这个时候切不可冒进执政。同时,AfD还缺乏熟知政治,缺乏训练有素的政客,这都需要时间。

最后,德国州和联邦政府部委(Ministerium)里面除了部长(Minister)和副部长(Staatssekretär)是职业政治家之外,各 大老党早就在处长(Referatsleiter/Ministerialrat)到司长(Abteilungsleiter /Ministerialdirigent)之间穿插无数党员和亲党人士。AfD现在若贸然执政,将会面临上层下达政策,下层不贯彻,这一尴尬境地,最终 导致执政不利,无法贯彻政治,从而失去民众支持。

所以,AfD目前执政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在起兵初期的政策有大智慧: 广积粮、缓称王!

AfD目前就要凭借强大的民意和众多议会席位把自己打造成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强劲制衡执政党的政策,继而在社会上培养自己的势力,积累从政经验。

要知道,按照德国的政治体制,AfD议会党团拥有提出法案(Gesetzesentwurf)的资格。虽然AfD没有执政,但它同样有提法案,立法的权力!实际上AfD不在政府也在参政。

如此,AfD将有很多宝贵的机会培养自己的核心干部。比如今日AfD的议员,议员办公室科长(Referent im Abgeordnetenbüro),党团各科长(Fraktionsreferent),都是未来AfD执政后担任部委各高级官员的接班人!

此外,AfD有了这么多国家补贴后打算建立一个基金会(Stiftung),培养政治后继人才,思索研究政策!

每个大党都有自己的基金会,这在德国相当于党校,培养自己的干部。

AfD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是以前苦于资金缺乏未能付之实现。

再次,AfD要建立和经济界的联系。

对此,我多次对AfD的在本州的高层进言: AfD的天然盟友是中小型企业!

因为德国中小型企业的根在德国,和德国国内息息相连,所以普遍有强烈的乡土感情,所以特别反感德国政府难民政策恶化德国国内社会安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 也深受德国政府一些错误能源政策之苦(例如过早废除核电导致德国的电费成本飞升)。因此AfD最容易获得中小企业的支持。而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又是德国经济 的支柱,有很大的实力。反之,德国的大型企业都和现任政府和政党有很深的利益联系,有些甚至被政府参股是半个国企(例如大众基本上受下萨克森政府控制), 所以很难支持AfD。


事实上AfD也已经建立了严密的经济界利益组织,叫做"Mittelstandsforu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V. ",以此作为平台施展对经济界的影响。不能小觑"Mittelstandsforu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V. "这个协会的影响力。比如Heinrich Weiss这个会员就是德国联邦工业协会BDI的前主席,曾经代表整个德国工业界的利益,他现在也是冶金设备制造业的世界三巨头企业之一西马克集团监事会 主席,同时也是德铁的监事会会员之一,因此对经济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关系网。



等到时机成熟后,等到默克尔下台后,等到AfD已经有不少从政经验的干部后,等到AfD在社会上在各个县市(Kommunen)已经聚集不少势力后,就是AfD和他党组合政府之时!

我对AfD的建议是: 广积粮、缓称王!凝聚力量,先在州一级,然后在联邦一级组成政府。

且看AfD怎么步步为营星云定乾坤!
2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3
我眼下的德国臣民文化, 难民危机的起源和终结

也谈谈德国人的臣民文化

我认为难民潮当中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的表现其实也是德国固有的臣民文化所致。我这里说臣民文化,因为我觉得说奴性文化可能有点过了。

德国人的臣民文化是德国多年专制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普鲁士军国文化熏陶遗留下来的民族性。

德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自下而上的草根革命: 16世纪的农民起义,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 无不以失败告终。1989年的东德政府垮台也不是人民斗争胜利的结果,而是苏联基于本国经济危机主动放弃东德政权的缘故。没有苏联的支持,东德政权没法承 受国内群众运动和国际上来自北约的压力,因此主动交出政权。

德国历史上的民权和民主不是人民争出来的,而是政府给的。

普鲁士王朝统治之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给予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选举帝国国会的权利。这个也不是人民推倒政府而争取到的,而是政府施舍的。

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也不是德国人民革命的成果,而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后的直接后果,因此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在魏玛时代始终不认可魏玛民主制。

而联邦德国的民主制则是德国二战战败后在美国为首的盟国监督下制定的,德国人民并没有自主参与宪法设定的权利。

所以我的结论是德国的民主从来都是政府高高在上制定的结果,而不是人民革命的成果。

但也正因为德国民众未能参与到民主建立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并没有自觉的斗争文化,并不珍惜自己获得的权利,而往往盲目信任政府的权威。德国人民实质上是不劳而获享受政府权威给予的民主和法制。

事实上德国二战后在盟军监督下制定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建立了福利国家,这个福利国家体现在于对人民民生的照料。

中国儒家强调君王如父母这样的说法,德国也有一种说法,叫做Vater Staat, 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国家就如父亲一般,照顾也同时约束你一生。

德国社会实质上是个等级森严,强调纪律和服从,极度崇尚权威名次头衔的社会。

等级森严体现在德国教育体制对学生过早的分类过滤。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四年级的学生就得选择以后的走向,是选择走向大学的大道还是日后做技工的道路。当 然,德国学生以后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翻身上大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四年级的分校对于他们日后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其实这类早期分校以及德国二元式教育体制也是为了保障德国社会等级层次的分类以及稳固。

同时,这往往也是代代遗传的等级。在德国,工人的后代较少选择大学之路,反之,知识分子的后代也极少去当工人。而决定德国人是否上高级中学则凭德国教师和德国小孩家长往往充斥着主观的评价。这也就导致了德国社会阶层的固化。

德国高校也是等级森严的天堂。在德国高校,教授就是无冕之王,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往往把给学生授课看作为“厌烦的杂事“,也很少有学生和教授互动。和北美大学教授,博士生,学生们相对平等的互动不同,德国大学里充斥着本硕学生,博士生,博士,教授等级森严的态度区分。

德国人极度崇尚头衔和名次,甚至到了执着固执的地步。在北美,博士只是个学历,而在德国,博士则是名字的组成部分,时时亮给别人看。

在不久之前的德国,教授的夫人被外人尊称为“Frau Professor XXX“, 虽然她本身不是教授。

在不久之前的德国,一个中层政府公务员(Regierungsamtsrat),他的夫人被外人尊称为“Frau Amtsrat XXX“, 虽然她本身不是公务员。

在不久前的德国,一个人获得头衔,全家受荣,这些社会现象仍旧深刻影响着德国人的思维和文化。

等级森严,德式纪律文化,和对名次头衔的追逐导致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权威的崇尚,敬畏和服从。

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威的代表和化身。



了解了德国社会等级森严,强调纪律和服从,崇尚权威名次头衔这个本质,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事到如今绝大多数德国人还在默克尔难民政策下的沉默。

大多数德国人的沉默,等于德国人对于政府还报以幻想和期待,期望政府会自发扭正错误。

大多数德国人的沉默,代表着德国人对权威和政府的盲目信赖和信任。

大多数德国人的沉默,代表着德国人对草根反政府运动的反感。

大多数德国人的沉默,代表着德国人对统治者的臣服。



所以,AfD党要改变德国,只能努力挤进德国统治阶层。草根运动是死路一条。AfD要壮大,它必须进入议会,进入国家机构,进而获得权威。

难民危机将无可逆转的造成德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而执政党CDU/SPD正是灾难的罪魁祸首。

而AfD的壮大导致CDU在联邦无法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反之SPD和绿党也没法组成联合政府。这就导致了在可见的未来中CDU只能通过和SPD结盟才能继续执政。

CDU/SPD的共同执政也就无可避免的导致两党的政策趋为大同,CDU的左倾路线也就无法根本性的逆转。

这样就不断导致信奉右派的选民倒向AfD,使得AfD不断壮大。而德国右派的选民基数很庞大,甚至超越左派的选民。

终有一天CDU会被迫承认现实,而和AfD组成联合政府。

当年绿党崛起早期,SPD也绝口不和绿党结盟,千方百计的排斥绿党。

但到绿党壮大到SPD无法回避的程度时,SPD还是迫于现实而和绿党结盟。

AfD也会如此。民心大势和社会大环境就是AfD壮大的温床。
1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8
http://www.dooo.cc/2016/08/42444.shtml

两篇轰动德国政界的政评文章竟是华人所写,读者大呼:大神!我崇拜你

近日,两篇就德国移民政策和德国政界趋向的政治评论文章轰动了德国和奥地利政界,震撼无数德国读者,读者好评崇拜之声如潮。而这两篇文章竟是华人青年Zhu先生所写!

奥地利目前民意最强的政党(自由党)党总书记及欧盟议会右翼党团副主席Harald Vilimsky 亲自在其脸书主页推荐该华裔的第二篇文章。奥地利自由党的另一个领袖Norbert Hofer目前在竞选奥地利总统宝座。

引起轰动的两篇文章均由27岁的华人青年Marcel Zhu发表在德国重量级政评网站Tichys Einblick上。

第一篇:Ist Deutschland ein „Einwanderungsland“?(德国是移民国家吗?)

http://www.rolandtichy.de/gastbeitrag/ist-deutschland-ein-einwanderungsland/

第二篇:Drei Ursachen der deutschen Politikkrise (德国政治危机的三个原因,探讨德国如何走出难民以及政治危机)

http://www.rolandtichy.de/gastbeitrag/drei-ursachen-der-deutschen-politikkrise/

Tichys Einblick 政评网站由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 基金会主席Roland Tichy主办。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一手制定了德国的社会福利经济制度。Tichys Einblick  的专栏作者包括德国自由党(FDP)前全国总裁Goergen,路德维希·艾哈德" 基金会 主席Roland Tichy,和众多德国重量级政治家,政治分析家和议员。Tichys Einblick 的读者包括德国各党领袖。
1 回复 无上大魔 2016-11-14 17:39
近期,27岁的华裔青年Marcel Zhu在度假归来后即在德国政治杂志Tichys Einblick发表德文文章,再次震撼德国和奥地利政界精英。

拥有数十万读者的Tichys Einblick是德国前总理Ludwig Erhardt基金会主席创建的杂志,该杂志作者包括德国自由民主党前全国总裁Goergen老先生,前德国联邦部长及现任国会议员Kristina Schröder等重量级政治家,知名记者和学者,是德国保守派精英的智库型杂志。德国选择党(AfD),德国联盟两党(Union),及德国自由民主党(FDP)党魁也常常阅读Tichys Einblick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华裔青年Marcel Zhu发表长篇文章,并对德国的移民融入政策提出四条建议。该文立即受到德国保守派的广泛讨论,至今德国人跟贴上百,大多对Marcel Zhu赞不绝口。在脸书上对该文点赞的德国人多达数千。并有成千上万读者已经打印该文章。 而前不久给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颁发Ludwig Erhardt奖的基金会主席则称Marcel Zhu的文章为"非常聪明"。


文章网址

http://www.tichyseinblick.de/meinungen/migranten-in-der-deutschen-nation/

奥地利第一大党自由党全国总书记兼右翼欧洲议会党团副主席Harald Vilimsky又一次在脸书和推特强力推荐Marcel Zhu的文章。 自由党另一个领袖有望在几个月后问鼎奥地利总统宝座。




在这篇名叫"德意志国的移民"当中,Marcel Zhu指出主要来自非洲,北非和中东的移民的价值观和德国本土后现代的价值观的不通融处,并且给德国的移民融入政策提倡四个建议,并且为这些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这四个建议分别是:

1. 强调并宣传德国正面的历史,重新肃立德国人的向心力和自豪感
2. 建立并且加强德国的国家意识,只有德意志拥有强大自信的国家意识才能把移民融入德意志
3. 在德国入籍的前提必须是无条件,毫无保留的忠于德意志
4. 限制欧洲文化圈之外或和西方社会价值观不通融的移民数量

  
回顾:

华裔青年Marcel Zhu在Tichys Einblick已经发表了四篇政治评论文章,每次都在德国保守精英圈引发了广泛讨论。

第一篇

"德国是移民国家么?"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ist-deutschland-ein-einwanderungsland/

在此,Marcel Zhu分析了德国没法成为移民国家的原由。

第二篇

"德国政治危机的三大原因"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drei-ursachen-der-deutschen-politikkrise/

在此,Marcel Zhu分析了德国政治危机的三大根源,并且给德国右翼夺权做出战略性建议。此文一出即引起奥地利自由党全国总书记兼右翼欧洲议会党团副主席Harald Vilimsky的重视以及推荐。



第三篇

"德国议题,德国移民政策应该是这样的"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agenda-deutschland-wie-eine-migrationspolitik-aussehen-sollte-und-warum-die-zukunftsfaehigkeit-auf-dem-spiel-steht/

在此,Marcel Zhu长篇分析了德国移民政策的错误,并且给德国移民政策做出建议。

第四篇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及德国政治版图的变化"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die-etablierung-der-afd-und-die-politische-landschaft/

在此,Marcel Zhu长篇分析了德国政治版图未来的变化和趋势,并且对德国选择党最终全面夺取德国政权做出战略性建议。此文一出,德国政治精英圈震动,德国选择党最高层战略参谋请Marcel Zhu深谈共谋大事。

注:

Marcel Zhu出生于中国,自然科学硕士毕业,十三岁移民德国,其父母皆曾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


德文原文:"德意志国的移民"

作者

Marcel Zhu

                            Migranten in der deutschen Nation

Im Zuge der seit einigen Jahren ansetzenden Masseneinwanderung aus dem Balkan, Nahost und Afrika nach Deutschland entflammt die Debatte darüber, wie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 der Migranten realisiert werden könnte. Einige fordern dabei eine Neudefinition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um den Einfluss der Migranten bei der Neukonzeption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geltend zu machen. Doch der Kern der Integrationsproblematik in Deutschland wird dabei geflissentlich übersehen: die wachsende Kluft zwischen einer säkularen, hedonistischen und entnationalisierten Mainstream-Gesellschaft einerseits, und den weitgehend religiösen, autoritär erzogenen und nationalistisch geprägten Einwanderern aus den Drittstaaten andererseits. Der Erfolg der Integration der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hängt maßgeblich davon ab, ob und in welchem Maße sich die beiden genannten Weltanschauungen miteinander harmonisieren ließen.

Die heutig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ann bereits auf mehr als sechs Jahrzehnte wirtschaftliche Prosperität und Wohlstand zurückblicken. Die Deutschen, die nach 1948 geboren wurden, kennen Deutschland vor allem als Wohlstandsgesellschaft. Dies gilt umso mehr für diejenigen Generationen, die selbst von einer Nachkriegsgeneration geboren wurden und materielle Entbehrungen nur noch aus fernen Erzählungen und aus Spielfilmen kennen. Selbst den Bürgern der ehemaligen DDR ging es wirtschaftlich besser als den Bürgern der meisten anderen kommunistischen Länder. Die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die sich parallel zum Aufstieg der Grünen in der Mitte des bildungspolitischen Establishments breit machte, sowie der Wohlstand im Überfluss führten zu einem hedonistischen Lebensstil der jüngeren Bevölkerung, die immer weniger bereit ist, Leistungen durch harte Arbeit zu erbringen.

Während der christliche Glaube für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kontinuierlich an Bedeutung verliert, wird die deutsche Identität vom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 Establishment schrittweise durch eine supra-national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 ersetzt. Die exzessive Aufarbei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urch die staatlichen Bildungsinstitutionen und Medien, die die öffentlichen Them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70 Jahre nach Ende des Nazi-Regimes zum großen Teil immer noch auf die zwölf Jahr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waltherrschaft und deren Verbrechen verkürzt und nahezu alles Positive an der lange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ulturnation aus dem kollektiven Gedächtnis tilgt, führt in einem großen Teil der Bevölkerung zu einer Selbstverleugnung – und Selbstverachtung der eigenen deutschen Identität, Tradition und Staatlichkeit.

Stolze fremde Identitäten treffen auf Selbstverleugnung

Die meisten gegenwärtigen Migranten, di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stammen jedoch aus Ländern im Nahost, Afrika und Asien, in denen Nationalismus und/oder Religiosität zur Staatsdoktrin wie zum Selbstverständnis gehören. Während also die einheimische deutsche Bevölkerung kaum mehr über nationales Bewusstsein verfügt, haben Migranten aus autoritär oder totalitär regierten Drittstaaten in der Regel eine starke ethnisch-religiöse und/oder nationale Identität. Mit anderen Worten: Viele Migranten sind aufgrund ihrer stark nationalistisch oder völkisch-religiös ausgerichteter Sozialisierung stark von einer „Wir-gegen-sie-Mentalität“ geprägt.

Ein weiterer Aspekt, der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kaum jemals thematisiert wurde, ist die Tatsache, dass eine vergleichbare geistige Aufklärung über Rassismus und extremen Nationalismus, wie sie in Europa nach dem verheerenden Zweiten Weltkrieg gesellschaftspolitisch forciert wurde, in den allermeisten Staaten außerhalb des westlichen Kulturraumes nicht stattgefunden hat. Dies führt dazu, dass viele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ja sogar Regierungschefs auf höchster Ebene in den genannten Herkunftsländern immer noch im kolonialen Denkmuster verharren.
Heute würde kaum ein Europäer es wagen, einen Chines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als einen „Gelben“ zu bezeichnen, ohne in die Nähe des Rassismus gerückt zu werden. In China bezeichnen jedoch selbst offizielle Schulbücher die Chinesen als eine „Gelbe Rasse“ (obwohl die Chinesen den Begriff von den Kolonialherren Europas übernommen hatten. Im Übrigen wurden die Chinesen von den europäischen Missionaren im 16. Jh. als „Weiße“ bezeichnet, als China Europa  gegenüber zivilisatorisch ebenbürtig war). Aus dem selben Grund ist es zu erklären, warum sich Angehörige aus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oft beleidigt und persönlich angegriffen fühlen, sobald ihr Land von einem Europäer politisch kritisiert wird. Diese ordnen sich und die Europäer nämlich in bekannte Kategorien der Kolonialzeit ein, tragen dieses Bewusstsein ständig mit sich herum und fühlen sich dann entsprechend beleidigt, wenn sie Kritik an ihrer Religion oder an ihrem Land gleich als einen erniedrigenden Frontalangriff von Europäern gegen ihre Religion, Ethnie oder gar ihre Hautfarbe werten.

Vormoderne trifft auf Postmoderne

Wir haben deshalb einerseits eine postmoderne Mentalität bei dem Großteil der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Bevölkerung, welche die Grenzen der Kulturen, Ethnien, ja sogar der Staatlichkeit als überwunden sieht, und eine vormoderne Mentalität der Kolonialzeit bei vielen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die derzeit nach Deutschland strömen oder bereits hier leben: in der Nation, Volk und/oder Religion immer noch als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gelten. Beide Mentalitäten sind von zwei Gegensätzlichkeiten geprägt und schließen sich gegenseitig aus. Beide Gedankenausrichtungen können zwar nebeneinander existieren (sofern die tolerantere postmoderne Mentalität vorherrscht), aber nicht einander integrierbar. Diese Inkompatibilität der deutschen Mainstream-Gesellschaft gegenüber der Mentalität von Millionen Migranten ist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bei der kulturellen Integration von Millionen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dieser Migranten i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kann nur dann gelingen, wenn sich entweder die migrantische Mentalität der Mainstream-Gesellschaft annähert oder umgekehrt. Da die allgemein in der ganzen Welt akzeptierte Regel besagt, dass Migranten sich dem Aufnahmeland anzupassen haben und nicht umgekehrt, kann die Lösung der Integration nur darin liegen, dass die Migranten auf ihre aus ihr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Mentalität verzichten, die Mentalität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annehmen und sich als Teil dieser Gesellschaft ansehen.

Erfahrungen aus d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oder Australien zeigen allerdings, dass Integration nur dann gelingen kann, indem den Eingewanderten eine starke nationale Identität des Aufnahmelandes gegeben wird. Gleichzeitig mit der Annahme der neu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chwören frisch Eingebürgerte in Amerika feierlich jeglicher Loyalität zu ihrem alten Heimatland ab und schwören, ihr neues Heimatland gegen jede fremde Nation – auch ihr vormaliges Heimatland – zu verteidigen. Dieses feierliche Bekenntnis zu seinem neuen Heimatland ist jedoch nicht nur eine Zeremonie: Es wird real im alltäglichen Leben in einem Patriotismus für die Nation ausgelebt, die dann auch uneingeschränkt für jeden Staatsbürger dieses Landes gilt. Der Patriotismus ist ein elementarer Bestandteil jedes Einwanderungslandes und schafft erst die Grundlage und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n der alle Bürger ob Neubürger oder Alteingesessene sich zu der gemeinsamen Nation bekennen und nach ihrem Wohlergehen streben.

Ein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Verleugnung und Marginalis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ist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den Migranten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Die entwurzelten Einwanderer suchen daher ihre Identität vor allem in ihrem alten Heimatland oder in ihrer mitgebrachten Religion, Kultur oder Ethnie. Auf diese Weise wird die aus d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Sozialisierung in der Fremde – in Deutschland – fortlaufend verstärkt. Auf diesem Wege radikalisieren sich manche Migranten zu religiösen Fundamentalisten oder Nationalisten, die in Abgrenzung zu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ihren einzigen Halt in der fundamentalen Auslegung ihrer Religion oder im Nationalismus des Herkunftslandes sehen.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setzt deshalb voraus, dass sich die deutsche Mehrheitsgesellschaft wieder auf ihre eigene nationale Identität besinnt: nicht zuletzt mit den positiven, identitätsstiftenden Teilen ihrer Geschichte. Nur wenn das deutsche Staatsvolk wieder ein unkompliziertes, gesundes Verhältnis zu seiner Identität entwickelt, nur dann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inte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eine Identität zu geben und erfolgreich in Deutschland heimisch zu machen.
        
                          
        
Ein gesunder Patriotismus kann gegenüber Migranten inkludierend wirken, wie er in den USA gegenüber den Migranten aus aller Welt tut, oder wie er es einst im Königreich Preußen gegenüber den eingewanderten Hugenotten tat. Wie ich hier bereits in einem Artikel analysiert hatte: Die deutsche Nation ist traditionell in erster Linie kulturell und sprachlich definiert. Wer bereit ist, die deutsche Sprache als seine Alltagssprache anzunehmen und sich an die deutsche Kultur und ihre Gepflogenheiten anzupassen, der wird von der breiten Mehrheit der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ls einer der ihren akzeptiert. Ich bin daher davon überzeugt, dass Migranten eine großzügige Aufnahme in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finden werden, sobald sie sich uneingeschränkt zu ihrer neuen Heimat bekennen, sich kulturell und sprachlich bedingungslos a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npassen und finanziell auf eigenen Beinen stehen können.Eine Einbürgerung in Deutschland muss an die Bedingung der uneingeschränkten Loyalität zu Deutschland geknüpft werden, wie übrigens alle Herkunftsländer der Migranten es von ihren Einbürgerungswilligen erwarten. Dafür reicht allein das Bekenntnis zum Grundgesetz noch lange nicht aus. Denn das Bekenntnis zu den grundlegenden Wertvorstellungen (wie Gleichberechtigung, Meinungsfreiheit) oder zu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uss für sämtliche Einwanderer unabhängig von der Staatsangehörigkeit gelten, da sonst das grundlegende Prinzip des Zusammenlebens und somit der soziale Frieden in Deutschland in Frage gestellt sind. Eine Einbürgerung garantiert einem Eingebürgerten jedoch die vollen Rechte eines Staatsangehörigen, der unter anderem im Ausland konsularische Unterstützung des deutschen Staates einfordern kann. Von einem Eingebürgerten kann und muss daher auch die Loyalität zum einbürgernden Land erwartet werden. In diesem Sinne wirkt eine doppelte Staatsangehörigkeit kontraproduktiv.

Eine weitere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 der in Deutschland lebenden Migranten ist es, wenn eine unkontrollierte und ungesteuerte Einwanderung unterbunden wird und die Einwanderung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begrenzt wird. Zum einen wird die Aufnahmefähigkeit und Aufnahmekapazitä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durch eine andauernde Massenmigration überfordert. Ohne eine berufliche Integration ist grundsätzlich k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aus entfernten Kulturkreisen möglich, während eine berufliche Integration nicht unbedingt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zur Folge hat. Darüber hinaus ist die Sozialisierung im Herkunftsland für die meisten Personen mit 18 Jahren abgeschlossen. Man kann davon ausgehen, dass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in die säkular-rechtsstaatlich geprägte deutsche Gesellschaft bei Migranten aus religiös-autoritär geprägten Sozialisierungen oder eine Loyalität zum deutschen Staat aus nationalistisch-autoritär  geprägten Erziehungen nur in Einzelfällen möglich sind. Unter diesem Kontext ist die Forderung der CSU nachvollziehbar, Personen aus dem nahen Kulturkreis bei der Einwanderung nach Deutschland Vorrang zu geben.
Daher lauten meine Vorschläge fü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 Förderung identitätsstiftender Aspekte deutscher Geschichte
2. Schaffung und Stärkung einer inkludierenden nationalen Identität
3. Verknüpfung der Einbürgerung an die unbedingte Loyalität zu Deutschland
4. Begrenzung der Zuwanderung aus den entfernten Kulturkreisen und aus Ländern, deren Sozialisierungen den säkular, demokratisch und rechtsstaatlich geprägten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völlig fremd sind

Würden diese Punkte verwirklicht, dann könnte eine Integration der hiesigen Migranten ähnlich w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lingen. Eine verantwortungsbewusste Bundesregierung wird man daran erkennen, dass sie auf eine tatsächlich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zum Wohle der Nation hinwirkt.



Marcel Zhu, Jahrgang 1989, hat seine Kindheit in China verbracht. Mit 13 Jahren kam er nach Deutschland zu seinem Vater, der als Angehöriger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für die Promotion nach Deutschland gegangen ist. Er lebt und arbeitet derzeit in Deutschland.
2 回复 砖头哥 2016-11-17 06:52
哈哈,无上大魔,既Marcel Zhu,一个自称站在德国权力巅峰的自卑华人, 不仅到德国华人论坛,还竟然追到这里来黄婆卖瓜 。可怜连真实身份信息都不敢公布,哈哈
3 回复 砖头哥 2016-11-17 06:57
Dolc.de 网友:Ich habe gerade mit einem Insider über die Beiträge von Marcel Zhu bei Tichy gesprochen. Er hat mir sinngemäß gesagt, der kleine Chinese solle sich nichts darauf einbilden, dass seine Beiträge angenommen werden. Inhaltlich seien sie weder neu noch sonstwie originell. Entscheidend sei ausschließlich, dass man mit ihm einen weiteren Alibi-Ausländer habe, mit dem man dem Verdacht des Rassismus begegnen könne nach dem Motto: Wenn die Ausländer uns zustimmen, können wir ja nicht ausländerfeindlich sein.
0 回复 砖头哥 2016-11-17 09:46
无上大魔: 近期,27岁的华裔青年Marcel Zhu在度假归来后即在德国政治杂志Tichys Einblick发表德文文章,再次震撼德国和奥地利政界精英。

拥有数十万读者的Tichys Einblick
搞自我崇拜,自撸太High了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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