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有没有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联合早报网2017年05月01日: 指捏造“不实报道”人身攻击集团董事长， 安邦保险决定起诉财新传媒

胡舒立有没有道德底线?　

2017年6月16日，社交媒体Facebook出现一条“爆炸性”消息：财新杂志主编胡舒立在香港机场被带走！

16日，胡舒立秘书通过渠道，发出胡舒立当天在英国伦敦亚洲之家（Asia House）出席活动的图片，稍后Asia House也刊登简短的图文报道。

2017年五月初，安邦保险集团起诉财新传媒。事由是，财新传媒旗下的《财新周刊》刊登封面报道《穿透安邦魔术》，揭秘“安邦的股东结构犹如一个迷魂阵”、质疑它“钱从哪里来”、指控它“明显涉嫌利用自己控制的保险资金虚假注资”。

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先后两次刊登长文（2016年3月和9月），题为《安邦的隐秘财富帝国：权贵云集，股权盘根错节》和《安邦之谜：村民股东、白手套和隐匿的权贵》，揭秘安邦公司的权贵背景和股权结构，与中国财新周刊2017年5月号的报道，内容大致吻合。

安邦公司不曾起诉《纽约时报》，却起诉财新传媒。其中大有考量：《纽约时报》是外国媒体，在中国遭封锁，无法影响中国民众；而若在美国起诉《纽约时报》，安邦毫无胜算。反观财新传媒，是中国媒体，一经报道，中国民众尽知；若在中国起诉，胜败取决于各自背景和靠山，比拼所谓“硬实力”。

《纽约时报》的报道，不会决定安邦集团的生死，安邦大可以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别有用心”等词推诿了事。但财新传媒不同，是中国媒体，且是知名的新媒体，其重磅报道，可能关乎一个企业及其掌门人的生死。最近几年，财新传媒时不时就会推出这类重磅起底长文，涉及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落马高官，也涉及曾攀附于这些高官的富豪与企业。

财新传媒为何有这等威力?  背景于谁?

胡舒立有没有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2001年，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50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称号。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将她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将她列为“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她还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2007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2009年和2010年，两度获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年度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登上美国《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同年10月，她带领的财新传媒团队作为“独立媒体的先锋”，获得斯坦福大学颁发的2011年度肖伦斯特新闻奖。2012年，获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2013年，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榜”。2014年，胡舒立荣获2014拉蒙•麦格赛赛奖。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译本：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ISBN ：9787508639178）一书阐述了知识分子“圣化构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是因为那些信奉“圣化构想”知识分子们的一厢情愿。他们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圣化，以至于将这种圣化体验视如珍宝，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的坏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觉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们并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坏事本身并不吸引他们。他们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坏处，或者虽然看到却为其辩护，因为他们完全被吸引到为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而进行的无穷斗争中去了。”(第88页)

“辞令技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某些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以无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极为热衷于强调这样一点：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知识，相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寻常知识来说极为重要”(第18页)。“这些知识分子的致命失误就在于他们假定：其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识分子职业和知识准则之间作一个鲜明界定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因为知识分子职业中的有些人能够而且也的确会违反知识准则，特别是当他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在他们作出关于社会的声明时，以及他们在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第12页)以理念为终端产品的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过分的强调必将走向极端。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经验为代价，因为这种狂热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具有轻率的自信”(第29页)。一句话，“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并不具有哪怕差强人意的充足知识去做他们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页)。

索维尔将知识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为理论化地概括为：“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构想。简单来说，知识分子不单单自视为精英，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为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页)睿智、中肯的索维尔并未停留在理论剖析上，还给知识分子克服这一职业缺陷开出了可行的“药方”。他指出：“不管一个特定的构想会有多么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但最终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真实性已经被筛选掉以符合某种构想之意义时，这些已被过滤的信息便会错误地引导人们制定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对于这种决策的后果，我们都必须去适应，因为它将不会适应我们。”(第156页)

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还堕落成了极权独裁者的同谋和帮凶。索维尔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外部的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