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剑犹如用情的汉武帝

作者:谢盛友  于 2018-3-5 16:1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用剑犹如用情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其母为关陇人孝景王皇后,于7岁时被册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位达54年,其正式谥号为“孝武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汉武帝”,是清圣祖以前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

学者这样评价:

翦伯赞:“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黄仁宇:“有专制魔王的毛病。”

钱穆:“‘王莽代汉’源自汉武帝种下的恶果。”

文景之治是中国汉文帝和汉景帝所统治的时期的一个治世,汉初,社会经济薄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通常认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实际上,窦太后在文景之治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初期平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十分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汉文帝之皇后窦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汉景帝与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道家学说。景帝崇尚黄老之说,减少刑罚,减少赋税,兴修水利,提倡农业,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进行重审,以免冤狱发生。百姓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财富,其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武帝刘彻历经“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强盛,武帝刘彻为巩固皇室统治,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也大开杀戒了

武帝刘彻杀人知多少

   前139: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

   前133:将屯将军王恢下廷尉,自杀。

   前132:族灌夫,魏其侯窦婴弃市。

   前127:族主父偃。

   前122:侍中庄助弃市。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事件牵连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前119年:名将李广获罪,不愿受与“吏”对簿之辱,自杀。

   前118年:丞相李蔡获罪当下吏,自杀。右内史南阳太守义纵弃市。

   前117年:诛大农令颜异、御史中丞李文。同年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诬告李文案发,皇帝追究)。 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去年刚任命)。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诛。这一年杀了七位大臣。

   前113-112:武帝到处“巡幸”,一年中死了三位太守:河东守、陇西守都因大队人马来得突然,准备不及,自杀。北地太守则因皇帝来打猎,亭徼(歇脚的地方)没有修好,自他以下官员都被诛。同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在位不到三年)。五利将军栾大(方士)、乐成侯丁义弃市。

   前111:诛杀屯边汉使大农张成和故山州侯刘齿(畏懦罪)。

   前108:出兵朝鲜之役杀了三名大臣:将军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左将军荀彘。

   前104:中尉王温舒以“奸利”罪当族,自杀;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过去“族”是指三族,这次开五族的先例。

   前99: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当诛,宽减一等为腐刑。

   前98: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雁门太守弃市(“畏懦罪)。

   前97:族灭李陵全家。

   前96:因杅将军公孙敖腰斩。

   前91:丞相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族灭全家。

   前91-90年:太子刘据被逼起兵讨江充,凡太子宾客都被诛,随太子发兵者灭族。太守任安、田仁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自杀,卫皇后自杀。丞相刘屈牦腰斩,妻子枭首,大将军李广利族灭,本人降匈奴。

   前88年:族灭已经被腰斩的任安。御史大夫商丘成获罪自杀。侍中仆射马何罗谋反被诛。族灭江充,焚宦官苏文。

“武帝求贤诏”,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简练的典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武帝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才下此诏。而且还责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就是失职(说不定某个人才又要因没有推荐人才而获罪)。

武帝后期诛杀日益频繁,他巡游无度, 走到哪里,哪里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个接一个获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及至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后被迫接受,出门说:“我从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维持了十三年,结果还是因儿子犯事,父子同死于狱中,而且又是灭族。

汲黯(?—前112年,汉代著名的直谏之臣)曾劝过武帝,大意谓,你下很大功夫求贤,却没有尽其用就杀掉了,“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还有谁与你共治天下?他言辞剀切,而且很激动。汉武帝付之一笑,说了一段绝妙之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他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识货,既然不能尽为我用,就等于无才,不杀又怎地?杀了再去招就是了。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类词,已经不大引起注意。

摘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

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

汉武帝临死时,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后在内管事不好,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来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当时一称外廷,一称内朝。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他是内朝领袖,外廷则仍有宰相统治。后来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没有几天,又把他废了,另立汉宣帝。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属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尽专权横肆,并没有说理皇帝不要问朝廷。霍光以后,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议所立。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再就另一点说,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是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

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

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惩于前失,因怕大权旁落,自亲庶务,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却分成三个部门。本来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分别,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然而这样一来,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便是循此趋势,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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