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军官李晓明: 六四镇压是犯罪行为

作者:谢盛友  于 2019-5-31 23:3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1评论

戒严军官李晓明: 六四镇压是犯罪行为

2002年,六四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经历公诸于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忆述当年片段还是忍不住在众人前哽咽起来。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是电子工程师和初中数学老师,李晓明却上了军校读大学。“因为国家免学费。我毕业也是大学生,不同的只是我上军校,他们(学运学生)上地方(大学)。所以部队称我们为学生军。”李晓明毕业后两年入伍担任中尉,中国爆发全国学运潮。25岁的他也在赶赴北京的路上,不过他是坐着军车上路。“虽然穿着军服,但我感觉跟学生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非常同情和赞成学生所为。如果晚两年毕业,如果我在北京上学的话,我很可能跟学生一样上街游行争取民主和反对腐化,我也一定会去。”

不幸地,军衔把他放在群众的对面;但幸运地,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6月3日下午我们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门东边进发,师长和几个参谋穿着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门视察,那时部队已经开枪。回来的时候七点多,就说‘我们收不到戒严指挥部的命令’,于是我们部队一直在北京市郊区没有进去(天安门)。”李晓明形容,军官并没有向他们解释原因,“但下面的参谋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开始在外围消极抵抗命令”。

“很希望老百姓堵着我们”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实在更早时段已经出现了。李晓明回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军方最终安排他转业。纵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明显持反对立场的人都在清场前被调走了。

李晓明隶属的39军116师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认为这就是要防止大家开枪,而且那时大家都有枪没弹,只是一切到了6月3日完全改变--不再提不准开枪,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进到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军队向军人们发子弹,李晓明说当时军队里有不同声音,各级指挥官的演绎和执行都不同。“但作为职业军人很正常地想,你发枪又发子弹,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包括开枪这个选项了。”同一时间,各种各样关于“军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过官媒在军中广传,李形容对一些同袍来说“开枪就像复仇似的”。

外面风声鹤唳,但是相反的,当天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可是入夜以后,枪声在北京市内响起,几乎再没有民众围堵他们了。他说:“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实我们部队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们。我们都明白面对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大部分当时都是和平的示威着。”

被同袍押进天安门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非常漫长,也有人无法活着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晓明的39军部队一直在北京市,却比军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天安门。“6月5日戒严指挥部派出另一军团(38军)处长,带着一辆车,士兵架着机关枪,把我们押进去天安门广场。”

那时士兵都在清扫“案发现场”,因为清场在前一天已经结束,李没有在广场上发现尸体,但在散满一地的杂物中看到染血的裤子和棉袄,裤上更有弹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报说,在地上发现好几滩血。”而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台阶和石柱都被辗毁,坦克的履带印清晰可见。这一幕,是深印脑海30年的画面。

另一个无法忘却的片段,发生在6月7日。当时他们正在执行第二阶段任务,抓捕学生领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学里驻扎休息时,对面的教室忽然传来三声巨响。李晓明和同袍马上冲出房外,目睹两名军人拖行一名倒下的军人,沿途留下一滩长长的血迹,把地面染红。原来是有士兵擦枪走火误杀同伴,但“上级说成外面有暴徒开黑枪打死他,他后来被称为烈士,军兵也没受处分,政府和军队明显在说谎”。

四年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困扰他的矛盾感,选择离开军队。但是他发现这样还不够,他感到离开中国的必要。几年之后,他搭上了出境的飞机,一去就是二十年。离开军队和中国以后,李晓明依然带着愧疚活了30年。“虽然我没有开一枪,但作为当时服役的军人参加这个经历,当时还是觉得很内疚很惭愧。中国解放军扮演了很耻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风波,而是犯下杀人的罪行。”

辞职书写历史

已经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晓明,是极少数愿意作证的加害方。他认为即便过了这麽久,六四本来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凑出来。为此,本来任职电子工程师的他两年前毅然辞职,花了两年完成着书,能填补一点缺口。“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有历史责任把证据写下来。”

“特别是我两个儿子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在澳洲长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讲,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讲(六四经历)。今年我有很多采访邀请,我就叫他们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触,为他爸爸自豪,他应该也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李晓明2000年到澳洲攻读硕士,第一次公开自身经历时仍是中国籍身份。虽然后来入籍澳洲,但还是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曾经有领事馆人员接触他说:“你应该顾好自己家庭,不要参与这些活动。”为了保护中国国内的朋友,他回国时也只好尽量避谈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晓明如此慨叹。当年他所属的队伍原本是国家重点部队,但因为没有执行军令,不少长官以后也仕途平平或离开军队。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湾,用三个星期时间马不停蹄出席纪念活动。

身为免于“被沉默”的人,连日来重复宣讲着这段对不少台湾人来说陌生的历史。但他最想讲的是这番话:“对受难者家属,我应该向他们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开枪杀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审判,让死者灵魂得以安息。”

“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个极权独裁国家。当年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还是没有过时,要实现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军车和枪口对面的运动参与者,如今与这位前军官站在同一阵线,对于未来,他们看法很相近。“我觉得早晚要平反的,这些普世价值早晚会在中国大地实现。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讲我很悲观。”

 

李芊(发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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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允对李晓明的专访:

记者:您当时是戒严部队的成员,是吗?

李晓明:1989年,我是在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任雷达站站长,驻地在辽宁省海城市。

记者: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了戒严部队的一部分,又是在什么时候从营地开拔,到北京的?

李:我们是在5月20日接到命令的,最开始接受的命令是说沈阳有上街游行,让我们去维护社会秩序。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关。最后下达的命令是去北京,执行戒严任务。

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

记者:你们在郊区驻扎了多久,才进入北京市区的?

李:是6月3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地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6月3日下午,就开始进发了。

记者: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当你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李:我们到北京郊区驻扎的时候,已经发了枪,但并没有立即发子弹。但是到6月3日下午5、6点钟,我们就发子弹了。但没有具体下命令开枪。

记者:当你拿到子弹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既然是不惜代价,你是不是想到了,有可能是要开枪的?

李: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理解,发枪发子弹,就意味着,开枪是“不惜一切代价”包含的一种选择吧。

记者:作为军人而言,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开枪,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李:我是从地方上考入了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某种意义上,我也算学生吧,部队上我们被俗称为学生官,既是军人,又是学生。

作为我个人的思想,我还是比较同情学生。如果我当时在北京的话,我也可能象学生一样,上街游行,去争取自由、民主,反对腐化。

记者:你们的部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有受到阻挠吗?

李:我们39军116师当时算是全军最好的部队之一,所以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我们本来应该是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但是,我们的师长在6月3日晚上穿着便服,和几个参谋去前方,可能看到了一些情况。所以,他回来就对参谋说,我收不到上级的命令。所以,我们部队一直是在郊区游荡,没有准时进入天安门广场。

直到6月5日早晨,从天安门广场来了38军军务处处长,开着卡车,应该说是押着我们去天安门广场。6月5日,116师才进入到天安门广场。

但是之前,116师步兵团37团,团长是艾虎生,领着他们的士兵,上了刺刀、喊着口号、唱着歌,只有这一个团准时到达了天安门广场。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6月5日才到了天安门广场。

记者:6月5日清晨到达广场的时候,您所看到的是什么?

李:当时已经清完场了,但是地上还有很多垃圾、帐篷。我在垃圾堆里翻了翻,看到一条紧身裤上有一个弹洞,有个花棉袄上有血迹,但我没有看到尸体。

不过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看到装甲车或坦克车把柱子都已经压碎了。地上还有很多装甲车的履带压过的痕迹。我们的士兵去打扫卫生,回来就跟我说,站长,我在地上看到好几滩血迹。

记者:你们有没有从其他部队听到那个关键时段(6月3日晚上至4日临晨)的一些事情?

李:当时,我们部队是从东边来的,所以几乎没怎么开枪。但是,我知道27军、38军,他们从西边来的,在木樨地开枪,这有很多录像或照片,还有口述作证。应该是杀死杀伤了很多人。

记者:您怎么看那些开枪的部队和士兵?

李:这么说吧,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完全没有开枪。我们是6月5日清晨往天安门广场进发,群众就在立交桥上喊法西斯,喊刽子手,甚至有扔砖头、石块砸我们军车;两边楼房也有人喊法西斯、刽子手。个别士兵有向桥上和两边建筑物开枪,不是很多,但具体伤人或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还是那个问题,你对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具体执行开枪任务的部队和士兵怎么看?

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都发枪、发子弹了,高级军官象师长、团长,甚至连长、排长,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命令。假如我作为一个连长,“不惜一切代价”就包括开枪。但开枪也有个怎么开枪的问题。你是向天上开枪,吓唬人家,还是直接向人群开枪,杀伤人呢?

将来如果还原历史真相,你不可能从官方,或是从文件上,发现直接开枪的命令;最多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进到天安门广场。我觉得,当时高层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高层就把责任推到下边,就看下边这些人如何理解了。

大部分士兵应该是往天上开枪,但可能有个别士兵,他一个人拿着冲锋枪,一个弹夹就是三十发子弹,就可以杀死几十人或杀伤几十人。

记者:天安门广场上就在那一两天中,因为部队开枪而死伤的普通民众,包括学生,有多少人?

李:虽然我看到了一些间接证据,包括血迹、枪洞这些东西,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未来“六四”平反了,上法庭,我可以作为一个证人。就是当时,有个战士回来对我们说,他往人群里打了一梭子子弹,我想杀伤十几个应该是没问题。我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记者:你们的部队实际上是消极抵抗,事件之后,你们的师长有没有受到处罚?

李:没有直接的处罚。本来我们116师是全国最好的部队之一,我们的师长是很有前途往上升的,但是后来是变相处罚了,就是让他转业回家了,就是把他的前途断送了。

记者:有没有因为开枪而受到升迁的人?

李:“六四”之后回去,部队里就开始评功授奖,有一些人就搞一些事迹,这样的士兵就直接提干了。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资料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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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2 回复 rasitillos 2019-6-1 09:30
邓小平时代里阐述了一些关于六四的内容,不知对文章内容有何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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