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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香港人!
德国政府把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欧特别峰会放在莱比锡,《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西方该如何建立可行的对华政策》作者Jochen Bittner(《时代周报》(Die Zeit)辩论版面的共同负责人,也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认为,这也许并非巧合。莱比锡市民曾在1989年率先走上街头,抗议东德共产党的专制和对自由的蔑视。当时很多人担心当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要求基本民主自由的抗议者,就像那年6月中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撼动东德政权的那个夜晚
1989年10月9日,近7万人在莱比锡示威游行,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与人们的担心相反,东德安全力量未出动镇压。这一天后来被称为东德和平革命的“命运之日”。
18点刚过。圣尼古拉教堂大门开启,结束了祈祷的人们纷然涌出。在教堂前和街角的卡尔·马克思广场上,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在等着他们:青年、年轻的家庭、工人、退休人员。在1989年10月9日这一天,来自东德社会各群体的至少7万人拿出全部勇气,走到了一起,向统一社会党政权发出一个信号。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在反政府示威基本禁止的东德已经数十年没有过了。
很多示威者预期会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他们相信,警方会朝他们开枪。坦克和配备了机枪的部队已在市内集结待命,准备阻止示威游行。人们对1989年6月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尚记忆犹新。
然而, 如奇迹一般,在这个星期一,国家强权没有干预示威者。人们涌过莱比锡内城,也游行经过了莱比锡地方政府和东德国安部机构所在的那个所谓的"圆角"。示威者们呼喊"我们是人民","自由,自由选举"和"不要暴力"等口号。其中很多人手持蜡烛。
传媒的力量
东德电视台自然不会报道这类事件。然而,莱比锡10月9日的示威很快就在全世界传开,而这得感谢两位摄影记者。那天,他们躲在教堂塔楼内,悄悄拍下了示威场面。舍夫科(Siegbert Schefke)是其中一个。他回忆道,看到那么多人涌过街头,绝对是"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要是这些画面明天在西方电视上播出,那就不仅会改变东德,也会改变欧洲和世界。"
当天夜里,影片素材偷偷送到了西方记者那里。就这样,也能收看西方电视的大多数东德公众知道了,公开抗议越来越虚弱的政权是可能的,而且,人们无需担心会受到暴力镇压。
此后,事件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走上街头示威,而且,不止是在莱比锡。8天后,昂纳克被解职。然而,对人们来说,这已经是不够的了。1989年11月4日,至少有50万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示威,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
我们是人民
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是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师,在1989年东德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这个示威活动最后促使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两德统一。
1980年富勒担任圣尼古拉教堂牧师时协助成立和平祷告会(Friedensgebete),这个祷告会是数个教会青年团体联合举行的抗议活动之一。自1982年9月20日开始,这个祷告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一下午于圣尼古拉教堂进行,聚会的焦点是反对冷战所带来的贫穷、军备竞赛等不良后果。
在1989年9月4日,莱比锡居民聚集参与克里斯提安·富勒牧师的圣尼古拉教堂“为和平祷告会”,并挤满整个卡尔·马克思广场(今奥古斯特广场),是一连串示威活动的开始。很多东德人民得知路德会支持他们的抵抗运动后,逐渐聚集在教堂庭园,并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例如自由出国权和民主选举权。1989年10月9日的东德建政40周年时,圣尼古拉教堂的群众已经由起初的几百人大幅增加至7万人(全市人口约50万),齐心以和平方式反对政权。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表示民主共和国须由人民管治,而非由一个声称代表人民的非民主政党管治。纵然一些示威者被捕,但由于得不到东柏林的明确指示,也因为参与人数出乎意料的多,地区官员下令保安部队撤退,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屠杀。后来,埃贡·克伦茨声称是他下令不要介入。1989年10月16日,12万人在莱比锡聚集,军队在附近戒备。一星期后的出席人数增至32万。群众压力引致柏林墙于11月9日倒下,标志着东德政权的衰亡。示威最终于1990年3月结束,即东德人民议会首次多党自由选举,标志着两德迈向统一。
这次革命没有领袖。领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个领袖:星期一,下午5时,圣尼古拉教堂。
信仰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基督教信仰和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有限者试图通过自己的修行来认识神,但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远离上帝,深度迷失时,上帝主动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见,基督教信仰并非单纯的“精神安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并将得救之道启示给我们!于是有一个领袖:星期一,下午5时,圣尼古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