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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请愿网站“Change.org”近日出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讲座教授郑永年的头像和名字,指“郑永年”向中央委员会、国务院教育部、清华大学发起请愿书,号召网络联署,呼吁将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不过,该请愿联署已下架。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资料,有人提议将格拉茨大学改名“希特勒大学”,该提案被当时的国家总理府拒绝(Antrag abgelehnt: Die Reichskanzlei beantwortet das Ansinnen der Universität Graz auf Umbenennung in „Adolf Hitler Universität“ abschlägig.)。
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格拉茨大学许多的教职员工被解职。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托·吕维(Otto Loewi)、维克托·弗兰茨·赫斯(Viktor Franz Hess)和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秦皇扫六合,平海内,建立集权的大帝国,离不开文人商鞅、李斯等的辅佐,只不过秦始皇太看重法吏,排斥文教,导致焚书坑儒,也断送了自己的“万世”基业。等到汉高祖刘邦重登大殿,无论儒法道阴阳诸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存之地。
《左传》有人生三不朽只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文人的梦想,立功就是辅佐君王,南征北战,立德就是待人接物,孝悌仁义,立言则是著书立说,吟诗作句。时代在变化,文人的梦想也随之变化。但中国文人始终不变,始终放不下俗世,不甘愿做隐士,不想出家,唐朝隐逸流行,但不过是“终南捷径”,还是为了做官立业。第一梦为国师之梦。国师,古代智囊也。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胜于其他国家的一点就是文教治国,而不是靠武力治国,宗教治国,或者商业治国。既要文教,便离不开文人,而最高者,就是国师。国师者,传道解惑,开宗立派,左右一国一朝的思想,他们不仅就具体的国家政策建言立策,更要从国家的意识形态铺陈叙说,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国师。秦朝的韩非子,以法家人性恶为秦帝国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汉帝国奠定基础。再比如,唐朝的韩愈,宋代的朱熹,王阳明,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帝王,但借助著作的影响,却堪称一代国师。民国以来,国师也不少,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想做清王朝改革的国师;戴季陶,陶希圣,堪称蒋家王朝的国师。其他纷纷扰扰,各种主义学说到处兜售军阀的,也不少。
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糊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状况,一点学问都没有。郑永年比我们多读两本书,多了二两知识,竟然当上“经济国师” 。
现代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的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核心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今天不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知识分子,首先给学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今天的社会以权势和金钱为中心,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是,读书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格外关注,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乃是与中国社会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当中国读书人试图给君王上课的时候,当他总是在所有人面前摆出一副启蒙者形象的时候,事实上他早已认为,他的知识,他的品德,他的见解,他的能力,早就已经在众人之上,早就已经在君王之上。书生的傲慢,知识的狂妄,理性的自负在这里可谓极大化。这种无所不在的人性论漏洞和知识论漏洞,均衡地存在于每个中国读书人的心灵秩序之中,没有人例外。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伟大的君王们,当他们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会和知识分子握握手,吃吃饭,碰碰杯。当他们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送入监狱。
中国文人走不出历史的陷阱,以至于所有人都在经年累月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仅乞丐如此,皇帝也是他们的学生。当下中国最应该跪下来忏悔的人,就是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