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作者:谢盛友  于 2020-10-29 05:3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5评论

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尼克松访华时说,“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非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长期以来,美国大选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恼怒的根源。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动,北京的政府官员总会密切关注。这也无形地提醒着这个国家的14亿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没有太多选择,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因此受到严格控制。

此次美国大选到来之际,新冠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两极化加剧,中国察觉到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似乎突然间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不是中国的制度,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通过一个严厉集权国家的庞大权力,有效而畅通无阻地对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场表彰抗疫卫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动中表示。

用来佐证这条信息的,是中国官方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充斥着的严峻的统计数字,讲述着美国不断恶化的卫生灾难,以及抗议活动、反对者和大选活动混乱的画面。潜台词似乎是,谁能赢得大选似乎并不重要,重点是美国政治体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党是近代民主的产物,是政治自由的产物;作为政治自由产物的政党,必定存在多党。没有政治自由,或许可以有政党,但不可能有多党的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之格局。

“多党合作制”实质上是一党制 

中共向世人宣称: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多党合作制”。据说,这种政党制度适合于中国国情,它不是一党制,也不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是中共的独创。在“多党合作制”这一名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主党派作为被领导的团体,其荣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时期,它们饱受专政之苦;劫后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传家声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思想上自由。其实,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能与中共居于平等地位,组织上不能独立,思想上没有自由,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各民主党派若选举负责人,先得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有关部门审查(倘改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即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省委常委审查),待中共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交民主党派的代表大会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且,这样的选举还是“等额选举”,以确保中共所批准的候选人都能当选。一些民主党派的新生代成员不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党史,经历了这种奇怪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式后不免惊叹:“民主党派不民主!”仅从民主党派负责人换届选举一事即可看出,民主党派被玩弄于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么平等、独立、民主可言。

一党制的困境 

传统专制国家是“主权在君”,现代极权国家则是“主权在党”,即主权由党的统帅、领袖掌握。这种国家也声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党赐予的“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是专制、极权的伪善言说。主权在党,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迈向现代文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主义”;“亲民秀”形象着实让百姓乐了一阵子。但也有评论指出,应当讨论的要害问题是“权为民所授”。其实,他的“三民主义”是以“主权在党”为前提的。所谓的“主权在党”,形象的说法是“党天下”。这是“大右派”储安平在1957年说出的大实话,他从此罹难失语。主权在党,则党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一切党派团体,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这虽然有违法理,却事实上高于法理。或者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法理。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才是权力的支配者。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党的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充其量不过是次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说是通过党的决议、指令、建议的“橡皮图章”与“表决机器”。按照宪法的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实际上,各级政府大员是经由党提名、指定,交人大通过,因而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过的党章承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党的活动不时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共产党若放弃这一特权,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统治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源于中国人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第二个危机即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第三个危机乃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权贵掠夺、侵犯国民财富的抗议,是统治者特权享受的危机。

当局似乎在向毛式极权统治回归。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理性、坚韧、沉着的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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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6 回复 11nn93n9 2020-10-29 08:55
汉,唐,宋,明,清都维持了三,四百年。共产党还不抵那几个皇帝更能掌控和发展?
9 回复 herrsheng 2020-10-29 17:18
严复曾痛心疾首地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100多年以来,民风基本没有变化。共产党是华风的集大成者,就是因为把这八个字做到了极致,也当上了东亚洼地的皇帝。要推翻共产党就是推翻自己,就算成功了,接下来的统治者如何结束这烂摊子?我对所谓的祖国PRC无比的失望和唾弃,华人应该更关注并参与自己驻地国的政治,为今后愿意勇敢否定自己并放弃一切逃出索多玛的人竖起榜样并打开局面。
4 回复 谢盛友 2020-10-29 18:30
herrsheng: 严复曾痛心疾首地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100多年以来,民风基本没有变化。共产党是华风的集大成者,就是因为把这八个字做到了
严复信达雅,他孙女严倬云出资为我们欧华作家协会出版好几本书。
5 回复 Wuming123 2020-10-30 00:34
11nn93n9: 汉,唐,宋,明,清都维持了三,四百年。共产党还不抵那几个皇帝更能掌控和发展?
你还别要说,中共的体制真的不如封建王朝.原因很简单,"没有根"!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和平更迭机制.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地位的取得没有正当性!中国的政局必然走向"军队"控制的伪民主,实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和巴基斯坦,埃及差不多.现在看起来是"党指挥枪",其实在逐渐回过渡到"枪指挥党".原因很简单,党凭什么指挥枪?谁又是能代表党?历史上军队是党创立,但是慢慢军队和党就没有了关系.看看现在的国民党和国军就知道,这个分离很快,很容易.
回复 谢盛友 2020-11-2 05:27
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新闻自由?
施化写道: 一般认为,冷战结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作为曾经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二中国,当时看来正在努力脱离共产主义影响,试图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人为此次历史性胜利,深深陶醉在庆贺的香槟中。可惜,共产主义并不像教科书中描写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来无影去无踪。这里面的价值和逻辑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套价值观念,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许还要随着人类的毁灭而毁灭。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貌似光明正大,但其中暗藏着的不劳而获,偷窃吞并,花言巧语,不择手段等意识,代表着人性最恶的那种价值和特性,会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共生。
为什么共产主义并不像教科书中描写的那样,这里面的价值和逻辑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还在交谈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以上这些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其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所有这些言论无须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乃至全党,那时谈民主自由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谈的。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颁布一部新闻法,陈云说出了原因:“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在中国大陆,民众没有开办私人报纸、电视台的权利,媒体被控制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手里,被喻为“喉舌”,通讯社仅有新华社和中新社两家。尽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闻法》立法的呼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尚无《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以行政法规进行规范。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招致美国之音、无国界记者等组织的负面批评。批评中国政府审查民众思想、建立防火长城,审查者对内容进行监控与限制消息,如脸书、推特、YouTube与维基百科等网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屏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新闻业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待方法,即报纸是“党的喉舌”,发出党的声音。新闻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6年明确把中国新闻业定位为舆论导向,他视察人民日报社的时候指示“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舆论导向正确,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党和人民之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过去总有人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可言,纵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总是从有形式开始,连形式都没有就不可能有起码的新闻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新闻自由的4条标准,也就是4种表现形式:自由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批评。这4条标准中,以自由出版报纸和自由批评(政府)两条最为关键。
清末的两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采取的均是注册登记并缴纳保证金的制度,即办报无需批准只需呈报,但需缴纳保押费。与国外相比,同一时代的法国《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册登记制。日本《新闻纸法》采用的是注册登记加保证金制。这说明清末新闻出版管理宽松程度比法国低,与日本持平。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中的限制性条文,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那些规定虽然条文比较严苛,但通常未得到严格执行,使民间办报很普遍。
批评政府也十分常见。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报》刊发“闲评”453篇,其中批评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为82.3%。许多批评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在“姚荣泽案”中,《大公报》批评袁世凯“以命令变更法律,大总统之蹂躏司法”。即使在“癸丑报灾”发生以后,对政府的批评仍然很多。恰恰是癸丑报灾发生的1913年,是《大公报》批评政治的言论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通常是举国庆祝之时,可《大公报》在“报灾”发生之后仍发表文章,讽喻“民国由临时而变正式”,可“大总统如故也,副总统如故也”,乃是“老店新开”,“营业之失败,或更甚于老店”。
在西方,自由与法律是相对应的范畴。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对法律负责,“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与新闻出版法的关系,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是文明世界对自由的科学认识。自由的概念发展源远流长,有过不少说辞;达成这一共识,是17—18世纪实现的。那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还是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直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都强调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把自由解释为“为所欲为”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评的,也可以建议修改,只是不能动辄以抨击“恶法”为名,煽动违反法律,破坏法律的实施。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的含义与上述普世价值的距离较大。《辞源》列举一些古典文献中谈到的自由,解释自由的含义是,“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大公报》1903年就指出:底层社会所理解的“自由”,“为任便而行,毫无拘束之意。其类则肆意杀人亦可谓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谓自由,欲抢掠亦可谓自由,凡出于吾心之所欲,必使偿之而后快皆可谓自由。”(《自由辨》,7月11日)总之,中国人历史上对自由的理解,含有随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近现代中国人仍有很多是这样理解自由的,这种理解对新闻自由的健康运行,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因而总是出现很多超过新闻自由范围的非法的新闻活动。如果说,在清末进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闻活动,就是为了把国家搞乱,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还具有合理性;那么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新的共和政体的过程中,报纸动辄扬言杀总统、总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梁启超语),这种“新闻自由”还具有合理性吗?在这种舆论环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是由于袁世凯最后上演过称帝丑剧,太臭名昭著,没有人去细分是非罢了。总之,那个时代从社会精英到国家掌权者,都没有搞清新闻自由的法定含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来实施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走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虽然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共产党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就走上武装反对当时政府的道路,同时以“新闻自由”为武器,与当局作斗争。实际上,新闻自由只能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享,不能由执政党与革命党共享,因为革命党所做的是推翻现政权和整个现存的法律体系。其报刊活动无法以新闻自由论之,只不过是借新闻自由之名罢了。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年代。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却以为他们当年能以报刊从事革命宣传,是他们钻了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其实当时《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
对新闻自由理解出现失误,也与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很大偏差有关。虽然19世纪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但中国人却未能把握自由主义的精髓。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方面是缺乏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出现过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谈到言论、出版自由要对法律负责。由于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对革命者利用报刊活动,假新闻自由之名,推翻旧政权,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许多人便误以为,那就是新闻自由;而这种自由似乎又是与制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严密,总是有空子可钻有关。这种错误认识,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成为通过新闻立法规范新闻自由的重大障碍。
对自由主义的偏颇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与毛泽东1937年9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关。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当时革命队伍的各种消极表现。“自由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被解释为“不要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错误做法。出现这些坏现象当然应该批评,但不能把它们扣在自由主义的头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的含义来理解自由主义的。特别是这篇文章在1949年以后进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影响深远,结果自由主义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头脑中非常厌恶的东西。
在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观。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不违法不得禁止。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权力的人,缺少“自由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也缺少“自由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层认知,他们的认识与普世价值拉开了很大距离,以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因而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充满疑虑、抵触甚至恐惧。这说明,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中国人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来现代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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