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文革是什么?

作者:谢盛友  于 2010-5-18 16:5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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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文革是什么?

作者: 谢盛友
 
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 “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

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笨, 没真正弄懂几个词。
 
到后来,国家拨乱反正,由于哥哥姐姐们“苦大仇深”,倍受注目,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的,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蹋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不完全统计(其实根本无法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中国的海归人才库。

啊,文化大革命, 我不喜欢你,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写于 1996年5月,本文曾发表于港台欧美不同报刊,修改 于2010年5月16日, 德国)



延伸阅读

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产生内幕

参加起草《五• 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 的开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1964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 “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见报。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18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 “中央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 月,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8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刘志坚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摘自:叶永烈著《文革名人风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

来源:摘自《文革名人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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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3 个评论)

10 回复 牡丹石头 2010-5-18 22:51
文革, 生命中不堪回忆的一段, 也是抹不去的一段. 作为谢老师文中的"老三届"的第一代, "有幸"用整个青春目睹了它的全过程, 是恨, 是痛, 是无奈...
8 回复 溪水牡丹 2010-5-18 23:02
没明白“第六代”和“第六代半”的区别
“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
“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 被列为第六代半?
11 回复 华东26 2010-5-18 23:45
““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
不清楚六代半人是什么。不过既然能获博士、硕士,说明原来文化革命不读书也没什么影响。
8 回复 xqw63 2010-5-19 00:37
有一点同样的感觉,好玩
8 回复 homepeace 2010-5-19 01:04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想阻止刘邓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文革失败了。中国还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8 回复 rongrongrong 2010-5-19 01:19
还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

需不需要再来一次文革?
8 回复 swiper 2010-5-19 01:49
俺的学制介于 六三三 和 五二二之间, 是 五.五,二.五,二
7 回复 彩舟云淡 2010-5-19 02:28
文革我还小,但我很痛恨文革,因为我父亲差一点就被红卫兵害4了。
8 回复 人权是非 2010-5-19 04:58
swiper: 俺的学制介于 六三三 和 五二二之间, 是 五.五,二.五,二
我的学制是6.5 + 2 + 2 = 10.5
10 回复 swiper 2010-5-19 05:01
人权是非: 我的学制是6.5 + 2 + 2 = 10.5
小学6年半? 没见过!

俺小学5年半是因为处在从 6 年改为 5 年的中间。同样初中处于从 3 年改为 2 年的中间~!
9 回复 人权是非 2010-5-19 05:16
swiper: 小学6年半? 没见过!

俺小学5年半是因为处在从 6 年改为 5 年的中间。同样初中处于从 3 年改为 2 年的中间~!
由于小学六年完了(说不上是否毕业),中学还没复课,小学又把我们留了半年.
7 回复 LUG 2010-5-19 06:01
文革是5000年文明史中最黑暗的十年,前无古人,后无文化。
8 回复 LUG 2010-5-19 06:11
 袁腾飞:文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但问题是:谁有资格说“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人民有资格说!受害者有资格说!加害者没有资格说!!!

  袁腾飞:毛泽东祸害死这么多人,保守的说是四千多万,你祸害死这么多人,完了您来一句“团结一致向前看”。您哪能这样啊!你杀一个人都是犯罪,他杀死几千万人那是错误,那我也想犯犯那错误。你这不是开玩笑嘛!

  袁腾飞:一说文革,就老是说“江青林彪一伙操纵”怎么怎么地,没有昏君哪来的佞臣啊?这道理很简单。光秦桧能害死岳飞吗?你光林彪江青能掀起那么大波澜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7 回复 swiper 2010-5-19 07:06
人权是非: 由于小学六年完了(说不上是否毕业),中学还没复课,小学又把我们留了半年.
7 回复 nierdaye 2010-5-19 07:34
人民有资格说: who is 人民?
受害者有资格说: who is 受害者?
加害者没有资格说: 加害者 - we can't discuss this.
一说文革,就老是说“江青林彪一伙操纵”怎么怎么地: can't discuss this.
8 回复 trunkzhao 2010-5-19 09:01
盐票和酱油票还真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9 回复 fanlaifuqu 2010-5-19 10:37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还是有人对LZ不满!你真的爱那暴君,留恋文革吗:理由呢?
8 回复 人間的盒子 2010-5-19 11:48
文革怎么说都是灾难,不过也是一种尝试,希望不会在有一次了。
9 回复 乌卒卒 2010-5-19 13:13
LZ的经历俺也统统有过,非常感慨,但愿这样的灾难不要再重现!
9 回复 华东26 2010-5-19 22:18
fanlaifuqu: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还是有人对LZ不满!你真的爱那暴君,留恋文革吗:理由呢?
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下没有什么不好。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真正的农村生活。真正的农民。这种社会实践对人生的作用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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