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后，我们结识。由于在徐州时，我还是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创始人，大概经过他的建议，长江局派我到湖南负责省青委工作。1940年到延安后，我们都在中央青委工作。他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的宣传科长。1941年9月，中央精简机关时，他转行到晋绥边区任兴县县委副书记，我也调到解放日报社，从此再未共事。直到80年代，他在中纪委，我在中组部，工作上才重新有了一些接触和来往；从“一线”退下来后，我们同时进入中顾委，交往就更多了。真正结下友谊，应该说还是80年代的事情，主要不是因为工作上的接触和来往，而是因为对这个党、对历史、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我们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和看法。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一二·九”运动后，我在武汉组织自发党的临时支部，1937年2月正式入党。在这个党里，我们共同经过了70来年的历史，彼此也有过相似的遭遇。李昌是“一二·九”的代表人物，他先是担任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北平民先队第二任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成了当时的学生领袖，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华彩乐章。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李昌作为 “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而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昌一生的华彩乐章，当然不止于“一二·九”。上世纪50代，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所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享誉海内外。1975年，他与老搭档胡耀邦重新出山，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和耀邦一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文革”结束后，他第二次复出，主持中科院工作，纠正极左错误，恢复和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迎来“科学的春天”。70年代后期，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全力支持和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清理积案，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历史的转折立下功勋。1979年初，他首倡“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他在中纪委书记职任上，竭尽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同党内高层的僵化观念反复较量，力图保护改革人士，维护雇工党员的党籍，以加快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一线”退下来之后，他关心民疾，倾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实地考察贫困地区，向高层提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建议。80、90年代至今，我这位老友关注和思考更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前途。改革前进中屡遭挫折，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丛生，他忧心忡忡，以其良知仗义执言，虽然屡屡招来明枪暗箭，却无怨无悔，矢志不移。上述这些，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业绩，却是极富光彩和魅力的人生篇章。

　　去年李昌92岁华诞，老朋友聚会为他贺寿。我曾赋诗一首：

　　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

　　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

　　第一句“民先高举帅旗扬”，是说他投身“一二·九”运动，当选全国民先总队长。第二句“大砭沟曾学楚狂”，说的是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大砭沟，青委的同志办了个《轻骑队》墙报，是大字报，用四五米见方的一大块长板立在沟口。内容是批评当年大家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当年在延安影响颇大。李昌和我都是湖南人，两湖古代为楚国所在，故为“学楚狂”，第三四两句“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是说他从民先队长到中纪委、中顾委，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辈子为这个国家，老了还在研究济世之方。

　　这是李昌一生的写照，也是“一二·九”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党员的构成大体可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建党时期的本土知识分子和从国外（苏联、法、德）回来的知识分子。两部分人都深受俄化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影响，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色彩。这个群体就人数而言，在党内并不居多数，却先后是党内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第二类是党在20年代后期开始退居乡村，发动军事斗争，一直到40年代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动员起来的大批农民和城镇贫民。他们是中共武装的基本力量，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也是党的基础成员。他们都有对社会的不满及对土地和生计的渴望，除了少数有文化知识的，基本缺乏独立的政治的人格和近代的人文关怀。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把他们聚合起来；他们也就把党看成“救星”，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群体在党内居多数，成为党内权力实际掌控者的社会基础。

　　第三类就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入党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这个群体热情正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憎恶日本侵略者，反感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妥协政策。他们靠近并最终加入共产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生存需求，而是由于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反对国民党独裁、妥协政策的政治态度，与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一致。这个群体开始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典籍，更多地是阅读左翼文学作品和进步政治书刊。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剥削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劳农政权的社会理想，同他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在价值上有某种重合。民族主义（抗日救亡）和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是他们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动因。比起前两个群体，这个群体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李昌就是如此。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随后，自发组织进步学生团体，接受和宣传进步思想，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后，又投身“一二·九”运动，重新入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这个经历表明，他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参加共产党革命的。

　　当然，上述三种群体只是一种大致划分，实际情形并非完全整齐划一而互有参差。第一类的少数人，如张闻天等，后来回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第二类的一部分人，如胡耀邦等，后来转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而第三类的某些人，却失去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

　　投身共产党革命之后，“一二·九”这个群体一方面接受马克思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灌输和共产意识形态的洗礼，形成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另一方面依然潜藏着原初的民主自由理念，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同以毛泽东个人为崇拜对象，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的龃龉。与前两个群体不同，这个群体没有苏维埃区域的军事生活，特别是没有经过20、30年代前期严酷的党内斗争，更不了解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时，这个群体才第一次面临“党文化”的严厉改造。

　　在延安，作为青年工作负责人，李昌逐渐觉察这里的青年工作“多少还存在狭隘的模仿党和政权工作的作风，缺乏民主精神和青年气味”。“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使他感到这个运动的“一切优点与成就”，“是与内部的民主精神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外部的政治民主”和“内部的民主精神”，前者指国家的政治生活，即人民群众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和游行等自由；后者指“青年本身也要切实的实行民主”。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只有政治民主的认真实施，才能使民族的团结臻于巩固，也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才能使民力的发动得到应有的效果”，而那种“违反民主，采取强迫命令，压迫统治等办法，结果只有使团体愈弄愈糟，终于走到有名无实的地步”，主张“模仿党的一套光秃秃的政治化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和缺乏民主与青年化的工作作风，要抛弃了”。然而，李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主张竟被视为“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不尊重党的领导”，受到严厉指责。透过这类青年工作方针之争的表象，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理念上同“党文化”产生的抵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抢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这个群体。

　　问题在于，这种抵牾在延安还只是刚刚开始。

　　党执政后，我们放弃了40年代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联合政府”和“耕者有其田”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和战争年代的动员方式，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完全纳入公有制轨道，形成所谓“一大二公”的产权制度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批判任何异己思想，形成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制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的集权制度，又连续发动政治运动，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49年以后那段时期所实行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恰恰是这个党、也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曾经反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重演。凡此种种，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翻版，又带有中国特点，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归，比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积弊更多更深。尽管我们也不时喊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但是这里的自由是所谓“纪律”约束下的自由，民主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平等是“共产风”式的平均，与原来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相去甚远。

　　1949年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愈来愈受到心灵煎熬：当年他们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思想统制”，而如今实行的同他们原初确立的价值和理想的反差愈来愈大。除了思想上的困惑外，他们只能在他们参加的共产党里，以委婉、含蓄和曲折的方式，试图作出某种努力，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但是努力的结果往往是微弱的，要么杯水车薪，要么无济于事，要么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李昌曾以种种方式，坚持真理，保护贤良，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遭致厄运，被打倒、关“牛棚”，下干校。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仅宣告这个悲剧的终结，而且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人们以为步履维艰的中国社会，会从此踏入坦途。不曾想到，中国的改革同样充满曲折，在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上，党内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时代的教训，摈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心，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经济改革这条“腿”长，政治制度改革这条“腿”短。尽管他曾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但并没有将政治改革的承诺真正付诸实施。

　　另有一些人，极力维护毛晚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而且反对经济制度的变革，企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

　　还有一批人既拥护经济改革又推动政治民主。“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成了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经过一系列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这个群体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对中国前行的方向有了清醒的认识。李昌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之一。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迄今为止，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中国问题的根本，反映了党内改革民主群体的共识。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的确在于专制主义及其制度。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弊端在于复活了专制主义。党执政以后，建立了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集权制度，党员和公民都不享有民主权利。这就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抛弃斯大林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 “社会主义”，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回归“一二·九”群体最初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不只是经济改革，要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文化乃至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针对“文革”时期，法西斯专政大行其道，人类文明被践踏的惨痛教训，李昌在7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词虽然被官方高层接受，但是李昌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主张，后来竟被曲解和庸俗化，在现实中则解释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与他的本意相去甚远，是他始料不及并难以接受的。虽然如此，李昌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的深刻思考，使得他在改革开放中又一次成为先锋人物之一，成为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党内著名的改革代表之一。

　　范泓的著作《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是李昌从“文革”至今的生平传记。这一段时间，李昌的人生经历最为坎坷，也最富光彩。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材料，展示了李昌这40年坎坷而光彩的经历：尤其对70年代末以来党内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和冲突，作了详实的叙述和揭示，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李昌的生平，而且可以了解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我相信，看了这本书，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

　　（为《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一书作序）

来源:炎黄春秋2008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