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家-----地下室

自上大学离开父母，一直都住集体宿舍，多时七、八人住一间，少时也是两、三人挤一小屋，不存在什么隐私。既便是研究生毕业，也是几个人挤在一个单元房里的一间小屋里。即便是在北京，在一所部队大医院里，只有结婚，才能申请单间房。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可能都还记得，想要有间房是件多难的事儿。读池莉的自传， 才知道她那样的人才，家庭，要个房子也费尽了周折。 一般单位，年轻人结婚很难找到房子，如是乎，各种手段都用上了。走关系，调单位，强占，耍赖，应有尽有。没有商品房，单位也很少盖，而人员只进不出，退休的人是不可能退房的。

原来在北大医院时，好不容易从山西折腾回京的一对中年大夫，没住房，在实验室库房住了好几年。我大学刚毕业留校后分的㝛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套间，我们仨男生住外间，里面住的是一家三口，也是文革后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平时他们只能在楼道做饭，他们出入都得过我们的房间，好在我们那时都没钱，也没什么东西。

结婚证拿了一年多却没房正式住到一起，直到院里盖好了一批房子，有人分到了单元房，一些单间空了出来，说是要分给年轻人结婚。这才开始以结婚的名义申请住房。

医院成立分房委员会，说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各派人系的较量。细细统计了一下，房子还真不少，有一百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好的单元房，差的地下室，还有平房。一听分房，要房子的人也突然冒出来不少，各种关系也大肆运作。最后在医院里时间待得久的人占了上风，居然出台了一套按年龄大小分房的方案。按此方案，最好的房子分给了一没结婚的卫生员。等分到我们这些医生，护士时，已经是最后几间了。我大概是倒数第十几名，谁让俺年轻呢。

拿到钥匙的房子是教授楼里的地下室。那教授楼刚盖好不久，地上好像有十四层，地下有两层。楼上住的都是各科主任之类的人物，大概也是论资排辈来定楼层。地下两层原来是院里的幼儿园，刚搬走，我对面屋里还有些玩具和一架风琴。

房子虽是地下，但窗户还露出地面，铁网盖着，早晨的阳光还能照到房子中间。更重要的是下面还有一层，至少不至于受潮气。居然下面也分给人住了，那些房子全黑，没窗户，透气只能通过走廊。相比之下，我们那层就不那么像地下室了。

虽然楼上的房子很大，楼下也就十几间，长长的一排。楼道不算太窄，还能放个煤气灶，做饭。楼道对面还有一小间，里面小而且充满了下水管道，勉强能放一张单人床。本来这些小房间没分给我们，但大家不约而同地砸了门上的小窗口，开门，换锁，强占了，也没人过问。

这样，我们才正式结婚了。买了一套家具，时兴的组合柜，拐角矮沙发，电视，还有落地长窗帘。第一次建自己的家，虽小，但也很温馨。不好的是公用厕所，在中间的楼道口，一男一女两个坑，总堵，难闻，找不到下脚处，有时甚至溢出流到走廊里。水亦是公用，好几次水管破裂，没人察觉，回来时家家被淹。

尽管如此，毕竟还是第一次安了家。虽在地下，可上班是真近，食堂就在旁边，一曰三歺，完全不用操心。自己的小家，很是不同。房子本身并不让我难受，而分房的过程，却再次令人寒心。中国社会那种一切靠权势，靠关系的风气，恐怕至今还是如此。

后来我出国了，那地下室没交，居然还有人找到我在国内的亲戚，想抢占。家里人把家具搬走，不知那人后来在那里又住了多久，大概也是没办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回国时还专门去看了看，楼已破旧，不少教授还在楼里，可地下室已空空当当，人去房空了。又过了几年，再去时，楼已经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