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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 包括飞云在内， 是不大读小说的。 不读小说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信息量爆炸， 如今已非过去乏书可读之年代。 这和当代人逐渐脱离了戏剧是同一个道理。还比如小说写得不那么吸引人，等等。
我们的一个挚友，有一次在我家聚会的时候，说“ ... ... 明知道是假的故事，我为什么还要读呢？ ... ...” 她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也就是说： “假” 是许多人不读小说的另一重要原因，小说的“假”害苦了小说本身。 可是过去的经典传统小说还是有人在读， 故这个“假”大约是现代病。 特别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后，“假”，就更加无处不在。当写作有了混淆是非之邪恶目的以后， 造假即成必然。 以丁玲、贺敬之们的《桑干河》、《白毛女》始，无中生有，以假成真，狼冠羊戴横行文坛几十年。当人们逐渐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不再读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了。 而另一部分人中毒以后，则继承了“前辈”造假传统， 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小说虚构与“造假”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成功虚构是功力，无端造假是耻辱。把市井百姓的千姿百态凝聚在某几个人物身上是正常小说；若反过来把流氓恶棍的特质强加于欲要打倒的绅士， 就是造假，乃为邪恶。因为这是为邪恶强奸正义张目。
就小说来说，飞云只有一长一短，共两篇的计划。长篇， 完成时间在五年甚至十年之后。短篇小说《绝啸》， 则已经完成。 飞云要讲的话，绝大多数情况是直写。但借助这篇小说，《绝啸》讲述了许多不宜直写的话。 这是本篇诠释的写作意义，也是一般小说作者不做的事情。
1. 《绝啸》讲述的是1970时代初期，发生在家乡山西榆次，飞云西邻的完全真实的悲惨故事。 《绝啸》主人在惨剧发生后，每天、常年不断困狮般的长啸，翻过院墙声声进入飞云耳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2012年4月，飞云返乡送父。《绝啸》中的“三子”，当时已经是殡仪馆的领导之一，协助安排父亲后事。在墓地， 他指给我们看不远处他父母的墓，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他们活着时的音容笑貌，就是《绝啸》中的宝根和兰英；以及当年那幕惨剧。 我于是定意着手早就在心的这篇小说。
2. 小说中所有的实际故事情节， 皆实有其事。 人物对话（故事中的故事， 比如3202吃馒头撑死老爹等），能够“淹”死人的稀饭，神奇救命的大白菜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为饿肚子回乡返农、参加解放军读书不要钱，德高望重绅士、能人义务当地方纠纷调解员；皆乃真人真事，飞云只在《绝啸》中做了文学处理。“真”，其实才是小说的灵魂，本人相信这篇小说当能够经得住历史之检验。飞云虽非全“真”道人， 但故意造假混淆视听，吾不为也。
3. 《绝啸》， 并不宜简单归类于“伤痕”文学。通过这样一个简简单单吃饼引发的悲剧，飞云希冀通过这篇小说能够窥斑见豹。一个读者在读完小说后吃惊地说：“读 完了你的小说感觉那时候还不如旧社会啊”。 她的意思其实是想说“新社会怎么讲起码也应该比旧社会好才对”。 那个荒唐的年代， 不仅物质匮乏大倒退， 同时传统与传统文化也遭到无情摧残。 伦常颠倒， 是非不分。夫妻“平等”，邻里无端互斗，斯文扫地。“大倒退”， 正是这篇小说想要描述的场景。
子曰：“礼失而求诸野”，除此而外，在那样的严酷环境下， 中华传统依然顽强挣扎。小说中，对留在村里的大院后人着墨不多，但是依稀中，“义” 字依然植根与民间，先人的恩德依然能够有效为后人提供起码的庇护。被揪斗、被强迫扫街的人中，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虽然从产业上来说他们早已从富可敌国的高峰沦落到和所有人一样赤贫；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分外战兢。
另外故事核心之一的“秉义判案”情节，亦为地方长期之传统。
4. 大院主人易手与五七干校。大院少见的真实存在过的福音堂，和福音堂赞美主的歌声被颂扬毛主席的歌声所取代， 象征着是非颠倒、纲常伦乱、邪恶横行；象征着“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这圣经描述的“大祸患”。
众所周知，山西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民国的“模范省”。可是短短十几年时间，山西乃至全中国最富庶、号称中国华尔街的榆次、太谷一代就沦落到了如小说所述场景。山西，无论过去五千年，还是最近的六十年，都是中国的缩影。
《绝啸》没有描写1960年，最悲惨的年代，反而讲述的是山西榆次的1970年代。山西是全国1960年代饥荒遭灾最轻的省份，而1970年代早已走出饥荒死亡的阴影。如果我们通过小说知道了在“好”形势、好地方的生活，就不难想象1960年代全国地狱般的状况了。
这个描写手法，是飞云如何“一口气吹灭一条线上的多支蜡烛”游戏的延伸。
小说约一万四千字。欲了解具体情节，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