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逸事引论道德与制度角色

  过去中国北方农村， 屋主出门干活就把大门链挂上，顶多顺手扣个铁环，表示家中无人。串门的或是办事的来了一见便知屋主不在， 即便转身离去。若是窃贼来了，那铁环不仅不能防盗，反而变相告诉窃贼家中无人，时机刚好。可是，那为何村民只用铁环当“锁”而无盗窃之事？ 因为村人德行摆在那里，大家知己知彼；正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锁有何用？ 随后的发展我们就耳熟能详了。后来村民不得已加了真正的大铁锁， 不久再升级为铁门铁锁，而后院墙增高、养狗、外加训练狗儿当君子不乱吃“嗟来之食”。

  从上面故事我们得出，由于部分人坏了德行要偷窃；所有人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把“藏钱口袋”步步升级。因盗窃胆子和技巧升级（德行败坏加剧）；社会就发明、生产更加牢固的新锁、升级防盗手段。盗窃和防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锁的水平好到一定程度，不小心忘了钥匙，连自己也进不了家门。

  联想到社会公共生活，大致也是如此。人心败坏的加剧似乎可以期待健全制度来应对。实际上人类付出的制度代价除了困锁自己外，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正如上面故事提到的，再好的换代锁，再好的制度升级；在贪欲和邪恶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美国国父曾经说：美国制度只适用于具备道德之人。曾几何时有多少人对美国制度当神一样崇拜？今天，美国乱像丛生；就像我们那位老教授一样，美国目前正在挣扎着把“钱”从自己保护严密的口袋中取出。美国的制度之锁，把自己反锁在门外，顿足呼号不得其门而入。贼人则手握房门钥匙在屋内弹冠相庆，淫乐言欢，岂奈我何？同时还需牢记：美国的制度历史不过区区二、三百年而已。而两千二百多年前孟子早就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圣人早已一语中的：只有好心善德，虽不足以施行仁政；如若缺乏好心善德，则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是枉然。

  人类本来可以像淳朴农人一样过简单而惬意的生活，国人之锁仅有简单的“告知”功能即可；他们的秩序和法规也只如圣经十诫那样简单、自然、明快。因着道德的败坏，中、西制度不得不层层加码，好似环上加环、锁上套锁。

  尧舜时代， 中国人主体就是淳朴农夫。从上而下依靠信仰和德行、在造物主创造的自然法下生活， 那个时代的“制度”非常简单而有效。若是坏了？就更正它！于是有了“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韩非子《五蠹》） 。武王后西周三、四百年生活状况也大致如此。人们一般以为尧舜、西周时代缺乏故事乃是因为历史太久远， 其实不尽然。那时没有故事是因为人民过着仁爱、平和的淳朴生活。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国家亦复如此，或矛盾冲突、或爱恨情仇、或大智大德大勇才是故事之源泉。因此东周（春秋战国）开始“故事”增多、百家涌现；因为孔子所言之“礼崩乐坏”大幕逐渐被拉开（郑公箭中周王、楚王问鼎中原等）。儒家要恢复、修补德行上的漏洞，“克己复礼”、恢复道德和礼法秩序。三晋则在儒家的基础上涌现出法家（例如韩非子、申不害、李悝等）以图在维护礼制的同时以“法”富国强兵。三晋和东方法家人物（比如吴起）在本土发挥了制度建设作用， 比如魏吴起变法、韩申不害变法、赵胡服骑射等。但是东方诸国囿于礼法与道德自我约束设限，促使大批法家人物涌入秦国这个野蛮之地施展抱负。于是诞生了极致法家商鞅，和他的《商君书》无底线大变法，而这样的变法在有底线的东方诸国无法施行。秦国并直接废除周室，扯去了所有的道德礼法遮羞布，并取得最终“胜利”。秦制这把巨锁是否锁住了大一统江山？ 十五而亡已矣。无德反智而残暴，国祚岂能久乎？秦以降直到今天的中国无不在德行和制度上平衡、挣扎、起伏。       

  西方所经历的，也不过如此；同样是“贼”与“锁”的较量，德与制的角力。锁首先是设计来规范“君子”行为的， 最多能够锁住想做恶但却有底线的人。国和家其理亦同。一个幸福的家庭，其钱物管理使用鲜有争议、劳动在前享受在后，夫妻互敬互爱。反之，缺乏德行仁爱而靠严格规矩束缚家庭成员言行、财务与劳动付出泾渭分明，夫妻互相猜忌制约；那必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充满不幸和纷争的家庭。升级或“完善”家规不能塑造幸福家庭；单靠更新制度绝难成就美好社会。在不假思索几乎人人聚焦制度、迷信法制的世代；在思考人稀稀、拜“锁”人攘攘之今日，我们更需要厘清看似坚不可摧的制度之锁难以代替基于信仰的道德之基。我们更需要厘清，人类文明的核心不是制度，不是科技和器物；人类文明的内核乃是对真理的追求与信仰，持守大道与唯真之生命。如若失去德行， 器物、科技、制度会助长人类作恶、敛财、控制；甚至反而维护作恶，乃至与制度设计之初衷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