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乡村社会的下降线

泛泛地说，从中国被逼打开大门开始，中国的城市化就已经开始了。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古代社会最发达的工商业。也因此有了作为政治和商业双中心的大都市，以及作为商业据点的名镇，但是，在清朝，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却陷于一个低潮。在朝廷崇本抑末的高压之下，不仅传统的商道和商业重镇暗无颜色，而且，像北京、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失去了过去的光彩。说清朝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状况的国家，倒也未必，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的确比之于明朝，要低一个格。虽说农村的集市贸易，依旧存在，但一口通商的外贸格局，流通量有限的茶马古道和张库大道，使得绝大多数农民，跟对外贸易无关，跟国内贸易关联度也在降低。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体系建立。在最初的十年，并没有导致中国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清政府的暗中抵制下，五口除了上海之外，名开实未开。除了对长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有一点刺激之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鸦片贸易。鸦片贸易的泛滥，对中国农村最大的影响，是鸦片的本土化生产和流通。鸦片贸易事实上合法化之后，国产的“土药”，很快就压倒了进口的“洋药”，鸦片，成为中国农村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这种经济作物，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吸食鸦片的人越多，这个市场就越大，种植鸦片的农民也就越多。因为太平天国战争而征收的厘金，到了后来，其中土药的收益，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

但是，中国农村真正的变化，却是在1960年，英法联军用武力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之后。此后中国的开放，才名符其实。中国的城市化，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才真正拉开帷幕。凡是列为通商城市的口岸，有了越来越快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由于有租界在，多半有了西化的意义。

没有自主关税的对外贸易，的确比较迅速地导致西方商品进入中国，也刺激了中国农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缺乏关税保护和遍地厘卡的中国市场，对于被拖入这个市场的农民来说，的确是一种潜在的灾难。况且，这种灾难，有得到了鸦片流行的推波助澜。

尽管，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状况，为王朝政府既保持旧制，又能办洋务，提供了财政支撑。比如说，可以既不裁撤一百多万绿营，同时还可以维持淮军的武器现代化，办新兴的海军。但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都进展有限。但农村的破败，却相当普遍。农村破败，导致大量浮生人口，但新兴的开放口岸，却没有那么多的现代工商业，可供进城的农民来就业。国中富人办的新式产业，不是挂外商的旗帜，就得戴国有洋务企业的帽子。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生存，否则，单厘金一项，就会把企业搞垮。产业不发达，那么税收负担还是得落在农村。朝廷越依赖鸦片的税收，农村的破败就越严重。

清朝只有在最后几年，才意识到要解决国内产业发展制度瓶颈的问题，然而，一场革命，却突如其来地打断了这个进程。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办法解决秩序紊乱的难题，只能被军人政权所替代。在军人割据的状态下，害人的厘金始终没有被废除，而军阀混战的需求，使得军队越来越多。大城市有外国的存在，还可以抵抗军人的横暴，但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容易成为军阀勒索和混战的牺牲品。尽管各地的情况不一，有的省份，由于割据者的明智，还能有些建设，但总的来说，农村的破败，已经成为一个知识界的共识。

清朝中期之前的农村社会，在文化上和道德上，比之于一般的市镇，具有优势。市镇里的商人和其他脱离了土地的人，包括衙门里的衙役和家人，显然跟乡村的士绅没法相提并论。即使做官做得很大的人，致仕之后，也很有可能退回到乡村居住。然而，这样的文化优势，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以及乡村的破败的逐渐显现，最终消失了。现代城市由于有了上下水系统，卫生状况得以改善。城里生活的享受，以及战乱时期的安全，又是乡村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乡绅的劣质化和武装化，自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原有的文治派的乡绅，被大量军功出身的所谓的乡绅所取代，原来乡村的文化威权，被武化统治所取代。这种状况，虽说最初并没有像今人想象的那样可怕，但伴随着城市化特别是军人统治的盛行，乡村的衰败，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乡村重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重大课题，从知识界到各类乡村精英，甚至部分的军人，都参与到这个貌似运动的活动中来，交出了各式各样的答卷。

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勉强结束了大规模的内战，而且大体上统一了货币，实现了半个关税的自主。但困扰中国城乡经济的割据问题，苛捐杂税问题，统一市场建立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列宁主义的因素，使得政府的官僚资本扩张特别迅猛，反而使得民营资本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空间和自由。这一时期，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从上海、天津、汉口这样口岸城市的扩张，就可以看出端倪。但农村的破败，却没有因众多精英经营乡村建设而得到遏制。这样破败的乡村，大量沦为城市所难以吸收的流民，为革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尽管如此，到了这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已然是城市，尤其那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所谓的逐鹿中原，实际上体现为城市的争夺。这就是为何在战时可以选择乡村作为领导中心的中共，在打下天下之后，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新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一边倒，选择了一条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这种道路，在当时还被视为一种现代化的捷径，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看似合理的选择。这样的道路，是斯大林式的，一种以体制力量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道路。如果不加以强力遏制，势必造成空前规模的农民进城。虽然说，当年这个新生的国家，曾经尝试过放手让农民进城，以超常的速度实现赶英超美式的现代化跃进。然而，众所周知，这样的尝试，遭遇到了惨烈的失败，成千万的农民，又被迁回了农村。今天被人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恰是因为这失败，得以稳定和加固。

进入1960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由于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的缘故，实际上处于停滞。甚至还发生了两场逆城市化的运动，一次是三线建设，在非战争状态下，把沿海都市里的工厂内迁内地，在内地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平地建成工业新城。一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万的城市中学生，被迁往乡村，在农村落户。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是相当低的。但是，由于体制性地剥夺农民的结构，农村人口虽多，但发展水平却相当有限。大部分农村不仅没有公路，没有通电，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连拖拉机都没有，农业生产，还处于牛拉犁杖的水平。农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应该承认，由于逆向的城市化运动的存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文化人的数量，还是挺高的。一些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居然会有因为反右或者别的什么运动被发配下来的大学生，甚至教授。所以，一些有心向学的农家子弟，居然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农村的党政群团体制的完善，以及体制性的各种农村卫生站，农技站和供销社的存在，虽说现代化程度都很低，但的确可以保证农村的秩序。极个别领头人比较有能力的地方，秩序还比较好。只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农民普遍的贫困，低水平生活的基础上的。由于民国时期残存的乡村精英被彻底扫荡，所以，这种农村秩序的背后，传统已经消失，乡村的自治不复存在，在文化上，已然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个时代的逆城市化运动，并没有遏制晚清民国农村的衰势，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人的地位和待遇，严重低于城里人，所以，即使有政治高压和大力的宣传，反而使得人们更不乐意待在农村，只要有机会，就想跳出农门，进城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无论从时间视角，在历史上，还是在空间视角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的。涌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口岸以及发达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经提前让中国实现了城市化。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工人的构成，替代原来的产业工人，实现了工人身份的转换，而且众多服务业，也被他们改变。甚至相当的多的企业家，也是由他们转换而来的。如果说，改革将近四十年有什么奇迹的话，农民进城才是这个奇迹的真谛。所谓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其实就是进城务工农民提供的。

但是，此番城市化跟以往的城市化不同，以往进城务工的农民，很快就会变成城里人，即使头几代还是遭遇歧视，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可是，今天进城的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壁垒，哪怕已经在城里待到第二代，第三代，依旧还不是城里人。对于务工地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只希望农民做候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直到今天，一些人考虑解决失业问题的时候，还是考虑将农民赶回去。户籍的松动，到目前为止，还仅限于中小城市，主要是县城。事实上，进城的农民，尤其是那些把家人都带出来的农民，事实上已经回不了农村了，他们的第二代，连农活都不会干了，但他们却在城里待不下，孩子上学，医疗和社保，都在自己的原籍。进城的农民工，变成了城里待不下，乡村回不去的制度化游民。

与此同时，乡村已经严重空心化。有的山区，一个自然村一个自然村的空掉，剩下的，也是十室九空，青壮年都走了，只余下些老人和孩子留守。如果城里允许进城农民的孩子在本地上学，哪怕给他们留下点打工子弟学校，估计留守儿童也走了。农业生产，基本都是都是承包给承包人耕种。这些承包人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跟进城农民一样，也待不下来，因为政策不许。这样的话，承包人也没有这个心情，去善待土地和农村的环境，能尽快捞一把，就捞一把。

如果说，在改革前，农村的传统文化，已经只剩下些残余的话，那么，眼下正在消失的农村，原来的传统，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信仰和禁忌，如果还没有消失的话，也正在消失之中。

以往的城市化，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的线路进城的，进城之后，各个地缘派系依旧存在，比如上海的苏北帮，江阴帮，扬州帮等等。就业的行业和生活的区域，有相对的集中性。或多或少，原来在乡村的传统，还能剩下一些。跟自己的家乡，也能保持相对固定的联系。但是，今天的进城农民，最初也许也是按地缘路线走的，进城之后，就散了。农民原来的文化和规范，都是熟人社会的产物，一旦进入一个陌生人社区，自然就百无禁忌了。辛辛苦苦挣一年钱，如果还要回乡的话，除了赌博炫富，不会有其他事儿做。如果说，婚丧嫁娶上还能剩下些传统的形式的话，也不过是具空壳。

从理论上讲，只要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相对长的和平时期，就肯定会有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大批农民进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眼下的城市化高潮，此前存在了一个较长时间段的人为抑制期。然后突然爆发，势必过快过猛。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没有准备，以至于问题成堆，即使想解决，都一时无从下手。

当然，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农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人口密集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但衰落不等于衰败，更不等于衰亡。城乡的格局演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平衡点。到了这个时候，乡村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重建，获得新生。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最终走上了一条超快速发展高速铁路，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乃至衰亡，也就自然的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城市化，病是在乡村，但最终还是会波及整个中国，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