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玉树地震(转摘自新浪博客)

2010年4月9号，我登上了西去西宁的飞机，为了一个叫《深呼吸》的环保电影当雷锋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剧组就飞到了玉树，然后直接座车到了4200多米的治多县，晚上我们剧组全面高反，连我这样老上高原的人都会在半夜醒来，然后深呼吸，再睡去。 

4月11号，是我们在三江源开工的第一天，黄昏时分我们的导演，付勇老师让野狗咬了，手指骨折，当地县城居然没疫苗也不能做有效的处理。付老师估计说要截肢，这也太不贴谱了。于是我陪他从治多县座三个多小时车折回玉树州的首府玉树县。天黑了，高原的星空极美，当然付老师估计欣赏不了。到玉树之后，我的朋友帮我们拿到了玉树县唯一的一盒狂犬病疫苗。付老师立刻做了手术打了疫苗，朋友连夜安排他座车去西宁，然后飞回北京。付老师说我得替他做一部分导演工作了，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微博上开玩笑说，我准备不冒充摄影师改冒充导演了，我那时候还没想到我的冒牌导演生涯会那么短。

4月12号一早，我从玉树县赶回治多县，沿途只有一个大的镇子，司机告诉我那是隆宝镇，路左侧的湿地就是黑颈鹤保护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隆宝这个地方，很静谧的一个小镇，没想到两天后，我能和这里很多老百姓的命运发生交错。

4月13号的天气超级不好，先是大风，连我们摄影师的三脚架都吹倒了，一支镜头摔坏了，当时我还在担心3D的部分拍不了了。然后又开始下雪。当然，对于我来讲，这都是高原上常见的事情，不必担心什么。担心的是我们Red One摄像机的跟机员，他担心摄像机扛不住高原恶劣的气候。

4月14号，早上7点10分，我和大涛上了一辆破旧的越野车，驶上了通往索加乡的烂路，这的确是一条超级烂的路，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法感觉到30分钟后的那次强烈的地震。2点半到索加乡，通过卫星电话，我知道玉树发生了7.1级的地震，马贼告诉我，玉树90%的建筑都毁了，死伤惨重。这时候，我开始担心我们留在县里的兄弟们了，我要先回去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玉树，看看能不能帮助做点什么。回去的路上，我不停的打卫星电话，后来我知道也有人在不停的打我的电话。同时因为我是当时不多的在这个地区带着卫星电话的人，很多救援组织都在试图和我联系。

晚上的时候，我们企图去玉树的计划被隆宝镇到玉树之间的塌方阻住。我意识到隆宝镇可能是此次玉树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当时通讯、道路全断。我赶紧用卫星电话联系亚当，让他一边在新浪的微博上发消息，一边尽快找人通知救灾指挥部，告诉他们隆宝镇这边绝大多数房子都塌了，而且没有任何救援队伍到达。

找亚当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他在百度工作，掌握很多资讯，另外，他做事情也非常靠谱，上次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也跑去当义工，属于已知的热血青年。当时亚当不仅发了微博，而且还亲自打电话到救灾指挥部，不过，似乎当时隆宝镇的灾情还没有被重视，指挥部只说他们知道玉树县灾情很严重，大概他们也不相信会有人从隆宝镇发出消息来吧。这电话算是白打了。

值得庆幸的是，据说，新浪上的这个消息被我的朋友们不停的转发，结果被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李猛看到了，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前线指挥部，前指答应尽快派部队过去。后来想到，这大概是这次灾难中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4月15日早上，有人从玉树到治多，说明路通了，我们的剧组分成两部分，大涛提出要跟我去玉树救人，哪怕挖出一个人也行。而另外的三个同事希望继续拍关于灾难的纪录片。找车这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天我们赶回的时候，只用了一天的车，可是司机收了我们3天的钱，最后还拒绝送我们去玉树。不过，这次我们的运气很好，不仅顺利的到达了玉树，藏族司机说因为我来救灾，还少收了我们50块钱。

路过隆宝乡的时候看到已经有部队在那里救灾，还是比较欣慰的。

距离玉树10公里的地方见到果青砖厂，整个工厂全塌。40多个打工的站外路边，据说私人老板地震后晃了一下就不见了，现在没人管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怎么办。可怜里面还有6个小孩子啊，我把车里能有的吃的和水都留给孩子们。但求自保吧，根据我的经验，灾难刚刚到来的时候前几天都是但求自保，别人谁也指望不上。

然后就是进入玉树县城，到了之后我才发现，目力所及，玉树镇真的是绝大多数的民房都倒塌了，因为当地的民房多是土坯房，几乎没有考虑防震这挡子事儿，所以地震时一下就完全的坍塌下去。我在往山上走的时候发现实际上我就是在各家的房顶上走

后来我反思一下，玉树地震损失大很大一个原因是藏族百姓家多是土木结构的传统建筑方式，包括现在使用空心砖但很少用水泥的做法，抗震能力极低。如果下次地震发生在其他藏族聚集区，比如察隅、那曲、甘孜或者拉萨，灾情会非常相似。

又是一个灾区，说实话，我从来不太愿意表现过于悲惨的画面，不过，悲恸是在玉树很难不面对的事情。这家人的长者被埋在屋里，很多人在在帮他们挖，包括有一队从几百公里外色达县赶来的喇嘛，但最终得到的依旧不是好消息，兄弟俩抱头痛哭。

其实和汉族人相比，藏族人是相当看淡生死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两个藏族男人如此的失声痛哭。大家虽然很尽力，但是还是不能挽救这条生命，只能在旁边为死者超度，藏族人很在意死亡的仪式，因为死亡正是下一次轮回的起点。通常会让死者走得很有尊严。只是这时不会有煨槡的香气，也不会有象征飞翔灵魂的鹰鹫。现实的灾难太让人无奈而悲恸了。

不过，也不都是悲恸的事情。在半山，我遇到了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驾着炉子煮东西。这家人是不幸的，他们去年用挖虫草和做小工存的8万块买的新房，完全坍塌了；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地震时他们家的女主人在附近的寺庙转经，一家人包括爸爸和一对3岁的双胞胎兄妹，埋了4个小时，都被孩儿他妈带着邻居们挖出来了。孩儿他爸问我哪里可以领到帐篷，我沉默了一下，说，我可以每天想办法给他们送吃的上来，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帐篷的事情。

黄昏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凤凰卫视的主持胡玲同学，胡玲同学是被狗咬伤的付老师的太太，不仅聪明美貌，而且脸上总是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神态，善于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打成一片，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美貌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和大清皇家电视台的联播主持人们不是一个路子。胡玲的团队不能享受太多官方的照顾，只好由我们接他们落地，于是我和大涛替他们拖着沉重箱子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走，看着他们胖胖的摄像师穿着一个带滑轮的鞋在街头“小心的滑”，我想他要是没高反就见鬼了！

玉树海拔3700多米，和拉萨差不多。从第一天起，我几乎见到所有来救援和采访的的同仁们都有高反。其实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刚刚上来的时候不要剧烈活动，多休息，可以哪个救援队能上来歇着啊。所以，解决办法一个是从上高原前开始服用红景天胶囊，另外，多喝水，绝对不要想在刚上来前两天洗头洗澡也很重要，当然，我们玉树那时候也没条件洗头洗澡，反正我是十天没洗过，后来头发都立着。此外寒冷会加重高反，所以羽绒服、保暖内衣、睡袋都是需要的，救援者最好也带帐篷防潮垫。反正我是没想到会遇到地震，没带防潮垫，就在地上铺块帆布睡了几天，所以咳嗽的愈发严重了。

从胡玲他们住的地方回我们的体育场的路很远，路上尘土飞扬，不时有人拖着疲惫的脚步缓缓的和我擦肩而过。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前排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很沉默，我礼貌性的问家里情况。

“小孩子都死了”男人平静的回答，我心里像一下子塞进了什么。

车似乎无目的一样在路上慢慢的走，似乎不知道往哪里开。继续死亡一样的沉默。

我终于忍不住又问：“家里几个孩子？”

“三个……不过我们算好,有些人全家都没了……”

这时候，大涛从身边的后座上拿起一只躺着的小熊玩具，无言的望了我一眼，那一定是他们孩子最心爱的东西。心里真的是好难过好难过，实在没法再在车里座下去了，只好下了车。我转到司机门旁边，拉着他的手说：“生活慢慢会好起来的，你们还活着，我们还在一起”。

他沙哑的声音说：“我知道，我知道，谢谢”

然后车子又慢慢的离开了。

我呆站在人行道上想心事，一个当地警察冲着我大声吼着：“你站那儿干嘛，往外点，没看见那是危房吗……”。他眼睛红通通的，一定是好久没睡觉了。

4月16号，地震的第三天，山上的老百姓还普遍没吃的，大家都在挖自己家里的废墟，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上的。他们也不知道下山或许可以领到食品（甚至有少数幸运的人开可以领到帐篷）。

中午非常热，玉树的气候非常不定，晚上非常冷，通常在零度以下。白天中午则很热，帐篷里根本待不住。狂风不止，时不时会下雪，白天冰雹满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一天，我遇到了尕松求让，红旗小学5-2班的男孩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孩子，地震来的时候好多孩子都吓的躲桌子下面哭，“门打不开,我一把拉开门，让他们往外跑……我是最后一个走的”。他把班里同学带到操场后又带着几个男生去救低年级同学，据说有人平时打架厉害的很，那时候不敢去。尕松求让说话很腼腆，他的事迹很多我是从他们班另外一个叫格日拉措的女孩嘴里听说的。这孩子，真是了不起。我问他，那些地震知识是从哪里学到的，答：电视上。中国的电视工作者们真应该很欣慰。

因为都是在下面做具体工作，我也无从评级整体的救灾组织工作。不过我的确希望以后国家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灾区救灾品现场分配机制。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最乱的就是地震后3、4天的时候。各种不贴谱的小道消息终于开始满天飞。

16、17号大概是最乱的两天，开始不断传来有拦截救灾物资车的事情。我估计实情是，物资车没到目的地就让其他灾民“利用”上了，反正都是灾民嘛，给谁不是给啊。

我们已经能在街头遇到打劫超市的当地年轻人，抱着矿泉水从我身边飞奔而去。我手插在兜里，握着Gerber冰凉的手柄，默默的看他们跑远。我身上背的摄影器材至少比一辆奥迪A4或者宝马3系还贵，不过，我知道他们的目标不是钱，只是食品和饮水。换了我是灾民，如果我爸妈几天没吃没喝了，说不定也一样会铤而走险。

还有消息说有从甘孜过来的人专门从死人身上掳掠财物，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7号早上有个小姑娘跟我们说，好的东西都让镇长和保安先分了，她们家全是女人根本没力气抢，前一天她们好容易领了一帐篷又让人拿刀抢走了。现在只能继续不停的捡牛粪烧──牛粪现在倒满山都是。灾民真不容易啊！

其实玉树并不大，不过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县城中间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队和僧侣已经在发放食品，也不知道怎么才能领到帐篷。

不过，那两天的确我看到很多军人和救灾力量在主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帮助灾民，包括体育场上云南边防的军医们都在自己上山背病人下来救治，还是很令人敬佩的。每次灾难，最靠得住的还是部队。

另外，这次在玉树，我很荣幸能和中移动的员工们在一起。

地震之后，通讯设施破坏的稀里哗啦的。他们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因为地震破坏的设施能被修复而且畅通着，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因为余震不断，经常是刚刚把光缆修好，一阵余震，山上又塌方了，只能再重铺一条，如果实在山塌的太厉害，搞不定，就跑到对面，河对岸架条新的。

我住的帐篷里，铺了一块帆布，中移动集团的副总裁、青海移动的老总、副总、工会主席……都睡在上面，可见其他帐篷的条件还不如我们。每天我们帐篷里，来自集团公司、新疆、四川、陕西、甘肃……等等移动公司的兄弟们在帐篷里围着地图吃方便面、开会到深夜一两点钟，然后，我早上六点多起床刷牙的时候看他们又象蜜蜂一样撒出去抢修设备去了。

所以，这次我交到了一些生死的朋友，移动的兄弟们真不是盖的。

4月18号下午，我等到了张莉，张莉是我很多年的朋友了，凭一己之力在西藏为当地的孤儿和穷孩子办了一个福利学校，有100多个学生，这里面的坎坷就不说了，我原来还专门拍过一个讲她的报道专题。这次她是带着几个学生来玉树送救灾物资的，肯定都是她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张莉见到我之后，顺便晃了一下我们体育场里面的志愿者报名站，在那儿听说有一些孤寡老人在山上自己下不来，她就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背下来？”

“我们是志愿者啊”

“志愿者怎么了？”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啊！”志愿者的头头大义凛然的说。

我们都无奈的笑了，张莉很快带着她的学生们背了第一个老太太下来，送帐篷医院急救，再请北京急救中心的兄弟们帮忙送去机场。老太太说自己没有家人了，不肯一个人走，张莉于是立刻决定派一个她的学生陪着老太太去西宁，再打电话给西宁的朋友，要他们准备照顾这个老太太。

说实话，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和张莉在一起，因为她比我年纪还小，而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的确，她做事情总是太干净利落、太心无旁骛了，无论是办学校还是救灾，都能120%的投入，显得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志愿者”实在是太无能了。

不过，如果中国每个人都象她一样，中国早就是全球第一强国了。

我准备回北京了，没人可挖，伤员也运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更多实际的事情可以做，再待下去就太挤占灾区的物资了。4月19号的清晨，我又是例行的半夜咳嗽，终于连移动的同事们都扛不住了，说，咱们还是起来走吧，一看表，3：40，估计戒严撤了，于是出发。一路大大小小的雪，但路还基本通。18点到西宁机场，然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电话来了，说他们已经在准备第一批紧急救援物资了，应该回在两天之后到西宁，可能需要我跟物资去玉树，我是联合国儿基会的顾问嘛。晕死，早一天说不行吗？也好，就当打飞机回家洗个澡吧。晚上10点航班起飞，半夜，趁着夜色，晒得黑黢黢的我回到了北京。

4月20号，中午和UNICEF的同事吃饭，她先给我打了预防针，我知道下午要签一个类似遗嘱的东西，明确如果我不幸在灾区殉职，应该把我的抚恤金交给谁。嘻嘻，其实签这东西也没什么，不用联想太多。不过，那时候我的确回忆了一下我这辈子对别人做过的承诺还有哪些没有实现。

4月21号一早，我先去了协和医院，为了我的那个“百日咳”。尤其是地震开始的那两天，每天睡在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帆布，我的咳嗽愈发厉害了。医生说我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不过这个样子上高原则很危险，其实休息一段时间一定能好。唉，我都知道，可是我还能不去吗？大夫无奈的说，要不我给你拍个X光胸片，做个血常规，你带着，万一到那边感觉不好，可以在当地查一下，比照比照。晕死，可是我们玉树现在做不了X光啊，我前两天背下来的骨折病人都是送去西宁查的啊。我的大夫轻叹了口气，告诉我她给我开了强力的消炎药和一种难喝的咳嗽药，但我最好能尽早回来。

事后证明任何咳嗽药都是没用的，我每天依然要咳到两三点才能睡着，然后早上6点又有可能把帐篷里的其他人吵醒。而等我回到北京几天后，就痊愈了。

4月22号，早上5点饿着肚子离开家，再次出发，飞西宁，再转飞玉树。我明白UNICEF其实可能希望我能跟物资车一起上玉树去，毕竟我比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更有高原经验，而且我是UNICEF所有中国员工+顾问中唯一能讲两句藏语的人。不过我觉得当时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咳嗽的厉害，实在是不能再在路上折腾了，毕竟还要翻些高海拔的山口，这时候不能再冒充英雄。

10点钟我在西宁下飞机。去玉树的飞机已经不卖票了，只有救灾的人才会去那里，如果你在名单上就会发你一个没名字的登机牌，只要有飞机随时飞走。再次过安检，查证件的人说了句：去玉树的，安检的妹妹怀着崇敬的眼光给我安检，嘘寒问暖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用脱我的登山靴就通过了安检。11点又上了飞玉树的飞机，只剩7排座椅，为了方便运输担架。一小时后，我又回到了玉树。

下了飞机发现饿的不行，于是在候机楼里找部队要饭，一边吃方便面一边和战士们聊天。机场的战士们太不容易了，他们除了警戒，还要负责从飞机上卸物资，每20个战士负责一架飞机，20吨的物资要20分钟内卸完。有时候同时3架飞机一起到，可怜他们只有68个人。物资卸完了就要把伤员换上去。我倒，和人家一比，我们摄影师还真不算体力活了。

这次灾情，我唯一庆幸的就是一年前通了玉树机场，要不然，物资运上全靠公路，可真是太困难了。

在玉树机场落地的时候机上广播，大中午地面温度居然是零度，天哪，那晚上得多冷啊？！还有没有没住进帐篷的老百姓呢？一到玉树，赶紧上山转了一圈，这回不错，走了两天，老百姓基本都有帐篷了，很是欣慰。

  这天我又遇到新华社同行，吴光于，其实我刚刚到玉树的时候就见到过她顶着一个硕大的安全帽很显眼的穿梭在废墟上，只不过，我不太喜欢和官方媒体的记者搭讪。后来几天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心灵非常丰富的小姑娘，以后不论做什么估计都会很有成就。

4月24号下午，我跟着吴光于去学校里晃，路过消防中队门口，看到居然有个小卖部开张了，于是跑进去，吴光于说她很久没喝可乐了，可怜的孩子，说好几天没洗澡的时候都没那么让人同情，于是我们进去找可乐，顺便就和老板聊起来。听老板讲，地震来临的时候他和老婆两个人还在睡觉，山摇地动之中，他刚刚把老婆拉着座起来，头顶的空心砖墙就塌了，稀里哗啦的砸在枕头上，“再晚1秒钟我老婆就死了”老板心有余悸的说，语气很缓慢，仿佛在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他说，现在最怕的是从四川甘孜过来的康巴人会抢东西。另外，救灾帐篷是优先当地藏族人的，他们这样外来打工的汉族人则领不到帐篷。

我每天都在玉树痴痴地等待我们的物资车，但戈多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包括150顶72平米学校帐篷，可以容纳7500名学生，这种帐篷在汶川地震时派上了大用场。此外，我们还将为学校提供学生用具、黑板、发电机、防寒服、棉靴、毛毯和教学用具等。不过这批物资已经在路上走了很多天了，据说司机高反很严重。

其实这时候，我除了拍照片，已经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只能安静的等待物资车上来。晚上的时候依旧咳嗽的厉害，不愿意待在烟雾缭绕的帐篷里，坐在外面的长凳上，看着雪花纷纷扬扬落在iPad柔软的光幕上。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心情，其实来救灾于我很象休息，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可以安静入睡，而回到北京一切问题都要涌上来，虽然是一样大小的一张小床。但那仿佛并不是我的，还不如这个清冷的夜更真实。

25号晚上12点，终于我们儿基会的聂老师又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已经在来玉树地路上开了30多个小时了，经历了坏车、司机高反等等一系列的麻烦，最新的情况是他们在距离玉树40多公里的地方，帐篷厂家的人高山反应得快不行了，能不能找个救护车去接他们。晕死，北京120的兄弟们正好那天早上全撤下去了。只好又去麻烦中移动派车带着氧气瓶去救，这次又是送过付老师去西宁的传奇的蔡师傅载着我们风驰电掣的跑，座蔡师傅的车和玩电子游戏或者F1直播的感觉差不多，闪电一般的跨了通天河，过河之后蔡师傅遥遥一指：“那个村子就是高老庄，那儿的人都长着圆圆的大鼻子，和一般人不一样……”。不久，我们就截住了UNICEF的车队，给那可怜的孩子吸氧。然后再风驰电掣的送医院，那真是一个好长好长的夜……

最后，折腾了半宿，蔡师傅把我们送回帐篷区，认真的对我说：早点休息吧，你们都是好人，上帝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啊。所有人都乐喷了。

早上我们的四辆物资车到了三辆，终于开始卸货。我们UNICEF的聂老师是个超聪明的人，待人很好，但是说话很冲，气场很牛，能镇的住场面，根本不用我操心。结果我待得又是饿的不行，想出去买包饼干，才想起身上没钱好久了。饿肚子的滋味还是挺不好受的。想起郭德纲的段子：“我空有一座豪宅在，一面院墙30公里，有什么用……”当时想，回头等我回了北京，一定开着俺的奔驰把俺卡里那两千块钱全取出来，挥霍了！

第一次到玉树的时候我带了不少钱，不过陆陆续续都留给有灾情的百姓了。第二次上去的时候以为两天就回去，没带什么钱，而最后一点钱的去向则非常搞笑。那天在广场上遇到一眼熟的妇女，带着个孩子，居然是当年在拉萨认识的背孩子骗钱的大姐之一。

这个大姐的事迹曾经被我写进《那时西藏》的《虫草和骗子》一章，原文是这么说的：

“说到骗子，拉萨不乏一些靠游人的布施来发财的假喇嘛，还有一些专门从游客手里骗取善良的乞丐。和内地一样，西藏有些地方的人也有乞讨的传统。比如说在大昭寺门前广场一带流动着不少背着孩子的讨钱女能手，有时候你还可以看见她们聚集在附近的胡同里交流讨钱经验。我几乎每年都要上拉萨，对她们多少认了个脸熟，每年都可以看见她们背着不同的婴儿，眼中流露出逼真的伤悲，可怜巴巴的伸出手，嘴上还念叨着孩子爸爸死了，家里遭了水灾之类的（藏汉对照）。这样骗人的确是有些过分了，总不能孩子他爸都死了她还年年生娃吧……”

这次再遇到，也算是有缘，最后一点钱都给她了。临了，我问：“你到底有几个孩子？”

“三个”

“不对啊，我见过的就至少有3个，还不算你背着的这个”

“对，对，其实是有4个！”

喜剧结尾啊。

当然，更好的结尾还是第二天我们真的把帐篷和物资发到灾区的学校，看着孩子们在帐篷前面喜气洋洋的，我们还是还是觉得所以吃的苦还是有些价值的，特别是聂老师和小郝，他们千辛万苦的把物资运上来的，比我更有资格说这句话。 

不过，回到北京之后我真是感到身心俱疲。

另外，当我看到儿基会的赈灾宣传后，我依然很遗憾，我觉得我并没有发挥出我全部的能力。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了很多零散事情，但除了用卫星电话报了隆宝镇的灾情以外，对于灾区没什么大的帮助，只能寄希望下次灾难来临的时候我应该做的更好。

说到下次的灾难，其实并不是什么禁忌的话题，别说什么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之类的话吧。现在再不用任何政府和组织告诉我，下一次危机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能做到的只有等它到来的那天依旧不放弃希望。其实所谓希望也只是我爱的人都能安然无恙的活在这世界上，而我还能再次睡在灾区的帆布帐篷里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或许真到一天轮到我恰巧被埋在废墟下，也许会有象我一样的志愿者把我们救出来，让我能再一次投入救援工作，仅此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