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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mu按语：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在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同时，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挑战大自然，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最近，美国传染病权威 Fauci（福奇）和他的同事Morens在名刊CELL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发传染病暴发的展望，以下文摘是其中有关人和⾃然要和谐相处的部分）
长期以来，⼈们⼀直认为宿主转换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宿主A和B的进化亲缘性以及其传播准种的多样性，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 病原体机会（ pathogen opportunity）可能是宿主转换的主要决定因素（Anishchenko et al., 2006; Araujo et al., 2015）。从本质上讲，如果病毒有⾜够的机会，即使它对潜在宿主的适应性较差，也可以感染该宿主。这种认识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宿主切换是由机会驱动的，例如，适⽤于SARS和SARS-CoV-2(新冠病毒)、Nipah和Hendra，那么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将不仅需要关注传染原本⾝，⽽且还要着重关注⼈类⾏为，尤其是动物和⼈类的界限，例如在活禽市场中进⾏采购、野⽣⾁类的准备和食⽤、集约化农业/畜牧业、环境退化等其他⼈类⾏为（Allen et al., 2017; Carroll et al., 2018）。
如果我们要控制传染病的出现，则需要更充分地理解这些谜团（Dobson et al., 2020）。更完全地了解新型传染病的晦涩机制，能使我们能够通过以下⽅式预测其暴发的风险：1）监测和表征潜在新型病毒的分类群，包括亲缘关系可能最近的病毒，例如冠状病毒、肝炎病毒、沙粒病毒和丝状病毒；2）对可疑的⾼风险病毒类别进⾏深入研究，以确定合适的实验动物, ⽤于疫苗研发的保守表位，以及抗病毒疗法的准确靶点；3）在实验动物研究中发现潜在的⼈类传播机制；4）在诸如畜牧业、野⽣动植物接触、控制啮齿动物、病媒和蚊⼦/虱⼦等领域建立完善的控制机制；5）制定环境、⼟地管理、野⽣动植物保护/防控计划；6）利⽤病毒学、信息学和技术领域的新⽅法来了解病毒的进化，或预测疾病暴发的可能性（Allen et al., 2017）。
某些传染病的暴发反映出我们越来越无法与⾃然和谐共处。多个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和⼈群的拥挤导致了鼠类侵害和疫情，例如鼠疫、鼠伤寒和鼠咬热。正在肆虐的COVID-19 (新冠病毒感染)⼤流⾏提醒我们，如运动场馆、酒吧、餐厅、海滩和机场等⼈类住所和活动场所的过度拥挤，以及⼈类的地理迁移都在加剧疾病的扩散。
与⾃然和谐相处需要⼈类对其⾏为作出改变，还要作出其他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的根本性改变——重建⼈类⽣存的基础设施，从城市到房屋、⼯作场所、⾃来⽔和污⽔系统、娱乐场所和聚会场所。在这种转变中，我们需要优先考虑改变那些构成传染病风险的⼈类⾏为。其中的主要举措是减少家庭、⼯作和公共场所的拥挤，并最⼤程度地减少环境破坏，例如森林砍伐、激进的城市化和集约化畜牧业。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消除全球贫困，改善环境卫⽣和卫⽣状况，减少与动物的不安全地接触，从⽽限制⼈类和潜在⼈类病原体接触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几⼗年⾄几个世纪，许多致命的⼤流⾏性疾病要么不存在，要么并不是什么重⼤的问题，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
例如，霍乱直到⼗八世纪晚期才在⻄⽅国家为⼈所知，且仅因为⼈类拥挤和国际间旅⾏⽽发展为⼤流⾏。这种认识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为了在最近几个世纪内实现⽣活上的改善（很可能是⼤多数改善），⼈类付出了⾼昂的代价——其⼀就是致命性疾病的暴发。
即使我们不能回到古代，但我们是否⾄少可以借鉴那些时代的教训，向更安全的⽅向转变现代社会的发展呢？这是所有⼈都需要回答的⼀个问题，包括所有社会群体及其领导者、哲学家、建设者、思想家，以及重视⼈类健康的环境决定因素并希望做出改变的⼈们。
SARS-CoV-2(新冠病毒)处在⼀系列致命的微⽣物目录上，这些微⽣物对⼈类构成了巨⼤的威胁。它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类与⾃然世界的关系的本质、作出反应并调整适应。新兴的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是⼈类⽣存的副现象，也反映了⼈类彼此之间以及与⾃然的相互作⽤。
随着⼈类社会的规模扩⼤和复杂性增强，我们为遗传不稳定的传染原创造了无数机会，让它们前赴后继地涌入⼈类尚未填补的⽣态位中，⽽且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更⼤的空间。 ⽇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唯⼀新鲜的是，在我们如今⽣活的这个⼈类主导的世界中，⽇益⾛向极端的环境变化引发了来⾃⾃然界的强烈反对，且这种反对愈演愈烈。
科学必将为我们带来许多救命的药物、疫苗和诊断⽅法；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仅凭这些就能克服传染病愈加频繁的暴发和随之⽽来的致命性威胁。证据表明，⼈类终将引来如枪林弹雨⼀般的冠状病毒或其它病毒的暴发，⽽SARS, MERS和COVID-19只是⼈类先⾏迎来的几个例⼦。
COVID-19⼤流⾏已被纳入迅速扩展的历史性警⽰事件档案中，它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在以⼈类为主导的世界中，我们的⼈类活动与⾃然的相互作⽤极具侵略性和破坏性，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中，我们会不断激发出新的疾病。
在可以预⾒的未来，我们仍将处于⽔深火热之中。 COVID-19是⼀个世纪以来最深刻的警醒之⼀，应迫使我们开始认真的集体性思考——⼈们应该如何与⾃然界和谐共处，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发挥创造性，即使我们时常还会为⾃然界带来不可避免的意外。
Morens DM, Fauci AS. Emerging Pandemic Diseases: How We Got to COVID-19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0 Aug 15]. Cell. 2020;S0092-8674(20)31012-6. doi:10.1016/j.cell.2020.08.021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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