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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作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标准已经广为人知。上世纪90年代, 基于引用为基础的影响因子已经问世多年, 当时生物学研究如日中天, 在出版原著为主的期刊中, Cell (细胞)期刊的影响因子一马当先, 曾接近或超过40, Nature (自然)和Science (科学)期刊也有30，因此有CNS一说。
影响因子最早是在1960 年代初期由·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出的，它是一项使用引文评价期刊的指标。有10年，5年，2年的等等。现在多用两年的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乔治·伦德伯格 (George Lundberg)在1980s到1990s JAMA(美国医学会期刊)的主编, 他曾比较了当年领先的5个医学期刊:
“When we started, JAMA and the BMJ were roughly similar at around four, the Lancet was higher, and NEJ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were higher still”“当我开始工作时，JAMA和BMJ (英国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大约在 4 左右，Lancet (柳叶刀)高些，NEJM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内科学年鉴)更高些”.
其实, 当年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普遍都低, 引用最高的NEJM也仅仅勉强跟上第一梯队。但是, 时过境迁, 2022年JAMA的影响因子是157, 而 Nature, Cell, Science的影响因子分别是:70, 67, 64。即使在2018年, JAMA的影响因子早已超过Nature了。
Credit to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Lundberg当年决定努力提高JAMA的影响因子，他认为那些高知名度的作者或者机构将有助于提高JAMA的影响因子，从而提高其声誉。他指示他的编辑团队寻找有可能成为其他论文主要参考文献的研究，并试图吸引其作者向JAMA投稿。
按照Lundberg所说, 自从他在1980s 年代决定JAMA必须重视影响因子以来, JAMA的影响因子开始上升了，而且从未停止过。当然, 这个指数也成为多数学术期刊编辑的一种痴迷，某些人试图通过以不同方式对内容进行切割、混合和分类来获得最佳的影响因子。
尽管必须肯定Lundberg为提高JAMA影响因子所作的努力, 但是整个环境的变化应当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年，我们看到上述5个医学期刊都在影响因子上有很大的进步, Lancet(203), NEJM(176), 只不过BMJ(93)进步没有JAMA(157)大,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相对进步太慢(52)，但该期刊的体量不大。
然而，本人认为, 虽然30年来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增加了10倍到近40倍, 远远高于一般期刊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从医学影响力来说, 除了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从老二变成N+5外, 其它期刊的变化差别不大。
为什么顶级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在30年来进展如此快速呢？首先，我们近3年碰到了百年一遇的新冠大流行，把全世界的人力和物力都集中优先对付这个传染病，且该病周期短，研究易出结果，加上互联网大大提高了出版速度和引用速度。因此，大大提高了顶级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
但是，在2019年以前，顶级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已经大大增加了。或许它们更能反映正常年景的情况。首先，从1969年到2019年，PubMed 收录的文章从21万篇增加到140万篇。因此，引用也会大大增加。当然，这也反映在引用顶级医学期刊上。
自从医学上大力要求循证医学和临床试验，以及信息革命使收集，储存，分析临床数据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临床数据可以帮助发现和解决临床和健康的问题。近十多年来， 对临床研究的资助也越来越多了，临床科学家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发表的论文总量早已超过基础科学家，这个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引用数量和影响因子上。
世界上超过半数的研究论文属于生物医学论文。其中有不少精美之作登在CNS这三种期刊。但是，它们大多是体外试验或动物试验的产物，更多是提示新的苗头或新的研究方向，多年后只有极小部分被证实可造福于人类健康。
而上述顶级医学期刊包括许多临床试验，大型观察性研究，以及多个群体研究的荟萃分析等。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们往往更接近医疗和健康的地气，因此更容易被作为证据来引用。
当年，有人指出，引用和影响因子在研究评估活动中被大量使用，对研究活动的定期评估决定了部分预算的分配。因为实验室生命科学产生的研究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CNS期刊上，一个后果是优先考虑基于实验室的生命科学。因此，这种分配当时对临床研究基础造成一定的偏见和损害。现在，我们是否要预防另一种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