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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岳麓书院，除了介绍学院的发展历程，大部分展馆展示的是近代革命斗争史，上面所提到名人都有介绍，当然，也还包括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像孙中山、黄兴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的从事革命事迹介绍。这些资料从大陆出来的人，即便是不去岳麓书院，早已被过去的政治教育熏陶的差不多了，在这里用不着咱在这里再夸夸其谈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面所列的名人中，近代历史书籍对魏源的宣传甚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魏源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所著的《海图国志》要是当年被清朝政府所采纳，中国的民主事业，可能比日本还要早十几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出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序。魏源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东西缺乏群众基础。而同样一本书，同样一个理念，在日本很快就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就是中日之间的认识差异。
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著成。这一年对中国而言历史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实际上，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国人的心，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论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区。魏源试图通过该书向国人介绍国外的发展状况，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提出一些想法和应对措施来应对外界的挑战，而结果呢？是魏源的雄心壮志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成为泡影，他在《海图国志》中所提到的理念也未得到朝廷和主流社会的赏识和采纳。
1851年的一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查出了三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成违禁品克扣下来。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三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掀开了日本国内明治维新的序幕。一位早稻田大学日本历史的教授曾经跟笔者说过，日本明治维新的真正的启蒙人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
甲午战败后，国内有人痛惜未曾早识《海国图志》，称之为早读此书何以战败？其实从《海国图志》的命运就已看出两国的胜负。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使中国人苏醒过来，却让日本震动不小，《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中国比日本早接触十年，却一直在轻蔑、敌视和排斥 西方文化，而日本则是努力吸收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并广为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书的命运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的缩影。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魏源的《海国图志》的遭遇，人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历史转折关头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错身而过？它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大多数中国人从内心里不愿意照抄西方的东西，即便是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革命者不断把新理念拿出来，唤起民众的共鸣，革命成功后，他们大多又会按照自己熟悉的治国方法治理国家。西方的理念成为了敲门砖，门敲开了，砖也就没有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因为一时的社会动荡而抛弃整个5000来积累的精神文明，一旦社会趋于稳定，他们又会重新走到自己熟悉的轨道上去。这也同样揭示了即便在今天中国的商业社会里，成功地海龟都是完全按照中国的规律在办事，那些企图全照搬西方商业模式的人，一样会遭到惨败的结局，这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
好了，不说那么多的废话了，还是来看看一些图片吧。下面的一些照片就是介绍岳麓山和岳麓书院的。这里的东西不会有新增加的，除了增加了岳麓山东门入口以外，其余一切照旧。还有那上山的索道不知是哪年增加的，有了索道就可让任何人都可以登上山顶。
爱晚亭
爱晚亭位于岳麓书院后青枫峡的小山上，八柱重檐，顶部覆盖绿色琉璃瓦，攒尖宝顶，内柱为红色木柱，外柱为花岗石方柱，天花彩绘藻井，蔚为壮观。清乾隆 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山长罗典所建。原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据唐代诗人杜牧《山行》而改名为爱晚亭，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之诗意。
从岳麓山上看岳麓书院
放鹤亭
亭中方石碑上刻的是张栻(号南轩)、钱沣(号南园)游山七律二首，为晚清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所刻，题名“二南诗刻”。亭前石柱上刻有一付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
古麓山寺
坐落于岳麓山的古树丛中，是湖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始建于西晋。 该寺左临清风峡，右饮白鹤泉，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誉，现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寺由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观音阁、斋堂等建筑组成。 1700多年来，寺庙曾六度毁于战火，目前已经修复。寺院内保留的两株六朝古松，成为麓山寺悠久历史的见证。
俯看古麓山寺
长沙会战碑
据记载，“会战碑”建于民国37年（1948年），原置于云麓宫前，周边有阵亡将士名录碑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战碑”移至响鼓岭亭内，正
面篆刻“长沙会战碑”五字，记述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九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十八万日寇进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起抗日，英勇杀敌，取
得歼敌三万的胜利。穿石坡湖
岳麓山的进山道路
岳麓山的五轮塔以佛教最高塔式作为北伐阵亡将士的纪念塔。1927年，时任国民革命军西路总司令、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主建此塔，这年2月13日省会长沙各界人士在五轮塔公祭北伐阵亡将士，2月14日的湖南《大公报》、《国民日报》对当时盛况均作了详细报道。
忠烈祠
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下方，建于1939年，在原岳王庙基础上扩建，由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时任第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刘建绪主持，为纪念国民政府第
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而定名忠烈祠。占地5500平方米，进深二间。主体建筑歇山顶，黄色琉璃瓦，空花脊饰，内外均以花岗石柱支撑，宏伟壮观。祠内“允武且
仁”额，为刘建绪题，用谭延闿旧书墨稿。正面檐柱镌联：
“凭栏望七二峰峦，慷慨念同胞，浩气长存，岳湘增色；
此地瘗三千组练，登临来赫石，忠魂不朽，申甫重生。”
自卑亭
位于岳麓山下今湖南大学广场右前方。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由长沙郡丞赵宁倡建。亭名取自《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 必自卑”之句。1795年（乾隆二十四年）重修，1812年（嘉庆十七年）移建于登山通道中，即今址，使登山道路由亭中穿过，意使“登斯山者高山仰止，道 中庸也，极高明也”。麓山上原在半山道建有“道中庸”亭，山顶建有“极高明”亭，《续岳麓志》云：“二亭皆朱子题额旧址。久废”。康熙中巡抚周召南、丁思 孔先后重建，道光年间，为使二亭回复旧观，仍泐朱子题额坚于亭。兴建后的自卑亭与极高明亭、道中庸亭皆贯穿山道，构成岳麓山自上而下的一条视觉和交通轴 线，这是岳麓山风景建设中一种巧妙构思手法。亭为方形砖墙歇山顶，小青瓦屋面，四壁开辟拱门，简洁朴实，“自卑亭”三字古朴凝重。因民国时避马路于亭侧， 则原登山通道遂废。
岳麓山东大门
由东门登山可乘索道直达山顶
赫曦台
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常常很早就爬起来跑到岳麓山顶去看日出；看到日出就拍手欢呼“赫曦、赫曦”，意思是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后来张拭创台于岳麓山顶，名为赫曦台，明嘉靖七年知府孙存在建亭，后 ...
岳麓书院的大门，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御笔，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现在的大门建于明代，清代同治年间进行过翻修，采用的是南方将军门式的结构，五间硬山顶。
相传宋真宗执政以后，国家比较安定，于是采取了重文的政策，他听说岳麓书院的办学很不错，又听说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于世，于是便召见了周式并准备留他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着岳麓山院，坚拒不从，真宗被他的精 ...
岳麓书院的二门 在二门的门额上悬来“名山坛席”匾，这里的“名山”反映的是南岳衡山，因为衡山的72峰，回雁为首，岳麓为尾，“麓”为尾的意思，即南岳的最末一峰。岳麓书院因山而得名，岳麓山也因为有了岳麓书 ...
岳麓书院御书楼 御书楼是体现我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 ...
文庙牌楼
位于书院中轴线右侧的文庙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虽屡毁屡兴，其建筑格局未变。 牌楼为明清建筑，左右各一，南北相望，四柱三层，由花岗石砌 ...
文庙照壁及孔子铜像
照壁也称照墙，是文庙大成门外对着大门做屏蔽用的墙壁，现存照壁为明清建筑。照壁前的孔子铜像，是1996年香港孔子教学院汤恩佳先生捐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