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认罪”到底羞辱谁？/何清涟

为了政治恐吓，让陷入囹圄之人央视认罪，是北京从去年开始频频使用的无耻招术。最近迫使高瑜女士央视“认罪”，还试图将这种无耻做法施之于徐友渔先生，被其义正辞严地拒绝。看到这条消息，不由得为这位昔日的老朋友叫好，同时也想剖析一下，这种无耻招述到底羞辱了谁，对北京政权的命运来说预示了什么。
    
    *羞辱国民的统治者必被抛弃*
    
    中国历史悠久，兴亡治乱的经验不少。远的不说，就以明清两朝来说，教训最大者莫过于以下这条：朝廷摧残子民尤其是士子人格，最终到了朝廷生死存亡之际，朝廷必被臣民弃之如弊履。
    
    中国自古以来，只要不是暴君昏君当道，都还懂得“士可杀而不可辱”之理，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及毛泽东这两位农民皇帝特别喜好羞辱士子，朱元璋将廷杖大臣设为制度，毛泽东两手并重，既贬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又对其施之以羞辱性的“思想改造”。
    
    廷杖之刑据说始自隋文帝，元朝皇帝好用此法，但只有朱元璋将“廷杖”制度化，大臣一言触了龙鳞，无论其品行学问如何见重于当世，朱家皇帝都立马扒下裤子，在满朝文武面前公开行刑。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让遭受廷杖者承受极为残酷的肉刑之外，更在于羞辱士大夫，让受刑者承受一种锥心之痛：别太将自己当回事，朝廷用你，有如用条狗，服务得好，赏你一块骨头；敢跟皇上说什么逆耳忠言，让你颜面丧尽。对旁观者来说，当然是起“教育作用”。
    
    中国士大夫既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仕途意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即使在视君道为天道的古代，孔子都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说法稍晚被春秋战国时人豫让发挥为“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成为古代读书人均知的名句。
    
    宋明两朝倾覆之时的历史，就是孔子“君礼臣忠”的诠释。南宋小朝廷被元军追杀，最后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国者不知凡几；文天祥宁死不降，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明朝最后几年，股肱之臣多有投降者，比如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崇祯最后煤山上吊时，随行者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太子朱慈烺连投奔外祖父周奎，都被拒之门外。几百年间，同样面临朝廷倾覆，为何宋朝大臣死于国事者多，而明朝却从至亲外戚至股肱大臣，纷纷投降做了贰臣？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可不察，即两朝对待士大夫的不同态度。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尽管宋朝已经不象唐及以前那样礼尊士大夫，但比起明朝还是要优渥很多，比如宋太祖立下誓约，将“不诛大臣、言官”作为祖训立于太庙，当然更不会用廷杖这种方式恶毒羞辱士大夫。也因此，宋朝倾覆之际，多有殉国之臣；而明朝灭亡之际，且不说皇陵被掘、少有殉国者相随，就连落到农民军手中的朱家子孙，死得都特别悲惨，比如福王传说被做成“福禄汤”。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其恶毒残忍更是超越了朱元璋。说起来虽然没有将人肉体消灭，但把诸多无辜之人流放至莽荒之地，让其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苦挣扎求存，并被迫承认有罪的漫长“学习改造”过程，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凌迟。对与一同革命的老战友，毛也极不人道，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遭遇可作为佐证。毛泽东得到的报应是：他死后几十天，其妻侄尽入牢狱，而密室策划者就是他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等亲信。
    
    *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为寇雠*
    
    能够被施以“央视认罪”者，在统治者眼中，当然还是“人物”，有社会声誉可毁之，对民众有教育意义可挖掘之。“文革”时枪杀林昭，政府居然还不忘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如今先后让好几位中国人先后“央视认罪”，占用了黄金时段，居然没让“认罪者”交付那每分钟价值几万几十万的广告费，真要算是主子对国民施以“浩荡洪恩”了。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在所有机构前均冠以“人民”二字的本朝政府，与人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国有三宝，曰土地，政事，人民”。古代思想家都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孟子除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论”之外，更是将君臣关系视为一种双向的义务责任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唐太宗李世民则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视为“舟水”关系，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反叛，基本上是统治者竭泽而渔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个朝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其与人民的关系，均可与本朝相类比，那就是清朝。清朝始终严守满汉分际，视汉臣与汉人为家奴，认为天下就是八旗的天下，汉人只是缴纳赋税的供养者，汉臣只是为皇家及勋贵服务的高级奴隶。即使到了清末，这一观念一直未改，慈禧那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就是这一观念的表述。到了不得不准备立宪之时，成立的也是皇族内阁——这与本朝红二代认为中国是其父辈革命挣下的“红色江山”；在外援上很大方，对本国民众很吝啬都很相似。
    
    清廷既是这样对待家奴，家奴们在心里也视朝廷为外人，于是先有孙中山借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调动汉人的民族感情，参与推翻满清王朝的大业。
    
    以上事例，是想说明，只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就不会尊重被统治者（包括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失败者）的人格、财产，想剥夺就随时剥夺；人格、财产本是人类立身之本，既然都可能随时被褫夺，被统治者除了在高压与利诱之下的顺从之外，内心也不会尊重统治集团的规章律令及一切说教。如今的中国统治集团，除了视土地为敛财之源以外，政事只剩下维稳与敛财；人民只剩下纳税功能。那些不能纳税的贫困人口，基本上被当作“负资产”看待；各种为了争取权利的反抗者（包括徐友渔等在家里私人聚会纪念六四）都成为“寻衅滋事”。其实，1989年“六四事件”，借助于当时外国记者的现场报导与各种录相，早已天下皆知，目前除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内地之外，连特别行政区香港每年都在举办各种大规模纪念活动。这种情况下，北京当局强迫徐友渔“央视认罪”，除了自暴其愚其蛮之外，羞辱不了徐友渔，只能羞辱统治者自身，说明北京当局除了想掩盖这段根本无法掩盖的血腥历史之外，自绝于文明世界。
    
    央视认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体制性防卫过当。徐友渔等人，在中国的批评者与异见者当中，是最温和的一派，近年与他共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有段时期高调主张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当局连这种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能容忍，对这种建设性批评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视认罪“这种羞辱，其下场如何，利比亚卡扎菲算是不远之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