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贫农的女儿高举“打倒毛泽东”的标语闯中南海 ZT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问题。在会议后的七月三日，毛到北戴河避署去了。这时候，北京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过这名青年女又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拷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讯问，口供笔录取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说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报到我们工厂去查问。
    
    问：你的同伙哪？他们在那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样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一九五六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社食堂，他们日子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
    
    今年五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 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身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
    
    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身，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遮下体呀，（呜呜 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
    
    第二天一早，要我去离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
    
    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GA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讯问口供缮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 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
    
    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这个湖南辣妹子说的情况使他大为震惊，使他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从那以后，毛泽东吃饭饭不香，喝茶茶无味，睡觉觉不着，毛的健康状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
    
    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但刘少奇接手工作后，没有对毛泽东的让贤行为表示感谢，第一件事竟然是和邓小平、彭真等人一起“劝说”（其实是逼宫）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竟然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很生气。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见此情况，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泽东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令人同情和可怜，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为了改正自己大跃进的错误，让刘少奇等同志去放手工作，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全面领导全党全国的工作。可刘少奇在接着的发言中，照样没有感谢毛主席的让贤举动，反而有些刺耳地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本来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个湖南人配合的是很好的。他们一起清算了王明集团，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也成为了二把手。刘少奇也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解放初期，尽管刘少奇和毛泽东在治国方略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比如在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和是否大力推广互助组的问题上）， 但只要毛泽东一批评，刘少奇就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此才没有让“高岗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保住了自己二把 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反右斗争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在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过程中，行动上都是紧跟毛泽东的 （思想上是不是紧跟就不知道了），因此毛泽东很满意，很放心。作为奖赏，也可能是从培养接班人考虑，于1959年4月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职务让给了刘少奇。
    
    但一年多以后的一次湖南辣妹子事件，却成了两个湖南人关系的分水岭。中国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太阳，一个是退居二线的毛太阳。
    
    附：
    
    刘桂阳，女，中国湖南衡阳县人，中国共青团团员。祖宗三代贫雇农。1960年时，她在鲤鱼江火力发电厂当运煤车间工人，听说家人吃不饱，村里饿死人，1960年7月26日上午，她在中南海北门外请愿，将12条标语贴上中南海的红墙，内容包括「消灭人民公社」、「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因此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入狱五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销判决等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刘桂阳被重新收监。1969年3月16日，资兴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小组对刘桂阳作出了维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监，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3月3日，鲤鱼江电厂根据刘桂阳的请求，向资兴市人民法院送交了一份建议重新复查刘桂阳案件的报告。资兴法院第二天立案审查，3月13日作出了宣告刘桂阳无罪、建议恢复工作的复查报告。4月4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资兴法院的复查报告正式判决撤销了对刘桂阳的有罪判决，后来还重新安排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