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海仲裁案”(三)/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

“洞见”轻学术沙龙自由提问环节   

主持人亚云：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
宋XX：谢谢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菲律宾新总统会对南海问题有何影响？会改善还是把中菲问题弄得更严重？

王江雨：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菲律宾的新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强的投机心态，就是他要看好处的啦。前面我讲过，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这其中大有可以交易的成分，菲律宾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如下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中国跟他的双边谈判中，从中国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包括一方面帮助他经济发展经济援助的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南海的争议，尤其是黄岩岛的争议，中国能够做出多少让步，比如说允许他的渔民去捕鱼；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呢就是美国的压力，单纯从中国这里取得好处，但是美国给他压力，他也是撑不住的。

蔡XX：谢谢，我想问我们声称的历史性权利国际认可度有多高？

王江雨：谢谢，这个关于历史性权利的问题。国际认可度说实话不很高，当然这个不是说单单对中国的主张的认可度不高。而是对历史性权利说法本身在国际法上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国际法论述、literature本身就很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胡伯法官(Huber法官)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Palmas）中提到的几句话而已，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国际法学家的说法，但它不成体系。所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际上没有提到过历史性权利的，如果你了解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没有说什么historical right，它只说historical title,你对某些地方有一些主张、权益，但并没有提到历史性权利本身。说实话中国政府自己从来没有正式提过历史性权利这个说法，你去查中国政府的主张，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他都说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从来没有历史性权利这个正式的说法。关于历史性权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不光中国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当然是有历史性权利的，但是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毕竟他们的人民也是在那边生活很久了。当然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肯定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原因在于中国有文献，而其他国家像越南、菲律宾的文献是不足的，中国的文献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当然那个时候帝制时期，封建时期有没有主权这么一说是另当别论了，但中国对南沙的历史性记录是最多的，就是说中国的documented evidence最多，这是中国的强项了。

娜XX：谢谢王老师！我的问题是：各国为了实现对南海岛屿的实际占领都采用了哪些手段，中国的手段真如周边国家所说是最强硬的吗？

王江雨：关于对南海的实际占领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呢，七十年代的时候，越南占了很多，菲律宾占了很多，手段呢就是建高脚屋，派兵驻守、修跑道，其他国家都干过。我自己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指出说，说你不能指责中国建人工岛、修跑道的行为，其他国家早就做了，越南还一直在做，最近一次是几年前。但是，中国做的规模最大。中国做的规模非常大，你在一两年内做的，人家几十年做的东西加起来再乘以几十倍也没有你干得多，所以这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但是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跟其他外国朋友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理由去指责中国，在性质上讲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中国。

陈XX：老师能不能讲讲日本在南海争端的主要做法和动机？

王江雨：关于日本的主要做法和动机，日本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始终是追随美国的，现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升级了，日本追随美国追的就更紧了。所以美国既然这样做，他就会积极配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心，这几年非常的明显，伴随着它失去亚洲经济第一的亚洲老大的失落感，日本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尽可能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去败坏中国的一切事情，大到去构建民主之链，民主之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遏制中国的扩张野心，小到去争个修建高铁之类的，日本这几年展现出来是“能坏事就坏事”，几乎成为这几年日本政策的惯性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是搞国际关系的人的自然的猜测了，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希望在减缓的战略上牵制中国，因为日本与中国主要还是钓鱼岛问题，所以就是在南海把中国纠缠住，让你陷落在那里，你就无暇顾及钓鱼岛问题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船只在东海频频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一种反牵制。

主持人亚云：其实我也想问一个自己的问题：这次南海仲裁案，给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有哪些反思和启发呢？

王江雨：谢谢大家。关于亚云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两句。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虽然南海问题上仲裁案我们陷入了被动，但是对中国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的研究是所谓的一个unintended benefit，一下子使国际海洋法成为显学，今年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年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得益于亚云他们创办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功劳，我也看到很多报道，包括好多中国搞国际法的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听到了许多说法。显而易见，国际海洋法现在成为一个热点，连带着国际法研究整体跟着也受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五到二十年后，中国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时候你就可以派出一个强大的国际法团队去解决中国面临的任何国际法层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对国际法本身是很好的，有一点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思！

陈XX：可否请教王教授一个技术问题，仲裁庭仲裁员现有组成成员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

王江雨：对于仲裁庭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国内以前有几篇文章，甚至是官媒的文章，有一些说法都不是很得体的。当然，任何仲裁员，任何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家国感情，宗教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国际法学界的专业人士，他对这个专业基本的规范，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伦理是会有一个共识的。那就是说国际法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专业修养相当高程度的，包括这几个仲裁员在内的，他专业本身，行业本身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职业伦理，基本的职业自尊，都要求他要根据法律本身，要实事求是地去审这个案子，所以总体上讲我对这几个仲裁员个人的操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或者出于我刚才讲的几个原因，有强烈的偏见，你也可以看他们发表过的文章，看他们过去裁过的案子，他们中有几个人过去裁过一些很有名的案子，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很公正的。而且你去看庭审的笔录，我前面说过因为中国没有派人出席，所以对于菲律宾一方代理人提出的观点主张里的法律缺陷，仲裁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穷追猛打的，是非常犀利的对他们提问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作用了。因为中国没有参加，所以很难对他们的观点有直接影响。目前看不出来这几个仲裁员在专业上，职业态度上会对中国存有偏见，绝对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至少在我看来。

柳X：王教授，还想请问一下，有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来管理南海，您觉得适用性多大？有什么挑战？辛苦教授了。

王江雨：关于这个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的问题，北极理事会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特点在于北极本身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主之地。当然，加拿大、俄罗斯等北极周边国家现在都开始提出自己的声索了，北极理事会虽然它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能够说得到一起去的，所以他们的运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南海的问题上，各方的主张冲突比较大，这些冲突还是需要磨合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的任务是平息事态，第一是不要让冲突演变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去损害和平；第二，就是不要让它损害你的长远利益，比如说中国应该明白自己和周边国家的长远利益，远亲不如近邻，你的长远利益是实现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你把它绑上你经济的战车，让它成为你经济的后院，那么很多问题到时候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提出一个南海战略，就是你在南海要实现什么样的长期的战略目标，然后你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是什么，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很多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失误，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提高。(完)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全球眼举办的“洞见轻学术沙龙”的讲座整理。其中部分曾首发于FT中文网，原文链接见“阅读原文”。录音整理: 娜娜、苏七块、Alexandra Ma     统筹：浪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