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拷问“挂靠关系”/教授 程惕洁

     轰动海内外的《炎黄春秋》事件，日前又有新的戏剧性发展：由社长杜导正老人签署的“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脱离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义正言辞言辞，有理有力有节，给非法滥权者以有力回击。

   另据报道，郭道辉、江平、李步云、高锴、熊文钊、何兵、张千帆、徐昕等十多位中国著名法学专家，8月2日参加莫少平律师所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诉中国艺术研究院案专家研讨会”，多方位探讨诉讼案的法律根据和斗争策略。事件发展的破朔迷离，让我有五味杂陈的感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个感觉是杂志社的《声明》痛快淋漓。措辞犀利，法理齐全，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断然宣布解除与艺术研究院“挂靠”关系，从而把霸占杂志者的文革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他们的后台多麽强硬，也不得不面对舆论谴责与法律追究的双重拷问。
  《声明》提到的某些细节，比方私刻公章，盗用密码，强夺财物等恶劣行径，跟文革狂潮中的打家劫舍如出一辙。前些天有人说“小文革回潮”，我还还反驳言过其实。如今丑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网络视频，历历在目，不由你不信。

   这篇《声明》的措辞和行文非常专业化，加上法律专家们的参谋指点，为下一步进入司法程序的实际运作准备了扎实的前期铺垫。司法体系只要多少还顾忌脸面，很难继续拒绝受理。只要立案开庭，这桩纯粹的民事纠纷，不像郭伯雄等案件那样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当局难以继续封锁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及评论。无论庭审结果如何判决，对国人都是一次难得的普法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炎黄春秋》作为历史公案，不仅在中国新闻史，而且也在中国法制史，留下深深的印痕。

   第二个感觉是对杂志命运的深切同情。《炎黄杂志》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之一，喜欢的原因除了它秉笔直书的精彩史论之外，更佩服它在体制夹缝中生存发展、屹立不倒的顽强生命力。只要随便扫一眼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报刊摊档，看看那些花红柳绿、低级庸俗的八卦刊物堆积如山，经营惨淡。即使有人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背后拼命维持，销路也不乐观。反而倒是一家严肃的史论期刊，封面平淡无奇，没有广告，居然发行奇好，经济效益令人羡慕。在人们抱怨读书风气日渐凋零的时代，这不有点奇怪吗？

   为此我常常纳闷：这样一家广受读者欢迎的民办期刊，在任何稍微正常一点的文化市场上，都会成长为参天大树。但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她的地位和处境会如此悲惨？竟然像一位长期遭受家暴欺凌的小媳妇？在忍无可忍之后，不得不用“脱离关系”的方式，宣布跟那个原本不爱的“丈夫”“离婚”。如果站在婚姻角度看待这桩“离婚案”，但凡有点人性的法官、律师，大约都会“身不由己”地站在同情弱者的一边。

     第三个感觉是对艺术研究院及其后台的鄙视与愤怒。怎么能在高唱“以法治国”的二十一世纪，还能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违法乱纪行为？问题的总根源，应该出在那个不伦不类的所谓“挂靠关系”上。这不得不追溯到邓小平时代一度盛行的“变通策略”，也就是“打左灯，向右拐”，胡乱编个名堂，搪塞一下舆论，只要能把想办的事情办成就好。至于法理依据何在？逻辑上能否自圆其说？都不用去管，谁要是较真“死磕”，就用一句“不争论”给顶回去。问题是：当年凭一帮老人的权威，搪塞过去或许不难，但二十几年以后，老权威逐渐凋零，再也没人能用“不争论”来摆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了。《炎黄春秋》目前出现的僵局，正好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迁。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和胡德华兄弟，已经出面为《炎黄春秋》依法维权。胡德华说的好：“现在在倡导依法治国。如果是讲道理讲不通，就要诉诸法律。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的，还是维护正义的。所以我们用法律作我们维权的武器。如果说我们不走法律，走别的路子，比如说找更大的官，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做法。”从目前迹象看，无论体制内外，支持炎黄以法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号称“艺术研究院”的文化打手，如果还能有一点“研究”能力的话，就应该首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夺权计划有什么法律依据？有多大的成功机率？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今后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如何收拾？等等。

    即便你们跟“艺术研究”不沾边，只不过是一群头脑简单的权利寻租者，也不妨为自己的前途和退路想一想。假如你们的后台头脑发昏，推出你们几个卒子冲锋陷阵，过后一看势头不妙，马上又拿你们做挡箭牌，当牺牲品，说那是你们自作主张，盲目蠢动，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即使能侥幸逃过法律制裁，那时候你们的脸面往哪里放？还怎么继续在文化圈子里混饭吃？

    第四个感觉是对所谓“挂靠关系”这个怪胎的莫名其妙。“挂靠”是个什么概念？属于“领养关系”？还是“联姻关系”。如果属于“领养”，有“父子长幼”或 “上下级”之分，那领养者对被领养者，起码也得尽点关怀、抚养的义务吧？怎么能不闻不问，一分钱也不投入呢？既然不出钱也不出力，怎么还有脸以“上级”之，凭借暴力去霸占原本属于《炎黄春秋》自己劳动挣来的家业呢？要看当初两家曾经签署过的“协议”，好像这种“挂靠”又有点像拉郎配，不管是自由恋爱也好，父母包办也罢，好歹也算一种两厢情愿的结合吧！

    既然如此，那个合作协议就有点像“婚约”的含义，男女双方属于平等关系，不是什么上下级。如今细读“脱离关系”的《声明》，越看越像“解除婚约”的宣言。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奇怪“联姻”，恐怕走遍全球，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联想到类似的“挂靠关系”很普遍，比方类似的民办刊物、网站、公益团体、非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等等，几乎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民间开办的社会团体，都“被挂靠”在某个官方机构名下。据知情人私下透露，所谓“挂靠”多数图有其名，仅仅有个名义而已。少数可能有利益输送之嫌，个别是找个私人关系的靠山，一旦有“大盖帽”以执法名义找麻烦的话，有人会出来摆平。从制度层面讲，这种安排导致民办机构“妾身不明”，于是才闹出艺研院对《炎黄春秋》非法夺权与霸产事件。

   第五个感觉是对诉讼结果虽不乐观，但仍有所期待。我对中国现行法制跟法治没什么好感，更谈不上信心。只要看看维权律师、上访冤民、家庭教会，以及暴力拆迁户们，每天的日子怎么过，就让人无法对《炎黄春秋》的诉讼前景盲目乐观。资中筠老人已经为《炎黄春秋》写了《祭文》，读来催人泪下；杜老更说出了“五不怕”的豪言壮志，有如此悲壮的“玉碎”思想准备是完全正常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话又说回来，对于“救党派”老人全力以赴的依法维权，我仍然乐观其成，因为它毕竟代表了中共党内健康力量一息尚存的冷静思考和最后拼搏，也不能说诉讼必然以失败告终。在政局破朔迷离的情况下，什么可能性都存在。成败得失，端赖健康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博弈结果。

   如果艺研院一方得逞，有可能把非法夺权漂白成“正确领导”，被“合法化”的夺权模式於焉扩散，全面引发民间社团的灭顶之灾。反之，如果《炎黄春秋》胜诉， 则有可能导致全面反思“挂靠制度”的利弊得失，从而推动新一轮与国际接轨的“拨乱反正”，最终为民间团体争取到真正独立的“财团法人”资格。后一种可能性虽然渺茫，但值得一试。

毕竟，历史上有许多英雄壮举，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结果。衷心祝愿《炎黄春秋》维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