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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古巴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处决。
之后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陆媒曾披露,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他曾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炸毁纽约城;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因而即使在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而这一切也与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对待人类的态度如出一辙。
切·格瓦拉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
50年前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欲用核弹炸纽约
据学者胡泳发表的题为《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一文披露,45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
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
成为杀戮机器
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切·格瓦拉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Motorcycle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厌恶人”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
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
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切爱人类,但厌恶人。”
马克思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切·格瓦拉对待人类的态度与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如出一辙。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他说人类是“人类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在马克思写的剧本《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马克思不仅恨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他大谈“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对于众多国家,他所表达的只有恨,没有爱。
马克思在其1848年的《新年作品集》中,写到“斯拉夫贱民”,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他认为,这些“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除此之外,命运再没留给他们什么了。又说:“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不仅将消灭反动阶级和王朝,还将让所有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这就是进步。”“他们的名字将湮灭。”“一个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会中进行。革命不会在乎它毁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会在乎它毁掉的房屋一样。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势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消灭。”
马克思很清醒:在撒旦要消灭的全人类中包括他自己,他在《苍白少女》一诗中写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共党使命:“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
共产主义的另一位名人Bakunin(巴枯宁)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
共产主义的热烈支持者,Bruno Bauer(布鲁诺•鲍威尔),对摧毁恩格斯的基督教信仰起了重要作用。像恩格斯一样,Bruno Bauer起初是个虔信者,后来还成了保守的神学家,对批评《圣经》的言论进行反击。之后,他转而激烈批评《圣经》,并成了唯物主义基督教的创始人。
他的教义坚称耶稣是凡人,而不是神的儿子。1841年12月6日,Bauer给他的朋友Arnold Ruge(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写信道:“在这里,我在大学面对广大听众讲课。当我在讲坛上说出那些亵渎神的话时,我并不认识我自己。这些话太厉害了,那些孩子们听得汗毛倒竖。当我说着那些亵渎之言时,却记起我是如何在家中虔诚写作、为《圣经》和《启示录》辩护。可是,经常是我一登上讲坛,一个很坏的魔鬼就占据了我的身体,而我是如此虚弱,被迫向牠投降……我只有成为公认的公开鼓吹无神论的教授,才能满足我的亵渎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