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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科贵族和理工科奴才》一文中,笔者贩卖了如下理论:人的性格不同在先,性格不同而有“专业”选择的不同,然后又有人生选择的不同。这个理论虽然原则上无比正确,但是缺少深度,没有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因素就是:中国人的脾气--当然不是随便哪个走在街上的中国人的脾气,而是某些中国人的脾气。再具体点,笔者要说的,是不少有性格,有气概的中国人,跑到海外,不光没有失去自己的脾气,反而把中国人的脾气发扬光大了(可能部分也得感谢所在国的坏境),以致于让周围一些被大大地美化了的老外们,相形之下,倒是显得奴气十足,提不起斤两。我说这样的话有无根据?笑话!乐子说话,从来就是以论据扎实充分著称。
笔者的一个堂兄,执教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早早地爬到了正教授的高位(那可是正牌的终身教授,是中国人中奇怪地别称为“终身教授”的副教授的上司)。他曾告诉笔者两件事。第一件涉及教授。至今,堂兄参加了七个助理教授的年度及中期(通常指工作后第三年)评审。其中两个中国人,五个美国人。两个中国人,一个相对强些,一个相对弱些。令堂兄印象深刻的是,两个人脾气一样。前者对堂兄说:“实力说话,拍什么马屁?”后者对堂兄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反观那几个美国佬,评审前皆一个个猫着腰敲门来打招呼,满脸堆笑,阿谀奉承,一付奴才嘴脸。[其实呢,这话说得有些过重了。这两个中国人的行为,也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解释,除了说明他们是外国人,其它可能不能说明太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含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培养出了不少无组织,无纪律,不尊重“规矩”的“开拓型人才”。美国呢,虽然政治上是民主国家,但在工作场所,规矩森严;因为涉及到饭碗,大家都小心奕奕。不光中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都深深感到美国人的不自由。]
第二件涉及学生。堂兄的一门课,有文科学生,也有理工科,商科学生。每个班里也总有一些中国学生。总的印象和在国内时一样:学文的傲气,学理工的呆气,学商的--咳,让他们自己说什么气吧。还有就是,每个班里总会有几个grade grubbers, 期末闪进教授的办公室里拍马屁,希望能骗个好分数。堂兄注意到,中国学生中,grade grubbers 非常少,至今他只遇到过一个。曾有几个中国学生,成绩糟糕,堂兄原来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中国教授的情面来求情。结果,来求情的,不是白脸,就是黑脸,没有一张黄脸。堂兄看到的,是这些中国学生更加拚命地默默努力,靠自己的实力过关。[中国新近出来的留学生,你能清晰地感到比老留学生要有底气得多。兜里有钱腰板挺;还因为在国内严酷的竞争条件下摸爬滚打过,他们有一份“一定会比别人干得好”的坚定的自信。中国学生总体上,确实也出色。]
堂兄讲的这些中国人,出国前都是在国内受的教育。笔者怎么没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丝奴气呢?我想啊,除了这些中国人本身素质好以外,是不是可能也与所谓的“民族气节”有点关系?笔者认识多位身上有着沉重民族气节的海外中国人。他们心里普遍有一个“我是中国人,你狗眼看人低看我不砸你”的自尊情结 (也有人说是自卑情结--见仁见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从这些 “有脾气”的中国人身上,笔者看到了过去历史上民族英雄的点点滴滴。这些民族英雄的一个共同性格是:士可杀,不可辱。国破山河在,中国人的尊严--其实也是每一个有人格的人的个人尊严--更不能失。
现在有些政治观点急进的人对岳飞有非议,说他的“精忠报国”是愚忠。其实,多数民族英雄,都不是愚忠类型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态度。他们是“持不同政见者”,有的更被政府定为“反贼”。随便提几位大名鼎鼎的:文天祥,霍去病,戚继光,郑成功,张自忠,林则徐,邓世昌,谭嗣同 (这位谭嗣同君在本论题上特别值得一书,笔者计划另写一文)。这些人都对当时的政府不满意,甚至满腔悲愤。为自己的国家遭到蛮夷,倭寇的欺凌,痛心疾首。
但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文天祥年轻时,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而当国难来了,一介书生,却组织兵勇,力抗暴元,最后身陷牢笼而坚决不降,为后人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汗青照丹心”的千古绝唱。铁骨铮铮,英华盖世,成了有骨气的中国人的万世楷模。笔者也偏爱林则徐,林大人深痛国之沉沦,虎门禁烟,替中国人出了多大的一口恶气!“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瞧这话说的,何等英雄!
天空英雄气,千古尚凛然。 这就是民族气节。 不光是男儿,还有巾帼英雄,秋瑾,赵一曼。。。让奴才男人汗颜。
乐子悲愤过度,咯血,写不下去了。。。玩笑,哄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