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休斯敦 - 一个中国家庭在美国 （节选三 难忘的第一个学期 （二））

    老师将数据库考试的卷子改好了。

    可能是因为紧张，教室里一下子静得好像空气都凝固起来了。

    每个老师的考试风格不一样，这位印度老师喜欢量大。他出的卷子象一本小书。题目不难，可就是时间不够用。

    “我的题是不是给多了? ”老师问。他人还是挺和气的。

    “何止多，是太多。”他这一说，大家放松了好多。有几个印度人，声音叫得最高。我那悬在半空的一颗心似乎也放下了不少。不但如此，甚至还涌起了因好胜而引起的激动。

    “那，我下次注意。”数据库老师笑了笑，接着说，“这次一百分的题，最高分六十二，最低分二十六，平均成绩四十七。”

    老师的卷子还没发，我就傻了。那颗本来还在继续因好胜而升起的心也被他的话一古脑儿摔进了深谷。怎么可能呢？我不相信！那天考试，我没有觉得难，看了题就回答，几乎没停手也只做了不到一半。班里出一个尖子考出个六十二就够我自叹不如好一阵子了，我怎么会比平均水平还低呢？ 

    “季大姐，你拿了多少？”下了课，张敏从后面跟上来。

    “三十八，你呢？”我苦笑着。

    “不错！比我强！我得了二十六，倒数第一。他妈的，拿第一的是那位印度小子。”

    “不会吧？”我知道那些天他泡在计算机房里忙于编译理论课的作业，但还是希望他考得高一些。

    “真的，不骗你。不信，你看我的卷子。”他说着就往书包里掏。

    我摆了摆手。“张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其它课没考好，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可这数据库，我自认是有把握的。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为什么他们都比我们做得快？”

    “他们有考古题！”张敏愤愤地说。

    “什么？考古题？”我从来没听说过。

    “就是以前的卷子呗！他们那一帮人，注册前就打听好了，知道这老师出题，喜欢改头换面地在过去的卷子里这里抽几题，那里抽几题。”张敏一点儿不像我那么颓伤，“从现在开始，我要想办法搜集考古题。”

    我们正说着，赵屹过来了：“季大姐，编译理论的第一个作业发下来了。你的作业我帮你拿了，在我办公室里。”他们三位公费生都在系里当助教，有办公室。

    “算了，你就帮我扔掉吧！”反正那门课我已经退掉了，我不想再提那倒霉的大作业。

    “留着纪念嘛。成绩挺高的。总分两百五十，你拿了两百三十七。三条证明题算一百五十分，程序只占一百分。”他从来都是兴致勃勃的。说完又补充一句，“南韩的两位，还有老美都是没做完就交的。证明题，他们更没门儿了。你这门课真的退亏了。”

    “我退亏了吗? ”我反问自己。我以为没有把握的编译理论, 拿了高分；以为有把握的数据库，反而考了个低于全班平均成绩。我恍恍惚惚, 似乎一切都变得浑沌，理不清了。

    我觉得对自己不清楚是最可怕的了。所以, 我好害怕。

    害怕也救不了我。我必须花大功夫，练习做这位印度老师的考古题！我对这门课成绩的最高期望值已经从A降到了B，可张敏还雄心勃勃地想拿A。他说我们如果能够在下一次的考试中将老师的一本卷子全部做完，把那位印度小子给甩下去一截，我们就有希望。

    一个月以后，我们终于等来了第二次考试。

    可是，这位印度老师又发了神经！他第一次卷子出了一本书，第二次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样的难度，才给了五道题。最可恨的是那第五题，给了一个很规范的数据模型，问它有没有规范化？居然还正经八百地写道：“如果没有，请规范化。”

    我在那道题上狠狠地写下了一个“YES！（是的）”就第一个离开了教室。

    才半小时不到，我看看手表。这是我第一次从数据库的课堂出来不急着去上班。但是却不开心。真是个讽刺！

    张敏也坐不住了。我俩看看教室里还干坐着的同学们，不知道他们呆在那儿干什么？

    “张敏，咱们这门课没希望了。”我哭丧着脸。这门在我的心目中最容易对付的数据库却变得最伤我的心。我总觉得不对劲，在国内读书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期末的时候老师再同样来这么一下子，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季大姐，咱们去跟老师讲，要他期末题目出难一些。”张敏也耐不住了。

    “那不好！被别人知道要骂死我们的。”我也但愿老师将题目出难一些，可那样做对其他同学而言是不是太损了一点儿？

    “季大姐，你不想拿A了？”张敏反问道。

    张敏居然还盯着A！我说别做梦了。我们第一次考得那么糟糕，这回吧又来这玩意儿。我们拿A，只怕全班都要拿A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转眼就到了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跟张敏和胖子约好在图书馆三楼复习数据库。三楼是专供学生讨论用的，可以讲话。

    “季大姐，我找过数据库老师了。我希望他期末考的题能把大家的水平考出来。”张敏终于忍不住跟老师把话给说了出来。

    “他怎么说？”我急着问。坦白地讲，我跟他一样，心里也一直不平衡

    “他说他会尽力而为。”张敏又兴奋了起来。“你看！季大姐。”他说着得意地将一大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放，“怎么样？这就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来真格儿的行，考古也要考得比他们厉害。”

    我一看，好家伙！比我手上的一叠厚多了。全是历届考古题。

    “胖子呢？”我们正奇怪胖子怎么还没到，她从电梯里走出来。“数据库老师卷子改好了。”她手上也拿着考古题，说话总带着微笑。“老师说只有三个人九十分以上，平均成绩七十二分。”

    “什么？” 我和张敏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消息太重要、太令我俩兴奋了。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以至不像是真的)。我和张敏抛下胖子飞也似地往计算机系的大楼奔去。

    问老师怎么回事？他说，大多数学生都不相信最后一题给的模型已经规范化了。

    “啊哈！季大姐，他们一定是上了考古题的当了。”张敏兴奋地说。“咱们吃了一次考古题的亏，现在又占了它一次便宜，扯平了。”

    这门数据库投在我心中的阴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这恨考古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现在似乎有点幸灾乐祸。“这古考得好！考得妙！能考出真水平！”人高兴起来，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变的。

    我的自信实际上比数据库的第二次考试成绩公布要来得早。否则我真的要把自己逼疯了。

    那是我的另一门课，计算理论课。我喜欢这位香港老师的工作作风。我们的作业缴上去，他批改得很快，第二堂课就会发回来。

    他喜欢将大家的成绩公布在黑板上。反正学生也退得没几位了，花不了多少时间。这一次满分七十四，第一名七十二，下面是五十七，……,最后一个是三十九。题目的计分是按难易而定的。第一题才算四分， 最后一题二十分。

    我心里有数，我一定得了最高分。老师出的题目，要不就做不出来，做出来自己就可以判断是对的。

    “季大姐，厉害呀。第一被你拿了。”一下课，赵屹就来了。他学习好，最喜欢比成绩。说来惭愧，赵屹不知道内幕，那最后一道题我也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想出来的。

    两周前，老师布置了这个作业。

    题目很刺激人，像中学的几何证明，又像微积分中的求极限：既要严密的思维，又要那么一下子灵感，是我最酷爱的。可惜就是“难了一点”的前面还要加一个“太”字，“太难了一点！”

    一周过去了，八道题，才想出三道。张敏告诉我，K院来的那两位自费生做出了四道。

    题目太难了，谁也不好意思向别人讨取答案。记得在中学，我学初等数学，正碰上小哥哥复习考大学。他拿一些稀奇古怪的题给我做，有时候看我做不出，想给我提示，我都会捂着耳朵跑。

    “也许应该找一些参考书，多做点类似的题。手上熟了，灵感也就来了。或者从别人那儿得到一些启发，一个人冥思苦索会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我心里想着，头脑里便蹦出一个人来。他是不久前在书店里碰到的数学系访问学者。中国人碰到中国人立刻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亲情。那天分手时他主动说如果以后有数学问题，尽管找他。

    我把问题告诉他，还将我已经做好的三个题目连答案讲给他听。

    “这不是数学题。”他为难地说。

    “我知道啊。”

    他虽然没有给我直接的帮助，但是我解释给他的过程却帮了我的大忙。到交卷的前一天，我只剩最后两道题没有答案。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成绩不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经常帮助同学解答问题所至。解释的过程就是熟练的过程，帮助找错的过程就是避免自己犯错的过程。

    临交作业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上班。脑袋尽走神，没法从那刺激人的题目中离开。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灵感，把倒数第二题给想出来了。我兴奋地赶紧记下来，生怕忘记，还打了个电话去数学系分享我的喜悦。

    十分钟以后，他来了个电话，说：“你要是将解第三题的那个思路用到刚才的答案里就更绝了。”

    对呀！他的一句话惊醒了我梦中人。不但如此，我对倒数第二道题拿出了一个新方案以后，灵感再现，发现离最后一题的答案就只一步之遥。

    我很感谢我的计算理论老师，感谢他布置的作业。以前，曾经听说中国的数学家苏步清先生在进入古稀的时候，还亲自教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说是他那样做，是为了让大脑始终处于敏捷思维状态。这位香港老师就是这么训练我们的。他有很多时候，就是将书上那些带星号的他自己做不出来的题给我们做。待到两周缴卷，大家都没做出来的时候，他就宣布那道题不计分。也算公平。

温暖的意外惊喜

    情人节本来是青年男女的节日，但是现在的情人节已经升级成了一个“爱”字。所以，除了恋人和夫妻，朋友、同学（包括小学生）都可以送卡片、送鲜花相互表示。

    这一年的情人节是星期五。我没有课，上一整天班。那天忙的是在打字机上插计算机卡，联上计算机。这个办公室打印的表常常是一式多联的，所以需要用打字机。

    下午三点钟，黛比来找我。

    “季，波克博士在咖啡房里。他有话跟你说。你不介意去一下吧？”

    “喔，没关系。”我边说边跟着她往咖啡房里走去。心里却在嘀咕，波克博士平时不是这样大牌的。他若有事找我，通常都会亲自到我办公室来。

    通往咖啡房的走道静悄悄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走到门口，黛比像是出于礼貌，特地往后退了一步，让我先进。我把门推开，里面黑洞洞的，然后就突然听到一声大叫：“SURPRISE!(给你一个意外惊喜!)”灯也亮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一屋子的人对我唱起了生日歌。桌子上放着一盘巧克力蛋糕，蛋糕上点的五彩蜡烛是我的年龄。

    我愣住了，但一瞬间，马上明白过来。

    那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办公室里的人在谈情人节。“情人节总是2月14号吗？”我问他们。因为美国有些节日不是按日期，而是按星期的。比如感恩节，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是的，每年2月14号。”黛比告诉我。

    “那太好记了。我的农历生日就是二月十四。”说起生日，我尽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话匣子。我对黛比说：“中国人过生日要吃面条，象征着长寿。小时候过生日，我爸就会带全家人去震丰园酒楼或是一枝香餐厅吃饺面。那是我们家乡最有名的面馆，那儿的饺面是人工压出来的，可薄可香了。”

    二月十四是我的农历生日，我护照上的生日可不是那一天。

    “你有多大了？你有多大了？你有多大了？你有多大了？”大家还在起劲地一边拍手一边唱。我可要跟老美学一学，开个玩笑，于是我唱道：“我太老了所以不能告诉你们。我太老了所以不能告诉你们。我太老了所以不能告诉你们。我太老了所以不能告诉你们。”

    “别急，先许个愿。”唱完歌，我正要吹蜡烛，黛比拦着我。

    我许了一个愿。

    许的愿是不能告诉别人的。否则就不灵了。

 恶作剧

    每年春季期末考前，理学院都要举行一次野餐。这也是学院的秘书们显身手的时候。

    队伍排得很长，吃的东西却很简单：热狗、煮红豆、炸玉米片、辣椒酱等。饮料的种类倒挺多的，除了外面直接买来的，他们还自配了一种：把冰淇淋、果汁酒和雪碧搅在一起，味道不错。

    我小的时候正碰上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大概是那段时期玉米吃多了，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老美那么喜欢吃玉米：爆玉米花、煮玉米、炸玉米片、玉米油、玉米糊、玉米饼、玉米淀粉、玉米小松糕……还有那种他们称之“年轻玉米”的罐头，就是尚未长粒的小玉米芯。后来我遇到一位美国人，他每天以爆玉米花为午餐。我非常好奇，他告诉我玉米里面的脂肪含量几乎为零，很适合需要节食减肥的人。他这么一解释，我倒不敢用玉米油了，因为我太瘦了。

    饭后有各种活动，化学系的学生想出个恶作剧，他们带来一叠漫画头像，让人们挑了挂起来当靶子打。排了一长溜，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学生。

    “打你的鼻子！” 一位老美学生一边射一边叫。他还真打中了鼻尖。队伍里的，还有周围看热闹的，都欢呼起来。

    “我们系的这帮人最讨厌了。”我正在那儿欣赏他们的准头，化学系的小李过来说。“他们最恨Q博士，所以你看这一张已经被挂过好几次了。”

    “什么？都是你们系教授的头像？”我还以为是战犯之类的“人民公敌”呢！“难道这也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不敢恭维，默默地走开了。

 庆功宴

    做了一桌菜，慰劳那一帮叫了我一学期季大姐的年轻人，还有我的校友陈菁夫妇。

    与其说我主动请这批小伙子，倒不如说是他们跟我噌饭吃。三位小年轻好像是通了气一样，轮流在我面前嚷嚷，说他们自己做的饭如何如何难以下咽。

    “季大姐，我们现在都不做饭，在学校食堂里吃。”那是期末考试前一个月，他们告诉我为了全力以赴准备考试，订了一个月的包伙。

    美国饭，让我吃一顿可以，吃一个月可吃不消。看他们这个样子，便会联想起我的亲弟弟，这一顿饭一定要让他们吃饱喝足。

    “季家凰，什么时候买的桌椅？”陈菁一眼就发现我的客厅里多了几件家俱。

    “今天早上。是在庭院拍卖上看到的。桌子十美元，四张椅子一共十美元，贵不贵？”美国人喜欢在周末将家中不需要的东西放在门口卖，通常很便宜，只是为了好玩儿。

    “太合算了。哪天，你要是在我先回国，原价卖给我。”

    “这才合算呢！” 我指指旁边的沙发，“不要钱。楼下搬家，送给我的。”

    边吃边聊天。“刘庆平，你当上学生联谊会电影放映员了？”

    “是啊。我的师傅毕业了。我接班。”庆平得意地说：“明天晚上八点钟，大家都得去。”

    在国内当学生时，我是有了名的不看电影。可是现在不一样，不管放什么片子，别人心目中好的、烂的，我都不介意。身在异乡，看中国电影成了我慰藉想家心灵的一种手段。电影散场，还可以跟朋友打招呼说两句话，去掉不少孤独感。

    接着的话题是汽油。“最近汽油价钱降得厉害。”是谁先开了头。

    “记得我一月份刚来的时候，1.20美元一加仑。我那时还挺高兴，到底是能源之都，比奥斯汀的便宜。”

    “前天加油，只要82美分了。” 

    “就是这一个月降下来的。”

    “你们谁想开车旅游的，趁这会儿走。”

    “学校北面那家今天卖78美分。”

    “比水还便宜。”

    “我们系老王最逗了，他建议大家加油都不要加满，因为一天一个价，天天跌。”

    “哎！你们有没有考虑搬家啊？”石油不景气，休市的许多人被解雇外流，好多公寓租金又降价了。

    “公寓老板当初只给签半年合同，指望半年后经济会好转，没想到算盘打错了。”

     就在我们为石油价格下降、公寓以特价吸引房客而高兴的第二天，我得知办公室秘书的丈夫被公司除名的消息。她的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已经升到了经理一级。可是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将裁员的对象主要面向工资较高的阶层。

 各奔东西

    “季大姐，利害！4.0啊。”我正准备去看期末成绩出来没有，赵屹已经代劳了。

    美国评分系统，A算四点，B是三点，C、D分别为两点一点。

    数据库老师给了三个A。除了张敏和我，还有一位印度人。他期终的考题，又出了一大本，我估计跟张敏向他提出的要求有关系。

    计算理论，老师给了四个A，就是他们三位年轻人和我。而且我们都通过了那个领域的博士资格考试。

    我问赵屹K院来的两位怎么样，他说通不通过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他们俩没拿到下学期助教的位置，期末考一结束就往纽约去了。他们说那儿餐馆多，好找工作。

    天晓得，昨天化学系小李还告诉我，说他纽约的同学考试一结束就开过来了。说是那儿中国学生太多，工不好找，只好到这儿来碰运气。

    南韩的几位也没通过。人们都说美国的博士与硕士相比要难很多。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博士资格考试竞争太厉害。

    痛苦的、奋斗的、折磨人的一个学期终于过去了。不要说是拿了两个A，哪怕是B、是C呢？我都会十分珍惜。它们与我在国内得到的高分，无论是轻轻松松到手的、还是付出代价取得的，不能比，也没法比！

    因为，它们的初始条件不一样。前者就像是在妈妈的呵护下捧出来的，而后者却像是孤军奋战拼搏出来的。